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次谈话中，明确可以感觉到，沈从文希望文学在新的政权之下，依然能有自己的空间，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废名是早已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求社会认同了，他认为“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他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也坚持文学只表现光明的基本功能。朱光潜认为“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反映人生，政治是人生活动的一部分，文学自然可以与政治有关系，但不能把一切硬塞在一个模型里”。他很是以文学为主角来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以他的这种心态，郭沫若对他的冲击并不能造成多大的影响力。只有沈从文，他一直希望协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是为了“使光明更光明”。他是不惮于在国民党政府的文艺高压下坚持文学自由的。他于是以为他同样可以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继续自己的这种中立的对抗状态，以保持住一个作家的独特的批判眼光。当然这种信心已经很小了。他只能提出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疑问之下就是深深的忧虑和疑惧。他已经感觉到选择的被动。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郭沫若等人所提倡的新的文学方向，和京派作家们的文学方向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要求文学对政治的相对自由和独立是不符合这一新的文艺方向的。郭沫若是从自己的方向完全正确出发来讨伐和要求别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的。京派作家的讨论却主要在于修正自己的方向。他们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现代诗为例谈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谈的都是他们主张以内的问题。文学应该尽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一直是他们自由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一主张并没有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改变，而是因为时局的关系又被提到重心上来了，他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态度：废名认为“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沈从文则希望文学还可以修正政治。新诗的发展方向也是他们集中关注的问题。朱光潜认为，这是“路子渐隘起来”的表现，“现代诗人的晦涩虽好，但不太好。语言的功用应在使人了解”。以现代派诗歌著称的冯至认为“我虽喜欢现代一部分的东西，但总觉得有些问题”。袁可嘉认为“就目前中国的文化现状说，我承认这类诗是并非必需的。但如果有一部分人比别的人走在前面一步，而已深深感觉现代文明的压力，而开始有所表现，似乎也是不可厚非的。至于大家是否都该那么做，自然是另一个问题”。很明显，他们是在审度自己，提出自己的缺陷，而且也不强求别人追随自己的优长。总之，文学在他们眼中还是很自由的，会有自己的路向，像袁可嘉说的“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不向前走则已，如果还有发展的话，从简单到复杂怕是必然的途径”(《今日文学的方向》.《沈从文全集》27卷.)。他们发表这篇讨论的时间距离解放军完成对北京的包围仅一个月左右。历史将发生重大的转折，他们对文学方向的讨论里包含着对自己生活前景的考虑。他们准备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
三、选择留下
让沈从文等人作出去留选择的时局是1948年已经开始的平津战役。一方面是对战争的恐惧，但都知道北京不可能在战火中毁去，所以更大的忧虑是对于自己的未来。沈从文作出选择的时候是已经从各方面听到对自己的声讨声的时候。在1948年11月28日写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是充满了厌倦的。他想走，但不知走到哪里去，又担心家一搬就破了，成了流民。不想卷入政治，也不想再教书。只想回到家乡住住。他眼里见到的又是很多一去不返的离开。“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胡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少见。课尚照常进行，不停顿。熟人中可能有些于十天半月或年末要离开，大致就拟终生不再来了。”(《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18卷.515.)梁实秋、胡适等都是这样一去不返地离开了。他们和左翼文学之间有根本性的对立，选择离开是自然的。沈从文和左翼文学之间虽然有分歧，但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他不必一定要离开。而且从后来台湾对他的书的封杀情形来看，他离开的命运可能会更坏。他觉得自己最理想的去处是到乡下去，写十本八本书。1948年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要经历重大选择的时刻。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已经透露出了某些人的选择和自己的无可选择。我们看看沈从文的好朋友林徽因对时局的看法：“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有意操纵足够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阵子的了。你们国家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离开我们还非常遥远。”她对政治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只是担心知识分子享有的那种自由，显然她对未来也没有报多大的希望。林徽因写给费正清信中还说：“现在我感到即使没有邮递困难或其他可能的阻隔也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信给远在美国的你们大家了，因此感觉有些张口结舌。”(美费慰梅.《最后的信》.曲莹璞等译《梁思成和林徽因》［M］，26节，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透露了很明显的失望和忧虑的情绪，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自由。这可以代表当时自由知识分子对时局的一种普遍的态度。沈从文的心态也是一样的。而且还比他们多了一层处在浪尖上的恐惧。
尽管很清楚自己与左翼所代表的主流文学有质的区别，但沈从文在历史的关头还是选择了留下。他和很多人一样选择留下，理由是为了下一代。“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沈从文全集》19卷.17.)林徽因也有同样的话：“明年或下个月我们的情况可能会很不相同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多么不相同。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思的事情可做，过得好和有工作，这才是要紧的。”(费慰梅.《最后的信》.)他们虽然为自己的自由而担忧，但对于新的政权的建设性还是很认可的。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年轻的一代的世界。正如钱理群所说：“沈从文这一代深受‘五四’的熏陶，大概都有‘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在这时代的转折点上，产生为下一代牺牲的想法，并据此而决定自己的选择，都是很自然的。”(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73.)庆幸的是他们的创造力并没有因为某种程度的限制而丧失，而是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我们失去了诗化的沈从文、林徽因，我们的文化却在别的方面因为他们而更加灿烂。这就是那一代人的能力和魅力。仿佛是上帝的青睐，让他们在文化领域里可以左右驰骋。实际上，这里包含的却是他们的辛劳和坚韧。让他们的选择显得那么的正确。
为了下一代而选择留下，对自己而言，沈从文还是忧虑大于一切的。因为与旧时代的联系，沈从文多次表达了自己将为之付出代价的忧虑和准备好接受的心态。“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从新安排，在过程中我们这一代可能会大半要牺牲于是非不明胡涂混乱中，也不妨事。……不幸的是配合社会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都若无意义可言。个人即必然得牺牲或于不公平中淘汰，也不用为我们这一代在意。”(《致季陆》.《沈从文全集》18卷.517.)沈从文明确感觉到新旧衔接的不可能，新时代将充满了淘汰与断层。而他们这些仿佛（其实他们是一直在渴望着一个真正的新时代的诞生的）是属于旧时代的人，必然要面临淘汰，作出牺牲。沈从文虽然对政治没有很好的直觉，但他对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有很好的直觉和预感。对于与知识分子相联系的时代动脉的把握也很是准确。“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致吉六》.《沈从文全集》18卷.519.)他认为知识分子自由思考，保持自己的批判性的时代过去了，而这正是自己的创作和批评产生的必要基础。“信”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感觉和判断，沈从文的创作就是靠他那非常独特的感觉和判断支撑起来的，失去了这一点，创作是无从谈起的。沈从文并不想把自己的悲观情绪传给下一代，他告诉他们新时代是属于他们的。他只是希望他们坚守一些他们这些已经被淘汰的人所拥有的对文学的忠诚，为新时代服务。虽哀叹自己，却对年青一代的发展充满了希望，而最大的希望还是希望他们能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创作出有分量的作品。“试从远大处看国家，这个国家必然会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多方面发展，只不过进步方式，或稍稍与过去自由主义者书呆子所拟想成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应当单纯而勇敢来准备接受新时代的新教育。为了这个时代，能用笔，也不要因为发展方式不尽合本来理想，即搁下不干！文运传统在北方为结结实实的工作，这个传统成就，虽有一时会为宣战工作打倒，传统工作态度，却必然将为明日有分量作品的产生所不可少。”(《致季陆》.《沈从文全集》18卷518.)沈从文不厌其烦把同样的话说给不同的人听，像是劝说别人，实际上倒是在劝说自己。他想让自己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命运。此时，在一种尽量作出的通脱里，实际上凝结的就是对毁灭和牺牲的恐惧。那份心情就像是《日出》里的诗人的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他是黑暗世界的诅咒者，而不是左翼所认为的是歌颂者。他笔下的血和泪并不比左翼作家们表现得少。只不过他希望用微笑来使那种伤痛更深入人心。鲁迅引过罗克绥夫斯奇的话：“安特列夫竭力使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鲁迅.《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4卷.106.)沈从文让我们看到了驱不散的黑暗的阴影并觉得看到了那个世界本身。他这种满含着爱的恨把我们真正带回到那些承受了旧世界压力的平凡的人们身边。他因为“爱”旧世界而失去了拥抱新世界的资格。其实，他爱的何尝是什么旧的社会，他是爱那些在这样悲惨的境遇中还坚韧地活着的人。但他就是没有资格，因为他是非不清的政治态度，因为他不归属于任何党派的自由主义立场，还因为某些个人恩怨的阴影。
四、选择封笔
沈从文选择了封笔，这是最被动的一个选择。在1946年，他就起了这个念头。“我这个乡下人似乎得开始走第三站路了。昔人说，‘德不孤，必有邻’。证以过去，推想未来，这种沉默持久的跋涉，即永远无个终点，也必然会有人同时或异代继续走去！再走个十年八年，也许就得放下笔长远休息了。”(《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13卷.394.)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最后发表的小说《传奇不奇》文稿后题识：“卅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同一天，又在赠周定一条幅落款处写下：“三十七年除日封闭试纸。”(《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38.)写下这些字，就像写某种绝命书。这一最无可奈何的选择对他来说是“投岩麝退香”。这是沈从文的自喻。他把自己比喻成了被猎人追逐的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作出决绝而高贵的选择：“麝生性绝爱其香，让人紧迫追逐时，爪剔出他的香来，还给大地，然后抽身投射高岩结束自己的生命。”(林蒲《投岩麝退香》.《长河不尽流》［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站在旧时代的边缘，沈从文无异于一只被人追逐的困兽。而他的那些作品确实是他最爱的，是他“三十年生命之沉淀”(《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8卷.308.)。但他必须选择“退香”。
1948年3月，沈从文迎来了郭沫若的迎头痛击，《斥反动文艺》几乎决定了沈从文此后的命运。这是从政治视角发出的批判。他批评沈从文，把《看虹录》看成了《看云录》，而对朱光潜呢，则说：“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显然不是文学批评。郭沫若完全否定了沈从文的创作，说他的作品是“文字上的裸体画”，其目的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特别是《看虹录》确实有很惹争议的特点，特别是那些直接的性描写。这正是创作步入艰难的沈从文探索自己创作的新路径的时期。对于这种探索，沈从文自己恐怕也没有十足的信心，更经不起来自正统方面的批判。郭沫若是即将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绝对的权威，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文学的“正宗”。他的声音就不啻是重型炸弹了。沈从文开始时，对这种轰炸并不很在意。《斥反动文艺》发表之时，并没有对沈从文构成多大的冲击。1948年“五四”纪念晚会上，这篇檄文就曾被朗读过。可能至此，沈从文把它当成一种文艺批判，虽然早已超越了文艺的范围，但习惯于被误解甚至围剿的沈从文并不以为意。同年的7月30日在致张兆和的信上，沈从文还在雄心不减地谈自己的创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