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要去做导演呢？
陈果：中间当然有很长的过程。我们说人是有先天性和后天性的，先天性是说我们读完中学读大学，大学要去读电影专业，这就是先天性去建立你的兴趣。后天性是你在工作中慢慢受到启发，启发你的创作力和潜能，我就是后天性的。这个跟整个电影工业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当时有很多新人有机会去做导演，当时我就觉得：“哎，我旁边的那个傻A做了，前面那个傻C也能做，如果我自己做也行吧？”于是在某种理念的急速刺激之下，就慢慢地想我也能做导演。人家有这个机会给你做，你做不做，当然去做！所以我也是很偶然地就成了导演，做了之后觉得，导演不过如此，拍电影很容易。但是，拍好的电影很难，但你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拍成了烂片。
问：很有趣的经历啊。
陈果：对，就是这样，事前也没有太多铺垫，因为各人的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就想当导演，但对于香港来说，很多人是从工业里面慢慢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如果在美国或者海外读完电影专业再回来，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做起的，慢慢做导演的，比如吴宇森，百分之八九十的导演都是这样。
问：当时是什么机会让你执导处女作的？之后命运如何？
陈果：这是很偶然的事。1990年我策划的《何日君再来》拍完后，外景地有条街，美术做得很好，如果你不拍电影别人就拿来用了。嘉禾就决定立刻拍一部小制作的影片，这就是《大闹广昌隆》。以前做副导演的时候，怎么样指挥啊，安排啊，都没有正式去想，甚至连去做导演这种想法都没有，偶然的一个机会把你推上这个断头台，要么是生，要么是死。做导演，拍得好就可以延续，拍不好就重新来过。其实我还有一部电影没上，叫作《五个寂寞的心》，是一部青春片，1992年拍的。偶尔你会在卫视的电影台看到，它也算完整。当时改编自香港电台的一个广播栏目，倪震主持的，讲青春男女的爱情故事，很受欢迎。拍完之后也觉得这种电影再拍下去很难有什么作为。感觉如果还是这样做导演，还是做不了一个好导演。《大闹广昌隆》拍完3年后上映，票房不是很好，但评论很好，总算得到一点儿安慰。拍完《五个寂寞的心》后真的是不想拍了，做导演工资也不高，我宁愿做副导演或策划，薪水还高一些，我当年算高薪一族。
问：我们看到《大闹广昌隆》并不是你自己编剧的。
陈果：《大闹广昌隆》的教训是剧本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控制权。当时也没有自己的想法，香港哪有人想去拍个人表达的东西？但我有个好处，我以前也放过很多艺术电影，我比同年的导演看过更多不同类型的电影。
问：你的电影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
陈果：20世纪60年代，日本导演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很年轻，像大岛渚等日本新浪潮代表，他们的电影成本低，反映很多社会现象问题，我的选择有点儿像他们。到现在，不管是非主流还是商业，好看的电影都是好电影，好看的电影都是成功的，我都欣赏，我跟一般观众没有两样。
问：对青年导演有什么想说的？
陈果：只要剧本好，你导演再差，拍出来总差不到哪里去吧。当然了，我也听说现在内地有些电影是剧本很好，但导演实在太差，拍出来还是很烂。年轻导演们，你们要获得成功，不然的话，很难得到下次机会。
成功当然能评判出来，就跟你拍电影一样，你一看就知道好还是不好了。前些时候的《刀见笑》，你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我看有很多人把它骂得一塌糊涂，但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导演有锐气。当时我看完，去和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说，你应该把这部电影重新剪辑一下，我觉得中间拍得不错，但是开头和结尾都不好。这部电影福克斯也买了版权，但是很多人质疑。不过导演乌尔善因此获得认可，所以得到了拍《画皮2》的机会，你说这个导演是不是成功了呢？多少人很难获得拍几千万大制作的机会，而且班底这么好，眼看着也成功在望了。
导演简历：
1959年生于中国广东，10岁时跟随父母移居香港至今。
1993年，独立执导处女作《大闹广昌隆》。
1997年，执导《香港制造》，获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奖。
1998年，执导《去年烟花特别多》。
1999年，执导《细路祥》。
2000年，执导《榴莲飘飘》，获第3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
2001年，执导《香港有个荷里活》，获第3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
2002年，执导《人民公厕》。
2004年，执导《饺子》。
2009年，执导《不许向上看》。
2013年，执导《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
【杨劲松/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