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有立场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是中立。
——《汴京新闻》评论员
王安石给皇帝见过礼后，抬头看见放在御案上的报纸，又看了石越一眼，便知道皇帝和石越肯定在谈论《汴京新闻》的事情。
石越给王安石行过礼，站到一边。赵顼笑道：“丞相此来，却有何事？”
“陛下，臣是为了这《汴京新闻》而来。”
赵顼笑道：“这倒巧了，朕刚刚就和石卿在说这事。石卿将刚才的事向丞相说一遍吧。”
石越应了一声“是”，便又将之前讨论的事情，和王安石细细说了一遍。
王安石听完，皱眉道：“陛下，臣以为定下条例管制，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任由他们这么非议朝政，只怕终有一天，朝廷大事，要受流俗影响。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些人公然点评朝政得失，虽目下看来无大不妥，但长久看来，终会有隐患。若要议订条例，应当在条例中严厉禁止此等事。”
石越始终是想维护言论自由的，见王安石这么说，不由急了，连忙说道：“陛下，臣以为丞相所虑，虽不无道理。但治国之道，当刚柔相济，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况且士民与天子，若连为一体，则国家昌盛，若互相猜忌，则亡国可待。故民者水也，当因势利导。物有利弊，当取其利而防其弊，不必因噎废食。自古奸滑之吏，欺上瞒下，御史之设，不能尽察，有报纸从中监督，只需事先用法令约束，使其言必有据，不敢造谣诽谤，则未必不可得其利。若一意禁止，则是使上下相隔，非上策也。且孔子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孔子教弟子三千，未必不言政事，孟子在稷下，亦未必不言政事，此皆圣人权变之道，后之学者，也不必徒守经文。”
王安石听石越说到“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心里不由一格，倒似觉得在讽刺自己一般，但细揣石越语气，又不像如此。他想起宣德门前之事，不由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若一意执着，倒似自己有什么欺上瞒下之事怕让皇帝知道一般。当下不再争执，说道：“石越所说也不无道理。臣以为可着中书、礼部、刑部、学士院共议，制《皇宋出版敕令》，再下廷议，颁布执行。”说完这些话，王安石竟觉得自己变了许多。
石越见王安石退步，也见好就收，道：“臣以为丞相所言有理。”
石越只要《皇宋出版敕令》颁布就好——不管其中管制了什么，最起码的，是官方用这样的形式认可了报纸的存在，这一点的意义非凡。至于其中的限制，不仅可以辩论，以后也是可以修改的。
而出乎石越意料的是，桑充国与《汴京新闻》也似乎明白这一点，在朝廷有意制订《皇宋出版敕令》的消息传出之后，《汴京新闻》的社论立即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至于新党，虽然也有人怀疑《汴京新闻》会在以后借民意攻击新法，为新法的执行增添麻烦，但所有人都知道王安石自白水潭之狱后，政治威信大受打击，这时候在“无关紧要”的《汴京新闻》上再次激化与石越、桑充国的矛盾，是相当不智的。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倾向支持，再去争辩，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一点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而且，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念念要“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此时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些潜在支持者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也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敕令》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等人极力反对，《保马法》与《市易法》依然写出草案，上呈皇帝御览，皇帝当天即御批二府三司学士院诸寺监共同讨论。
五月二日，崇政殿。
石越上《保马、市易二法情弊札子》，预言保马、市易二法推行后可能出现的弊端，而文彦博、吴充分别上《官不与民争利札子》、《保马法事繁弊多札子》，明确表示反对。
赵顼对于石越反对二法，显得相当的不满。他坐在御椅上，听石越读完札子，沉着脸说道：“石卿，诸事未行，卿岂能未卜先知？莫须有之事，怎么可以用来反对朝廷大事。”
石越已料到皇帝会不高兴，因此也并不怎么着急，缓缓答道：“陛下，臣并不是反对保马法。”
他话一出口，满朝哗然。刚才读的札子反对之意非常明显，转口就说自己不是反对保马法，未免过分反覆。冯京等人侧目而视，连王安石都惊诧莫名。马上有御史蠢蠢欲动，想要弹劾石越举止失度，言辞矛盾，失大臣体。
赵顼也不悦的问道：“卿这不是反对，又是什么？”
石越欠身答道：“谋国如对弈，未虑胜先虑败。若保马法之利，臣虽愚亦知，然其可能出现的弊端，亦不可不察。臣非反对保马法，而是希望能谨慎从事。臣列举可能出现的弊病，是希望执政能够三思，想想施行二法后，可能出现的这些弊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取得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万一弊病尽现，而利不能收，又当如何。臣虽然不能未卜先知，但知道用兵与谋国，都要先庙算廷议，趋利避害，庙算之时，害与利等，亦不当实行。现在廷议二法，丞相言其利，微臣言其弊，陛下与诸大臣可以权衡利弊。臣拾遗补缺而已，非敢决断机务也。至于市易法，臣以为有百害而无一利，实不足道。”他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反对，不过是说得委婉一点，表明自己并无成见，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石越虽然刻意表明一个委婉的态度，但文彦博、吴充却没有这么多顾忌，各自出列，断然说道：“臣等反对保马、市法二法之意甚明。”二人这一句话中，竟是对石越的委婉也颇有不满。
接下来便是王安石新党与文彦博等人唇枪舌剑，新党大谈二法之利国利民，可以为国家省多少开支，可以如何方便百姓；旧党则无非说君子不言利，为政在清要，二法事繁弊多，说不扰民，是自欺欺人，说到利国，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之类。双方争执不下，一直辩到中午，也没有议出个结果来。石越只袖手旁观，不发一言。
赵顼听来听去，难下判断，只好宣布改日再议。
众人退出崇政殿后，因为轮到冯京轮值，石越便与冯京一起往中书省走去。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呼唤，石越回头一看，却是文彦博。当下连忙施了一礼，问道：“文相公有何指教？”
文彦博冷笑道：“石大人，指教不敢。只是石大人虽然有经济治国之材，风骨却不让人佩服。为人臣子的，若明知某事不妥，当以死谏，岂可以柔媚行之？”
石越见他语气不善，心里却也有几分气恼，暗道：“你凭什么来教训我？”脸上却只不动声色的说道：“文相公所说虽然有理，但是凡事过刚易折，刚柔相济，比起一勇之夫，更显难能可贵。何况若以保马法而论，保马法之弊虽然让在下顾虑良多，然而保马法之利，亦让人不能不心动。是非对错，我也并无把握。如果仅仅因为看到弊端，就断然否定，不敢有所作为，这种行为，似勇实怯，我也不能苟同。”他义正辞严的说来，顿时让文彦博哑口无言，连许多旁听的官员也暗暗点头。
冯京打圆场的笑道：“老夫刚才差点也误会子明了。想不到子明有此等胸襟。”他这话虽是夸石越，却也是给文彦博一个台阶，意思是你看走了眼并不奇怪，我也一样。
文彦博岂有不知之理，但石越话中讥他“不敢有所作为”、“似勇实怯”，让人听起来却很不舒服，当下只勉强抱拳道：“恕老夫孟浪了。”
石越微微一笑，答了一礼，说道：“哪里，文相公的风骨，也是在下所敬佩的。”
这番对答很快不翼而飞，传遍官场。赵顼免不得要感叹石越是个一心为国的臣子；而王雱却加深了石越是“伪君子”的印象。
五月三日，清晨。
一骑快马从万胜门飞驰而入，清脆的马蹄声踏破了汴京清晨的宁静，却也给王安石送来了雪中之炭。
中书省今日正当王安石轮值，王安石一边默读着保马法和市易法条例，一边想着石越指出的那些可能出现的弊端。虽然口里不说，但是王安石对于文彦博说什么“君子不言利”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对于石越提出的一条条似乎亲眼目睹的弊病，心里却不能不引起警觉。在中书省讨论时，石越就多少提到过一些，但是远不如他在给皇帝的札子中说得那么详细——这让王安石对石越颇有点不满。但不满归不满，那一条条的弊病，总让他心里不能踏实。想到这里，王安石不由看了一眼正在自己阁房阅读文书的石越：虽然低着头，可是白皙的脸上，和三年前初见相比，又多了几分坚毅与自信。王安石暗暗叹了一口气：这个年青人无论如何，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可惜和自己不能同心协力。
正在出神之间，忽然有人匆匆进来，高声禀道：“相公，西北王韶有使者来了。”
他声音太大，顿时连石越这些在自己房中办公的人都听到了，无不抬起头来聆听。兵者，国之大事也。王韶来的消息，无论好坏，都是大事。
王安石心里一惊，问道：“快召进来，难道西边……”他最害怕的，还是西北军事失利，军事上哪怕小小的失利，也是略显文弱的大宋不能承受之重。
石越放下文书走了出来，笑道：“丞相不必担心，必是好消息无疑。”
众人都疑惑的望了石越一眼，不知道他为什么敢下此断语。王安石也问道：“子明又如何知道？”
石越笑道：“若是坏消息，沿路的州郡一路传一路，他们的消息肯定在王韶的使者之先，岂能等到王韶的使者都到了京师，各州郡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王安石听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点了点头，略定心神，说道：“等使者进来就知道了。”
未多时，使者便被引了进来。他给王安石请个安，说道：“奉王总管令，递交奏书与相公。”一面从怀里掏出一份奏折来，双手递上。
王安石接过奏折，一面观察使者神色，见他眉宇间有喜色，心里更加放心，说道：“你远来辛苦，先回驿馆休息，到时候自有人给你回文，不过你也别出驿馆，若有事要问，会有人来找你。”
使者答应一声，告退而去。
王安石这才回到案前，折开奏书，见上面写着：“……臣已拓地一千二百余里，招附三十余万口。方整饬军事，引兵而西，破蒙罗角、抹耳水巴诸羌，指日可待，诸夷既破，瞎征可平……”
分明便是一个大胜仗！
王安石喜不自禁，笑道：“果然不出子明所料，我要立即面圣！”
不过几个时辰的功夫，王韶在西北取得的功绩就传遍了汴京。
石越看着高兴得走来走去，喜形于色的赵顼，心里暗暗感叹，王韶的所谓功劳，不过是单骑说服了一个部落投降，并无半点武功可言，当汉朝强大之时，司马相如以一词臣，持节招附蛮人部落数以十计，亦不过平常之功，相比古人，实在不足道。但是放在此时，却已经是大宋数十年来第一次“进取之功”了。
赵顼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虽然这个好消息不过是西北恢复河、湟进而图取西夏的第一步而已。好半晌，依然略显年轻的皇帝兴奋的说道：“以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下诏褒奖。归顺的青唐大首领，赐封西头供奉官，他们想姓包，就依他们，赐姓包氏。至于如何安置，中书与枢密共议。”
“遵旨。”王安石的心情相当不错。
赵顼笑道：“看来人才不可闲置，王韶这样人才，若是闲置，怎么会知道他有这等胆略。这也是丞相有识人之明，推荐有功。丞相力主其事，若论首功，当归丞相。”
众人都哄然称是，连文彦博也不好说什么。他有满肚子的气，却发作不得——王韶捷报，不送枢密，直送中书，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王安石连忙谦道：“臣不敢居功，这是皇上用人得当，方能使臣子人尽其材。”
赵顼笑道：“古往今来，能用人者，方为英主。汉武帝、唐太宗，都是能用人，才能其成功业。”他从小最仰慕的，就是这两个皇帝的功业，总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更胜过此二人。
王安石恭维道：“唐太宗不论，汉武帝的见识臣以为是很低下的，他所用之人，不过是卫青、霍去病，以文景之基业，让天下户口减半，也不能灭匈奴，皇上当远胜之。”
赵顼却瞄了石越一眼，石越在几本著作中，论西汉功绩甚详，他想起石越以前说过的话，顺口说道：“这只能怪汉武帝自己喜欢夸饰奢侈。他对外拓边的功绩，不可以抹杀。天下户口减半，和开拓无关。”
王安石和赵顼，非止君臣，更似师友，说话向来没什么顾忌，当下不服气的说道：“多欲不能害政，齐恒公也很奢侈，可是方略得当，齐国治理得很好。”说来说去，又说到他王安石治国的中心思想上去了：开源而不节流。
赵顼摇摇头，道：“汉武帝不能和齐恒公比，汉武帝多欲，不仅在内政上，他攻击匈奴是对的，但是因为一马之故，远征大宛，劳师万里，死者数以万计，视人命如草芥，这才使天下户口减半。朕不取他这一点。为政者，当以仁者为先，以爱民为务。”
他这一番话，众臣都知道是石越在《历代政治得失》中所鼓吹的，文彦博虽然对石越仍有芥蒂，但是一来这番话他听得顺耳，二来皇帝在这点上和王安石观点不合，让他觉得很出气。当下带头说道：“陛下英明，能以爱民为务，此大宋之福，天下之幸。”
这一恭维，众臣子哪里敢落后，一声声“皇上英明”、“天下幸甚”顿时淹没了整个宫殿。王安石心中不以为然，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有石越不易觉察的皱了一下眉，由王韶的捷报，能扯到汉武帝远征大宛，这种“坐而论道”的功夫，石越实在不以为然，难道这满朝君臣，竟不知道这和皇帝召集大家前来的目的，已经是离题万里了吗？
还有一个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便是王安石，他等这颂扬之声一落，立即说道：“陛下，王韶在西北取得一个好的开端，征服玛尔戬（即瞎木征），恢复河湟指日可待，臣以为保马之法与市易之法，刻不容缓，当立即施行。只等河湟归附，就当准备彻底解决河西李氏（即西夏，西夏在陇西，国王姓李），到时候，要用到的马匹，绝非小数目，而且大宋也要有一支真正能作战的骑兵才行。臣做过群牧司，知道现在官府养马的弊病，因此保马之法，即便在细节还是有所不妥，也当立即推行。而市易之法，既能平低物价，又能为国库增加收入，将来军费开支，必然为数巨大，用兵之后，善后也需要用钱。故二法，必须早日推行。又，置将之法，也请陛下准许在北方各路推行。如此，才可能为大宋最终恢复陇西故地，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石越听了这番话，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微微摇了摇头，心里知道一切都完了。
王安石的时机挑得太好了，现在三法的推行，完全是为西北军事服务了，如果谁来阻挡，将来军费不够，马匹不够，士卒不练，这等罪名，只怕都会推到这些人头上，谁又承受得起？更何况皇帝正在兴头上，王安石的政治威信，随着这份捷报，无形中已经摆脱了白水潭之狱的影响，正在急速的恢复甚至升高，这时候反对，结果一定是徒劳无功。
石越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冯京默不作声，王珪立即宣布支持。只有枢密院方面的文彦博和吴充，依然徒劳的反对。但是在满朝的支持声中，这两个人的反对，又能成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