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构成湘西精神图景的人事之外，《长河》与以往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把各种各样的变量作为重点来写，特别写出那些外来的事物和观念对当地人生活和观念的影响，以及当地人的反应。对外来的事物，当地人首先表现的是排斥的情绪。这表现在恐惧，不理解，进而嘲讽，到潜在接受这样一个过程中。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按着自己的节律生活，春种秋收，赶场唱戏，“两千年来这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虽多少改变了些，人和树，都还依然寄生在沿河两岸土地上，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入于土，新生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茂起。”对于他们生活的“常”，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下，沈从文也许会多所哀戚，“过去一千年来的秋季，也许和这一次差不多完全相同，从这点‘静’中即见出寂寞和凄凉”。但在“变”——“地方种种与战事既不可分”——的环境中，“常”就是一种有力的对抗力量了，甚至是民族的希望。他们守“常”的生活让人忧戚，但文章里充满了“变”的威胁。问题不是他们拒绝进步，而应该看到这“进步”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在“新”字打头的外来事物里包含着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那个相对僻远的地方，沈从文着重表现革命的破坏面，新和革命带给人的往往是丧失：“新旧冲突，就有社会革命。一涉革命，纠纷随来，到处都不免流泪流血。最重大的意义，即促进人事上的新陈代谢，使老的衰老，离开他手植的橘子园，使用习惯的船只家具，更同时离开他那可爱的儿子（大部分且是追随了那儿子），重归于土。”沈从文要表达的意思和鲁迅的《风波》所蕴涵的意义相近，就是革命本身的欺骗性：“民国以来，有的官从局长改督办，有的官从督办改局长，有人说，这就是革命！夭夭你说这可像革命？”不同处是鲁迅认为人民对此是麻木无知的，而沈从文认为人民对此的感受也许比知识分子还要深切。在《长河》中，沈从文用充满了隐喻和象征的笔法，暗示了所谓的“进步”力量对苗民生存的威胁和破坏。作品通过一个个七嘴八舌的对话场面，让尽可能多的声音参与到现实的评说中来，让人民的切实感受来消解一切官方的意义，还原生活。让满城的风雨和一片诗意的宁静形成内在的强烈冲突。虽然沈从文的政治见识并不高明，却让历史的真实自现。在《长河》中，代表着所谓“新”的有四种势力，这些势力对人民来说是陌生的，恐怖的，给他们的心理暗示就是破坏和灭亡。首先是“委员”所代表的“科学”，其本质就是虚伪和无知。“委员的话信不得。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告我们说，‘外国洋人吃的鸡不分公母，都是三斤半重，小了味道不鲜，大了肉老不中吃。’我告他‘委员，我们村子里阉鸡十八斤重，越喂得久，越老、越肥、越好吃。’他说‘天下那有这种事！’到后把我家一只十五斤重大阉鸡捉上省里研究去了。”这种崇洋媚外实际上连个乡下人都不如的“委员”所代表的知识怎么让人信服和接受呢？何况他们以研究地方农业发展的名义，对地方实施的却是勒索。他们“坐了三丁拐轿子各处乡村里串去，搅得个鸡犬不宁，闹够了，想回省去时，就把人家母鸡腊肉带去做路菜。告乡下人说什么东西都有奖赏，金牌银牌，还不是一句空话”。还有“省里委员到我们镇上来，只会捉肥母鸡吃，懂得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以上均见《长河》，《沈从文全集》10卷。)，这种力量怎么对他们的生活构成正面的影响？其次，“新生活”那种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文明”与人们的生活现状完全脱节，人们对它除了误解就是嘲笑。人们对“新生活”的误解里凝聚了人民对一切外来势力的恐惧。在一个妇女的眼里，“新生活”就是开会、杀人。一个男子认为“新生活”是一支荷枪实弹的队伍。以至于他们怀疑一切的外乡人，认为一个玩猴儿戏的都像是“侦探”。老水手也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但他本能地认为它将扰乱人们的生活，连夭夭姊妹这样无辜的女孩子的生活都会受到牵连。当人们知道了“新生活”是与他们的生活现状完全脱节的所谓文明时，人们对之也只有嘲笑。嘲笑里包含了对这种“进步”的彻底否定。第三，保安队队长所代表的“政治”，其本质就是压榨。而这一切都以深深的隔膜为基础，和人民没有任何的沟通，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迷惘和嘲笑。人民靠经验来生活，他们对这一切的误解背后凝结着的都是历史的血泪。他们一贯受到这种威胁，所谓“新”给他们的是恐惧而不是向往，这与保守性无关。地方的诗意与这一切都很不和谐，但这往往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一切的进步以变质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是能够识别并可以对之进行嘲弄的。第四，一切“洋”字打头的外来经济的威胁。大城市里吃的橘子都是“太平洋彼岸美国运来的”。当地已有洋教士出现。当地人最为关心的“经济方面是下河桐油花纱价格涨落”。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威胁的在经济上就数“总而言之一切都用机器”的“新式油业公司”的出现。对此，大家觉得“机器”不能替代人，所以也觉得这只不过是众多的可笑的中的一种。但还是有人意识到了它存在的危害：“前天我听会长说，辰州地方又要办那个机器油坊了。办成功他们开张发财，我们这地方可该歪，怕不有二三十处油坊，都得关门大吉！”嘲笑当中已经隐含了危机了。
《长河》和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强化，显示了巨大的表现空间。沈从文对湘西的描写一直是比较单纯和封闭的。《长河》出现了打破这种单纯和封闭的非常重要的信息。《题记》中说，小说要写的是“它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历史发展的观念已经引入了作品，所以“变量”在小说中也有了新的认识和分量。
社会冲突是《长河》着力表现的内容，也是沈从文创作的新契机。沈从文已经发现了湘西人身上的反抗因子。他的作品以静态为美，即使是充满冲突的内容也往往回避对其的正面描写，如《山道中》。在《长河》中，社会冲突带着沈从文对它的独特理解进入了小说的主要位置。在《长河》中，最受气的不是那些下层的老百姓，而是长顺、会长、三黑子这样的财富的拥有者们。小说的冲突也围绕他们和保安团之间的矛盾展开。也就是说，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是特权造成的：“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会长要不断负责给保安团支付开销。长顺的橘园遭到保安队长的骚扰，一定要拉一船橘子，而且出口不逊：“长顺觉得简直是被骂了，气得许久开口不得。因为二十年来内战，这人在水上，在地面，看见过多少希奇古怪的事情，可是总还不像今天这个人那么神气活灵活现，不讲道理。”黑子的船受到保安队的盘查，并曾被扣押。对“并不怎么使光棍穷人害怕”的共产党却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也和保安团一样会损害到这些实力阶层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世界最不平的地方就是有特权的人对没有权利的人的盘剥：“只是改良要钱的方法，钱还是要。我们还是挨下去，让这些人榨挤一个受不了！”“世界既然老在变，变来变去，轮到乡下人还只是出钱。”而保安队最主要的侵扰对象是这些富人，仿佛与穷人无关：“大家都当兵，当保安队？当了保安队，派谁出饷出伙食？”“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就地……忙坏了商会会长！”而且从会长这些要人们的交往也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冲突的内部性：“这几年总算好，政府里有人负责，国家统了一，不必再打仗了，大家可吃一口太平饭，睡觉也不用担心。阿弥陀佛，罢了。出几个钱，罢了。”“商会会长的府上，照例是当地要人的俱乐部，一面因为预备吃喝，比较容易，一面是大家在一处消遣时，玩玩牌不犯条款，不至于受人批评。主要的或许倒是这些机关上人与普通民众商家，少不了有些事情发生，商会会长照例处于排难解纷地位。会长个人经营的商业，也少不得有仰仗军人处，得特别应酬应酬。”意味着“变”的冲突实际上只是长期以来官与民之间的常态冲突的延续而已。
反抗是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冲突的引入必然带来对反抗意识的发现。最有反抗意识的两个人，一个是老水手满满，一个是三黑子。他们都有一种朦胧的民主意识。老水手想：“可是，夭夭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有些事会要你来作主的。”三黑子说：“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这些反抗的言辞针对的是那些特权官僚阶层，并不带有阶级矛盾的味道。而且这些的反抗也有些阿Q式革命的味道：“大家说着笑着，都觉得若做了保安队，生活一定比当前好得多。一切天真的愿望，都反映另外一种现实，即一个乡下人对于‘保安队’的印象，如何不可解。总似乎又威风，又有点讨人嫌，可是职务若派到自己头上时，也一定可以做许多非法事情，使平常百姓奈何不得，实在不是坏差事！”沈从文写这些却不带有讽刺的味道，他认为这很符合老百姓的心理。带有革命性质的“变”也无法轻易改变人们“常态”的观念。常与变在这里也是交融一体的。
《长河》真正要写的冲突是隐含的冲突。小说中隐含的冲突是由军队和乡下人的冲突引出的苗民和军队之间的冲突，湘西人都是“土匪”的误解和积怨。这种冲突是“当地百十年来所受外边人欺压的回忆”。军人在小说里的形象是很糟糕的：“说我们乡下人横蛮无理，也是这种人，以为我们湘西人全是土匪，也是这种人。”“这种人”指的是差人，副爷，也是军人。《长河》要完成的内容是：“《长河》从一九三六年底何键向上调动军队，企图以武力消灭苗族起义军写起，准备一直写到苗族起义军开赴抗日前线为止。完成蒋介石借日本侵略军之手，一举消灭苗族有生力量的悲剧背景，再现在这一重大历史变动中，湘西人民遭受到的悲剧命运。”小说中写道：“这里那人既下野了，兵也听说调过宁波奉化去了，怎么省里还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指的就是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一冲突并没有展开，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苗人和“外边人”的冲突对湘西而言，既是影响了那种常态生活的“变量”，冲突本身又是湘西长久以来要面对的常态的事件。“常”与“变”在这里竟没有实质的分别。在一个充满了动荡的时代，作家带着这些朦胧的疑问与思考向读者呈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常”与“变”的引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视角，在它们的冲突与融合中历史向人们接开了它那朦胧的面纱。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长河》突出的是人物的社会化的描写。满满比爷爷多了一份对世事的关心。在整篇作品中，满满始终对“新生活”非常关切，而且那份关切并不是因为自己：“因此他相信，还有许多事要陆续发生，那个‘明天’必不会和‘今天’相同。如今听说‘新生活’要来了，实在相当兴奋，在本地真算是对新生活第一个抱有奇想的人物。事实呢，世界纵然一切不同，这个老水手的生命却早已经凝固了。”夭夭比翠翠们活泼外向，善于应付。黑子是龙朱、傩送系列形象的延续，但黑子比龙朱模式的湘西青年更为丰富，有独立的思考。对现实有关注有感受和思考，甚至反抗，人物的内核更为充实和饱满。
小说弥漫着一种“国家在进步过程中”的基调。走向这一方向的“变量”给当地人带来了某种朦胧的希望。从会长、长顺这些《申报》老读者，到老水手这个间接读者，对报纸上所宣扬的外来观念有了一种几乎是坚定的信赖。会长和长顺代表了湘西人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可与希望。会长说：“亲家，树大就经得起攀摇。中国在进步，《申报》上说得好，国家慢慢的有了中心，什么事都容易办。要改良，会慢慢改良的！”长顺虽然对“变”还是充满了怀疑：“只是改良要钱的方法，钱还是要。我们还是挨下去，让这些人榨挤一个受不了！”但也充满了希望的：“不过长顺是个老《申报》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虽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对于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这点信仰和爱，和他的家业性情相称，且和二十年来所得的社会经验相称。他有种单纯而诚实的信念，相信国家有了老总，究竟好多了。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的会好转的。”湘西不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世界，在与外界的冲突和融合中走向外界。湘西人也开始用外来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多了一些参照的意识。夭夭说：“满满，这枫木叶子好，你帮我做顶大帽子，把这些石子儿嵌上去。福音堂洋人和委员见到，一定也称赞。”对委员，他们也是嘲笑中有接受的：“夭妹，你六喜将来在洋学堂毕了业，回来也一定是个委员！”当地人接受了“美国福音堂洋人”对他们的抗日启蒙，有了一些朦胧的抗日情绪：“要打鬼子大家去！”“我明天当兵去打仗，一定要抬机关枪。对准鬼子光头，打个落花流水！”这些都表明，湘西人已经开始接受外来的观念。这些“变”中确实包含着进步的因素，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可能性。夭夭代表了湘西人对新事物有了正面的接受。夭夭要去看新生活：“是你干女儿夭夭，想要我带她下常德府看看，说隔了两年，世界全变了，不去看看，将来去走路也不懂规矩，一抬脚就罚立正，被人笑话！”，对“新生活”也从恐惧、嘲笑，最终接受了。像夭夭说的：“你们莫乱说，新生活快来了，凡事都会慢慢的变，慢慢的转好的！”三黑子所代表的是闯荡外地的人相对开阔的眼界，他认为在湘西之外，有更合理的社会。如三黑子和满满在看待妓女问题上的不同：“满满，你真是老不正经，总说这些事。你年青时一定吃过，才知道有这种事情。这是二十年前老规矩，现在下面可不同了。”表明湘西已经进步了。还谈到“大地方规矩得多，什么都有个‘理’字，不像到我们乡下来的人，欺善怕恶，……什么事都做得出。还总说湘西人全是土匪，欺压我们乡下人。下面兵士同学生一样，斯文老实得多，从不敢欺侮老百姓！”(以上引文均见《长河》.《沈从文全集》10卷.)“乡下来的人”与“大地方”的比较里涉及了沈从文小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以都市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对乡村的落后的质疑。这是一个真正的变量的冲击。三黑子也成了小说中一个真正因为认识了进步而向往进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