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并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纳其使者，同时，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
强硬的对夏政策，在赵顼死后，终于开始松动。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尽管人心转向，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但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
儒家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人之言。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改变他的政策，不仅会触怒反对者，便是那些支持者，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来，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这无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这么做，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许多士大夫，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反复无常、背叛赵顼的小人。
于是，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前者加枢密副使，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封武功侯。
说是安抚也好，说是贿赂也罢……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对于李宪倒不必担心，他自然会心领神会，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在意功名利禄，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区区一个“枢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论怎么样，做了总好过没做。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诸于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份的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
石越与司马光已经达成共识，此时赵顼虽然病逝，局势发生变化，但这个共识并未改变——司马光支持石越略显激进的挽救交钞计划，而石越则支持司马光的战略收缩政策——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证的全部含义。如若一直是两北不靖，西南不宁，只怕王安石亦不会有心思呆在杭州，搞什么盐债和封建。
老天似乎并未完全抛弃石越，在向西夏悄悄的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从益州也终于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高遵惠与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城几十天后，于熙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入伏虞县城，平定了所谓的“陈三娘之乱”。
虽然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高遵惠与陈元凤搜了三天三夜，将伏虞县翻了底朝天，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在石越看来，这到底不过是一次不光彩的镇压。但胜利始终是胜利，哪怕是不光彩的胜利也要远远强于不光彩的失败。这个胜利，对于稳固益州的局势，甚至是振奋汴京的民心士气，也是有利的。
不过，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与这份捷报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一份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冯京告病的奏折。
顶着“知枢密院事”头衔，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冯京，平心而论，虽然他亦不过是个太平宰相的料，但其处理庶政之能力，原亦是可以信赖的。但是，在汴京十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损害了冯京的身体。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长途跋涉，加之不太适应成都的气候，竟然令得冯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根本无法理事。
这对于石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益州目前的局势，依然还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镇，而冯京无论资历、能力，以及与石越的关系，都是理想的人选。如若冯京告病，则石越不仅要为新人选伤神，对益州路的控制权更可能因此落到旧党手里——司马光已经在给高太后的表章中，暗示了不惜代价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而高太后听政数日，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伏虞县的胜利，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无用之地”，他再无它虑。但是，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熙宁归化”，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从地图上看，西南夷叛乱的区域，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
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冯京在奏折中竟然大力推荐陈元凤——若据冯京所说，则陈元凤不仅有出众的洞察力，且处事果断，极具魄力。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期间，亲自在附近各州县、村镇覆查案件，接受百姓告发，断案公正，极得民心，更是趁机查出一些州县胥吏在赋税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情弊，帮百姓减免了不少赋税。不仅如此，他还从军粮中分出粮食，赈济百姓；迫使当地的富户豪强降低佃租；雷厉风行的打击拒收交钞之事……正是因为陈元凤的这些举措，使得当地民心迅速转向。高遵惠与陈元凤率领的，都是些未经战阵的厢军、乡兵之类，虽然陈三娘的乱党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但他们据城而守，这些厢军、乡兵若要强攻，原也未必讨得了好去。但陈元凤的举措，被故意传进城中，却使得围城中的民心动摇，不断有人偷跑出来向官军自首，最终高遵惠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攻进城中……
不仅是冯京，连高遵惠的奏折中，也对陈元凤大加赞赏，将全部功劳推到他身上，可见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石越以前一直没怎么把陈元凤这个“布衣之交”当回事，但自从陈元凤到益州后向吕惠卿反戈一击，石越便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石越不能象范纯仁一样，做到君子坦荡荡，对他全无成见；更不能象李敦敏一样，总以用善意去想别人。陈元凤是一个他有点捉摸不透的人，此人虽然尚无资格成为他的对手，但石越却也无法放心将益州交到他的手里。
然而，无论石越喜欢与否，他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他真正的、可以放心的，又有资格节度益州这样重要的地区的朋友本就不多，而苏辙等籍贯在川峡的官员，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担任长吏这样重要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石越几乎找不到“自己人”可以去益州。
“相公别无选择！”虽然在称呼上有所改变，但潘照临刻薄的语气，尖锐的用辞，却没什么改变，“要么做个顺水人情，无论司马光选中谁去益州，无非便是将西南夷视为化外之地，来个眼不见为静。只要在益州的军队撤回，休养生息几年，益州便能恢复过来。没了西南夷的麻烦，境内群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朝廷也丢了个大包袱，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开销。益州原本就与别处不同，当地原本是铁钱区，对纸币亦较为接受——只须依样画葫芦，干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铜钱、铁钱，管好几条出入通道，在外面交钞不稳定时，再在本地交钞上加盖一个印章，规定只许在益州境内流通，禁止其他交钞出入蜀境，保管益州钞法、物价，迅速便能稳定下来……”
石越不由得在心里苦笑，潘照临虽然不太懂食货之术，但他的洞察力却的确是高人一筹的。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确非常特殊，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的运行，对外界几乎无欲无求。这也是当地此前能够成为独特的铁钱区的缘由。而且，潘照临所说的办法，此前司马光也的确曾经向石越流露过！
这对益州还真不是个坏办法，用惯铁币的人们，对交钞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宋朝此前的铁币，除了这种货币是用铁铸的外，也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不仅铁钱的面额经常高于它的实际价值，盗铸铁钱也泛滥成灾，更糟糕的是，盗铸铁钱的技术难度，甚至远远比盗印交钞要容易——交子最先诞生于蜀地，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石越甚至也不必为蜀商们担心，对于如何应付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币制，他们的经验可远比石越丰富。
但石越对这个方案不太待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追求的目标，是将大宋朝各个亚经济区域更好的融合起来，而不是谋求各个地区的经济独立与分裂。宋朝政府此前容许铁钱区的存在，还可以用它一直受困于铜钱的钱荒、铸造铜钱成本过高等来做为借口，石越却不知道他应当拿什么来做借口！
难道益州是个占领区么？连纸币也要另外发行！
但潘照临却无意顾及石越的心情。
“要么，支持一个新党去益州，便当再送给王安石一个人情。此人自然不能是吕惠卿的党羽，但新党不论是谁，都是支持大行皇帝开疆拓土的。即使朝廷有意放弃西南夷，他到了益州后，多半也要唱反调。不过，新党的人将如何恢复益州的元气，那便没人能料得到了……”
“先生以为司马君实会答应让个新党去益州么？”石越没好气的说道，“他恨不得明天便下令和西南夷议和，后天便颁令撤兵。那地方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那相公不妨去大相国寺烧香，盼着王厚与慕容谦赶紧打个大胜仗——这亦算一法。”潘照临面无表情的说道。
“要烧香有用，我每日烧一车香也成。”提及此事，石越更加气闷，“王厚与慕容谦在汴京的时候倒是信誓旦旦，可花了这么久时间，只打过一次胜仗——何畏之率五十人偷袭一个叛部，斩首十二级，此外便是高遵裕收复了一座泸州空城——我要拿这个‘战绩’去和西南夷谈判么？！”
“那也比吃败仗强。王厚与慕容谦至今没吃过一次败仗。西南夷到底是在本乡本土打仗，从二人的奏报上看，慕容谦几次率兵进剿，都是无功而返——西南夷中，亦有善战之人。他们多半听说过王、慕的威名，只要他们率大军进剿，哪怕丢了老巢，也不肯与他们交锋。但只要官兵一退，他们立时便又呼啸而返。二人一面稳打稳扎，一面借助何畏之的关系，暗中与叛乱的夷种联络，以图分化打击，这确属上策。只不过……”
“只不过等他们令那些头人信服畏惧，司马君实早已下令招安了。”石越心里虽然知道王厚与慕容谦的做法无可指摘，但越是这样，他才越是郁闷，他已经写过密信给王厚与慕容谦，向他们说明了朝中的形势，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石越期盼的消息传回来。
“相公既然已经知道这些路都走不通，那相公以为自己还有选择么？”
即使不去看潘照临的表情，石越也知道他此时脸上的嘲弄与讥讽。潘照临与他说话，从来都是如此，绝不会特别给他留情面。石越几乎有点恼羞成怒的感觉，但是与以往一样，他心里其实很清楚潘照临在说什么。
不是永远都有最好的选择。大多数时候，你都必须接一些令你感到反感的选择。这一点，即使你贵为尚书右仆射，亦无例外。
“陈元凤比任何旧党官员都好打交道。”
石越“哼”了一声，“但他绝不会和我打交道。”
“那是因为他够聪明。”潘照临的语气中甚至有赞许之意，“和相公打交道对他没半点好处。陈元凤向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司马君实如何想，范纯仁对他的好感却是溢于言表。二人在伐夏之时，便已有交谊。依我之见，相公只要能和范纯仁打交道便可。”
“先生之意是……”潘照临的暗示，是石越从未想过的可能。但是，石越对潘照临这方面的判断，却有完全的信任。
潘照临轻轻点了点头，“不管范纯仁如何想，是真以为陈元凤是识大体、知大义的真君子也罢，是得罪了新党，与相公又有旧怨的孤魂野鬼也罢……总之，范纯仁既不必担心陈元凤不站他这边，亦无须怀疑他的能力。而范纯仁看起来，也越来越不象是个迂腐的人。”
“至于陈元凤，他只是相公的敌人，却并非相公的威胁。相反，他既然做出了对吕惠卿反戈一击的事情，不论他真心还是假意，只要他还有野心，便也只好去当君子。不过，若是他想讨好司马光，那便会唯司马光之命是从……”
石越冷冷的打断了潘照临的话。“陈履善若只有这点野心，便做不出对吕惠卿反戈一击的事来。”
潘照临笑了笑，“我若是陈元凤，亦会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孤臣——惟有如此，才能迎得司马光、范纯仁的尊重，甚至是太皇太后的赞许……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陈元凤既要迎合司马光，亦要显出自己有坚持的一面来。若是这与众不同的一面，恰好又是范纯仁所期望的，那自然更是一举两得！”
结束与西南夷的战争已经势在必行。但范纯仁也许可以说服司马光不要那么着急，可以马上开始撤军，但不必马上结束战争。再给王厚与慕容谦们争取一点时间……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事任命将与石越关系不大。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影响到石越与司马光的关系。
“要阻止冯京告病。不妨便让他判成都府，在成都养病。陈元凤依旧做完他转运判官的任期，朝廷不再派转运使、副过去。以不变应万变……”
潘照临的话没说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石越方一怔，便见侍剑快步走了进来，抱拳禀道：“相公，出大事了！”
4．
当石越急匆匆赶到待漏院时，赫然发觉，除了韩忠彦与“至宝丹”外，所有的宰臣，竟然全部到齐了。此时外朝还在丧期，所有的人都穿着丧服，每个人的脸色都表情严肃，不发一言——待漏院的气氛，从未如此的紧张过。
没有人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事情会突然失控！
三十七名参加省试的贡生，身着丧服，击响登闻鼓，在登闻鼓院外痛哭，联名上书，痛斥韩忠彦不忠！
他们直指石得一之乱，乃是为了迎立雍王！痛骂韩忠彦只问狐狸，曲护豺狼，是为了迎合高太后，希求富贵。说他为子不孝，为臣不忠……并且要求高太后大义灭亲，诛乱臣贼子，以安天下！
但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目瞪口呆——韩忠彦竟然毫不避嫌，直接派兵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然后自己进宫请罪！高太后悖然大怒，斥责这三十七名贡生“妖言惑众，离间君臣母子，于大行皇帝大不敬”，令开封府严加讯问，追查有无幕后指使！
这又是一桩大宋朝从未有过之事。
更糟糕的是，这三十七名贡生中，有十名白水潭的学生，七名太学生……从侍剑的禀报中，石越才知道，原来白水潭与太学这些日子中早有类似的流言，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些贡生竟然会跑出来打抱这个不平！
开封府中，因为谣传雍王与叛乱有关，看到赵颢一直“平安无事”，那些因为皇城司叛乱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心中早有不满。对大行皇帝的怀念与爱戴，伴随着这种不满的情绪，在这个时间，很容易就能转化为对小皇帝孤儿寡母的同情……白水潭与太学的士子牵涉其中，势必令局势更加复杂！
石越心里面很明白，待漏院里的每一个宰相也都很清楚，汴京百姓的怨气，可还不止这一桩两桩，若然在这里引爆的话，关于交钞、物价，种种怨气，便会全部从这个口子冲出来……
石越又想起自己的封建大计，心里面更是五味杂陈。
内东门小殿。
殿中早已摒退侍卫，珠帘后面，高太后坐在御座上，陈衍等几个心腹的内侍侍立两旁。珠帘之外的殿中，只有韩忠彦一个人。
高太后铁青着脸，望着站在下面的韩忠彦。
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只有这么一个弱点——她最疼爱的儿子赵颢。但便是这一个弱点，竟然屡屡被人用来挑战她的权威。她绝不相信这件事情后面没有阴谋——即使这些士子年轻气盛，亦绝不会傻得只凭流言，便做出这种蠢事。
这是高太后无法理解的愚蠢。
侍立在殿中的韩忠彦显得平静，仿佛他根本不曾被卷入这场风波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