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在取得了1919——1923年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后，便在凯末尔的领导下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世俗化改革。
土耳其取得独立之后，英、法、意等国不甘心失败，一直伺机卷土重来；国内的封建宗教势力蠢蠢欲动，力图恢复苏丹——哈里发丧失的影响，极力阻止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土耳其国内外形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针对这种情况，凯末尔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把土耳其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看成是“生死存亡问题”。
为了回答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挑战，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土耳其人民在二、三十年代开展了一场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的社会改革运动。
凯末尔首先进行的国家制度世俗化。
实行政教分离，是凯末尔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封建神权国家，苏丹不仅是全国臣民的君主，而且是全世界正统穆斯林的精神领袖。苏丹的这种双重身份，极大地加强了他对臣民的政治统治和精神束缚。苏丹哈里发制度成为国家愚昧落后的重要因素。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后，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决议废除哈里发制度，撤销教会地产基金部，把奥斯曼皇室全体成员驱逐出境，开了伊斯兰国家世俗化的先例。随后，又撤销了教会法庭。
1926年正式颁行资产阶级的民法、刑法、商法等法律。1928年修改宪法，删去了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国教的条文，规定政府官员就职时要用自己的荣誉来宣誓。从此，土耳其的国家制度就完全世俗化了。
土耳其政府注意削弱宗教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求使宗教活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如限制教会人士在清真寺以外的公众场所穿戴宗教服装，把休息日从星期五改为星期天，取缔托钵僧团和关闭托钵僧修道院、陵墓等，从而沉重打击了封建宗教势力。
凯末尔极其重视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知识和教育才能拯救民族。他说：“假如我们要求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用全部力量迅速地消灭无知”。
在此以前，土耳其的教育事业一直控制在教会手里。这次土耳其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关闭了伊斯兰教会学校，全国各类学校一律归教育部管理。在课程设置方面，加强了对本国语言和本国历史的教学，取消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提高学生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政府还积极开办农校、技校、商校、法律学校等专门性学校，培养各项专门人材。
凯末尔认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土耳其人民在接受伊斯兰教时采用的是阿拉伯文字。这种文字完全不适用于多母音的土耳其语言，而且书写困难。19世纪中叶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文字改革的道路。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才真正重视文字改革工作。凯末尔亲自组织语言学专家，研讨制订文字改革方案。
1923年8月凯末尔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拟采用的拉丁化新字母。新文字充分体现了土耳其语言的特点，而且采用书写和读音一致的原则，简便易学，受到广大人民的热情欢迎。
1928年11月1日国会正式通过使用新字母的法律，规定所有国家机关和私人组织从1929年起都必须使用新字母。1929年全国有200多万人进入国民学校学习新字母。几年内有15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随着新字母的推行，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土耳其妇女的地位一直很低下，凯末尔非常重视妇女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主张必须提高妇女的地位。
凯末尔说：“家庭生活是文明的基础，是进步和力量的根基。如果两性中有一个是落后的，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不可救药的软弱下去。”他竭力鼓吹妇女应“拥有充分平等的权利”，主张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铲除束缚妇女的陈规陋习，“让他们向世人袒露脸孔吧，并用自己的眼睛仔细地观察世界吧!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1925年土耳其政府准许妇女有权在国家机关工作；1926年颁布民法，禁止一夫多妻制，保证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1930—1934年妇女相继获得了市政和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凯末尔在服饰和头饰上进行了大胆改革。
服装改革在20年代移风易俗中占有显著地位。这不仅表现在男人普遍穿西装、妇女抛弃面罩等，也表现在有边的帽子代替传统的费兹帽。费兹帽并不是土耳其人的民族头饰，它起源于北非，以产于非斯地方者为最佳。费兹帽是用鲜红和紫红色毡做成的圆筒形帽子，平顶无边，戴这种帽子做礼拜很合适。1829年苏丹马赫梅德推行费兹帽取代缠头巾时，曾遭到伊斯兰教会的激烈反对，结果，费兹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政府官员和军人的头饰。19世纪下半期苏丹阿卜杜哈米德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以后，费兹帽成了区别穆斯林与异教徒的标志，戴非穆斯林的帽就是“异教徒”。费兹帽从原先革新的措施变成愚昧、无知、狂热和保守的象征。
1925年8月24日凯末尔视察卡斯塔莫努时，第一次手拿巴拿马礼帽，光着头向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个违反伊斯兰教传统的勇敢行动，吹响了服装改革的号角。
1925年11月25日，议会通过帽子法案，用法律手段推行戴有边的帽子，严禁戴费兹帽。
土耳其政府还励行加强学校教育，建立土耳其历史学会、语言协会，创办人民宫等措施，有意识地提倡培育新的民族精神。
土耳其提倡的民族精神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首先，它抛弃了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凯末尔认为，上述的任何一种主义“都不能成为确立新土耳其政策的信条”；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真正幸福和繁荣，土耳其人应当“在本国的国界内劳动”。其次，它要求民族的真正独立和完全的国家主权。再次，它特别强调民族自信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当一个土耳其人是光荣的”，这种感情渗透到每个土耳其人的心田。
经过二、三十年代的改革，土耳其人民以充满自信、追求进步、酷爱独立自由的饱满精神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