大嘴多舌：
所谓的梁山精神，有替天行道，有快意恩仇，有不屈反抗，有伸张正义，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血腥嗜杀，有理性追求，还有感性冲动，这些加起来，就是对中国下层社会影响相当深远的复杂的梁山精神。
水边的故事“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武松武二郎……”这段子几乎成了山东快书的招牌。
武松是个英雄，但梁山上还有许多英雄，武二郎只是其中的一员。在细评这些英雄之前，大嘴先总体地说说《水浒》：
汇聚有关水浒的无数种观点，大嘴私下认为最为可信的说法是这样的——《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作者是施耐庵，主讲的是一帮江湖好汉啸聚山林的故事。
呵呵！没什么创新是吧？！这说明英雄所见略同啊！认真一点说：它的版本很多，所载故事也长短不一。依据最完整的故事架构，《水浒传》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以宋江、李逵、林冲、鲁智深、武松、吴用等主人公为主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在各地受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梁山诸人（书中有所解释）的迫害之下，纷纷集聚在“梁山泊”这个有山有水易守难攻的地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并形成了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团体，与贪官（高俅、蔡京等）、土豪（祝家庄、曾头市等）、官军（宋军）相对抗，后又与乱贼（方腊）和起义军（田虎和王庆领导的义军）和外国军队（辽军）相对抗。
梁山军事集团刚成立时，山头上汇聚了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虽然他们也干过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但在宋江宋公明同志的领导下，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宋朝朝廷心想了：你“替天行道”，那我是干什么的？就看它不顺眼，非大兵诛之而后快。于是就派遣了政府军队加以讨伐，却一一吃了败仗。这时候，宋朝面临着外国入侵及各处强盗或起义军作乱的困境，于是，便用“招安”的方式，收编了梁山泊的人马，要他们为统治者效命。宋江率领梁山的兄弟，先是征讨敌国大辽，然后平定了田虎、王庆的叛乱，建立了很大的功劳。最后，他们奉命被派去消灭在南方作乱的方腊，经过了几十次惨烈的战争，虽然平定了乱事，但梁山上的兄弟，也都牺牲得差不多了；而立了大功，侥幸生还的少数英雄，却也在奸臣的陷害下一一丧生。
大嘴认为：《水浒传》写的是英雄的悲剧，虽然梁山上的未必全是英雄。在这本小说中，“义”与“忠”是小说的两大主线，书的前半部分在刻画各个富有生命活力的英雄的同时，赋予了他们“义”的精神，主讲英雄们用“义”的力量团结起来，对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后半段则企图以理性化的方式，将英雄们的力量，导向于效忠朝廷，为朝廷奉献牺牲上面，也算做到“奉献”了，最后却也“牺牲”的差不多了。
实际上，在英雄们的生命中，“义”与“忠”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而“义气”
的本质，势必与既定的法律和其它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更何况“忠”字背后隐藏的诡计阴谋与权力斗争，也绝非这些草莽英雄所能承受的。
悲剧的收场，正是这英雄好汉们所注定的归宿。
所谓的梁山精神
一部《水浒》传载千秋，一群好汉聚于梁山，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水浒演义，让后人品评不休。那么梁山精神是什么呢？
大嘴认为我们只能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去看这种精神，因为它有替天行道，有快意恩仇，有不屈反抗，有伸张正义，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血腥嗜杀，有理性追求，还有感性冲动，这些加起来（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侧面），就是对中国下层社会影响相当深远的复杂的梁山精神。
《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是英雄好汉的传奇故事吗？《水浒传》所写的一百零八将难道都是英雄好汉？还是强盗多一些？
《水浒》以官逼民反为创作基础，用“大宋宣和遗事”为蓝本，讽刺封建时代政治败乱的现实，写出了英雄们一幕幕威武雄壮、豪气干云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栩栩如生。金圣叹老先生评《水浒》有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可见人物状写神态活现，为水浒传的特色，故事铺叙精彩紧凑，创作内涵丰富深刻，也是本书值得称道的成就。
所以小时候读了《水浒传》后，大嘴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英雄们的豪情壮义，仗义疏财，想必你也和大嘴一样。可长大了再看，就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
先说智取生辰纲。可以说智取生辰纲是水泊梁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开端。这七条好汉的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但是好汉们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吗？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命”？
结果显然都不是。你看那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生辰纲，而后大概经过一次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大旗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这些好汉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一些史学家说《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事情，大嘴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好成立的，会带给人太多的疑问，宋江起义是发生过，可较之《水浒》一书所载之事，可就是千差万别了，作者只是借宋江起义的事情，杜撰了另一个全新的故事，即国人皆知的《水浒》。
阅读之心
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一种心灵撞击，如果作品激活了读者心底的某些东西，读者于是在阅读中得到某种情绪的释放，获得某种快感或者说是麻醉。
在西方国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书应当是《圣经》了；而在中国，大嘴认为对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书应该是各种通俗小说了吧，如四大名着，《封神演义》、《西厢记》等等。
小说是一种民间更容易接受、更受欢迎的文学形式。由于通俗小说的故事更以戏剧、说书等等其他形式传播，其影响是更加广大了。说到武松、关公、姜太公、孙悟空，中国人中即使是从来没进过学校的人也必能侃侃而谈。
《水浒传》之所以在中国八百年流传不衰，大嘴认为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一切，和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可能有太多的契合点，我们大概不能找出一本对中国人影响超过《水浒》或《三国演义》的其他小说。
清末民初大学者梁启超写过一篇叫《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议论中国社会中流行小说对群众影响之大。梁启超对中国小说有很高的评价。胡适之、鲁迅等对小说研究也很推崇，胡适对《三国演义》很赞赏，鲁迅则有《中国小说史略》
等研究着作。但奇怪的是，近代与当代的中国学院派文学评论家，反而只推崇高雅人士才会欣赏的西洋小说，而对大众所欢迎的作品却持一种贬低的态度，似乎读者越多的书，价值反而越低，这让大嘴有些闹不明白。
同时这也是一个争论了很久而没解决的问题。其实，真正的文学作品、好小说的评判者不一定是文学评论家吧，有一部作品能传了几百年仍为百姓所喜爱，本身就证明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水浒传》流传数百年而历久不衰，它主要的魅力在于对不公正的欺压奋起反抗，因而令人心大快。
据说，《水浒》起源于金人占领区中的民间传说，由于抵抗侵略者以及腐败官吏、土豪劣绅的欺压，平民武装起来，暴力反抗之余，不免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这就是中国的谚语所说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就是起源于此。许多人也是走投无路才上山为“匪”的！
《水浒传》这部书对落草为寇的强人有很大的同情心，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作了同情与认可的描写，叙述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压迫，不得已而被逼上梁山。然而书中滥杀无辜、挖人心肝等等场面，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未免过于残暴。强盗匪徒从中学到讲义气、慷慨互助等美德都是可能的。但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汇集民间的传说与愿望，写成《水浒》，也反映了金人占领区中广大人民的心意。
对于那些受官府欺压的平民百姓，只要“土匪”不伤害他们，而能劫富济贫，他们就会对这些落草为寇的人抱着同情心。但滥杀无辜就是非人道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心仪的该是真能除暴安良的豪杰，也就是那些能锄强扶弱的英雄。
《水浒》讲顺民变暴民，但暴民最终被招安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底层社会的生存百态和谋生智慧；而《三国演义》则是讲权谋讲机变。这两本书影响华人乃至东亚其他民族，把《水浒》当成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着作来看。就能发现它和《三国演义》都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的国民性。
重新思考历史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若借着《水浒》这个标本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那么《水浒》中所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国民本质。
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眼光看《水浒》，在阅读中感悟出些什么。也应该是见仁见智了，自《水浒》问世以来，这种阅读状态应当是最普遍的。普通人看《水浒》
会觉得好看、痛快，这种简单的感受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最本质的阅读功能：阅读从来不是像外科大夫那样去解剖一个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则索然无味。
对中国人而言，《水浒》能最大程度地提供这种功能，那么就必须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来作解释，才能真正看出我们的国民本质。
评《水浒》要出新意确实很困难。但一部小说问世后，受到了那么多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国人关注，从达官显贵到引车卖浆者之流，从博学鸿儒到穷乡僻壤的酸秀才都愿意对《水浒》说上几句，这个社会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
是忠义，还是诲盗
宋江的思想左右了梁山的发展，也使读者对《水浒传》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身为梁山首领的宋江究竟在想些什么？是每一位读者都想知道的问题。大嘴在此与读者共同探讨一下。
从晁盖劫生辰纲而上梁山，到宋江举义同官军对抗，再到受招安，再到毁灭，梁山上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兼备领袖头脑和气魄的宋江率众屡败官军，却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呢？上梁山前后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招安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招安？《水浒》的确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谜。
大嘴汇总许多观点：认为主要的看法有两个。
第一是忠义说。
忠义说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是忠义思想，它通过一百零八条好汉上梁山的经历，以及受招安，最后悲剧性的结局，无不体现了“忠”和“义”？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所以他的忠义思想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
第二是诲盗说。
诲盗说出现在李贽以后，诲盗说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这个观点出现在明崇祯十五年，这时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朝灭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有一个人叫左懋第的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他认为是《水浒传》教坏了百姓，让他们做强盗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占据了梁山，当时政府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因为梁山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隋代以后，运河是国家的一条生命线，叫做漕运，而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随时可以打劫运河里的船只。
左懋第在奏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说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盗以它为榜样，从而使天下大乱。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遂将《水浒传》
这部小说当做禁书查封了起来。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时，从艺术上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是否定态度的。因此他才出了一个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这样一个版本。
梁山的山大王
王伦遇到林冲
梁山泊这山寨最初是何人开辟，史无可考，大嘴当然也不知道。据《水浒传》
所记，最早在这里占山为王的，是绰号叫做白衣秀士的王伦，他手下还有杜迁、宋万、朱贵三位头领，啸聚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真个是一帮快活的土匪。
平静的事很快就不平静了。因为豹子头林冲来了，他拿着小旋风柴进的介绍信来要求入伙，这水边的故事就开始新的发展阶段了。
柴进过去于王伦有恩，现在也还有财有势，应该说这林教头拿的是一封很硬的介绍信。就说以林冲的名气和本领，愿意来入伙，按常理推想，应该也是很受欢迎的。像山寨做联络工作的朱贵同志，一见到是鼎鼎大名的林冲同志，就说：
“既有柴大官人书缄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朱贵不当权，他怀着增强山寨实力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以为应当欢迎林冲。可谁知山大王不这么想，王伦是当权者，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怎样才不致损伤他的权力和地位，所以对于林冲要来入伙这事就不能不考虑考虑了。
这王伦同志就想了：“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于是他想方设法推脱，甚至提出了一些近乎于羞辱人的条件，叫林冲积下了一肚子的怨气，最后也没能阻挡林冲入伙。
这林冲同志一入了伙，王伦的权力基础就受到了威胁，可是一时还是相安无事。因杜迁、宋万、朱贵是山寨的旧人，林冲本事再大，也孤掌难鸣。所以就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等到晁盖吴用一伙劫了生辰纲投奔山寨的时候，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就立刻打破了。
林冲火并了王伦，梁山的山头上没有了山大王，只得重新排座次。晁盖同志众望所归，成为新的山大王，林冲在晁盖吴用公孙胜之后，坐了第四把交椅。这样的排列，反映了当时的实力对比，说不上是谁的谦让或者谁的僭越。设想一下，假使王伦一开始就采取欢迎的态度，林冲没有了借口，这一天的火并当不致发生，但也不过是把矛盾的解决推迟若干时日而已。因为山寨里只要有了晁林联盟，王伦的力量就处于下风，他们迟早会要夺取山寨的最高权力，这一点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最后解决时也许会采取稍微温和一些的手段。
晁天王与宋公明
比起王伦时代来，晁盖时代的梁山泊气象是大不相同了。入伙的英雄豪杰越来越多，重要的领袖人物宋江也上了山头。在晁盖和宋江的带领下，这一伙人是越来越像那么一回事了。
后晁天王率一支人马攻打曾头市；留下二把手宋江保守山寨。可曾家的教师爷史文恭毫不留情，一箭射中晁盖那天王般的面庞，还用了一支毒箭。可怜晁天王英雄一世，就此不治身死。他一死，梁山泊就出现了权力真空，那么谁来填补这真空呢？谁才配坐这梁山大王的第一把交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