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掌握在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手中。新建立的政权采用“天皇制”形式，宣布由日本天皇亲自执政，由一批主要是地主、武士特别是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出身的官僚和军阀控制政府和军队。当时明治政府既无宪法又无议会，控制政府的官僚和军阀，以天皇的名义，可以任意发号施令。实质上，日本仍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新政权的改革措施并未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明治维新后，农民斗争不仅没有停息，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仅从1871年到1874年，就发生了八十余次农民暴动。地税改革期间，农民的反抗更加激烈。
农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斗争，鼓励了资产阶级。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增大了，他们不满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对明治政府更深怀怨懑。这是因为明治政府在经济上依靠大商人和大资产阶级，给予他们种种特权和经济上的扶植，但是中小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得。中小地主也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明治政府的土地法令虽然确认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是受益者，但是高额地税对他们非常不利；因而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另外，部分士族(中下级武士)也不满政府的改革措施。明治维新后，废除武士制度，使他们不仅失掉了往昔的荣誉，甚至连生活也失去保障。反动的封建武士在1877年2月，曾发动一次史称“西南之役”的士族暴动(又称西乡隆盛之乱)。又有部分士族，特别是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并成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在1873年，因主张“征韩论”而被萨、长“藩阀”排挤下野的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也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上。
1874年1月，板垣退助(1837—1919)等向政府提出建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并组织“爱国公党”，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端。同年4月，板垣又和士族出身的片冈健吉(1843—1903)等在土佐创立“立志社”，宣扬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1875年，立志社与其他性质相近的地方团体代表在大阪集会，将爱国公党改为爱国社，在全国展开了宣传活动。
1880年3月召开第四次爱国社大会，成立“国会期成同盟”，表明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开设国会。此后掀起了一场请愿运动。1880年4月17日，片冈健吉等人前往太政宫提交请愿书，遭到拒绝。后来，各地政社也都纷纷派出代表，赴东京请愿。据统计，到1880年12月，日本城乡各地向政府请愿者，总数达58起之多，范围遍及34个县，但均遭政府拒绝。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要以实力来争取主要目标的实现。会上有人提出成立政党的主张。1880年12月中旬，沙野广中、植木枝盛等人成立自由党筹备会。第二年10月29日成立以板垣退助为总理的自由党。1882年4月，以大隈重为首成立了“立宪改进党”。自由党是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它的纲领强调民权、自由和立宪政体。自由党并不主张暴力革命，他们认为只要采用发行报纸、出版书籍，举行演讲等方式，就能改良政治。该党的实权握于富农、手工业工场资本家及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手中，社会基础是一般地主和小资产阶级，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中江兆民等是自由党的领袖和该派的理论代表。立宪改进党是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温和派，它反对民权，主张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强调主权在于君主和人民合为一体之中，在纲领中把“保全皇室的尊荣和人民的幸福”，作为混为一体的主要要求，同时主张“以改良内治为主”，但带有“扩张国权”的特征。该党的社会基础是城市新兴大商人和少数知识分子。还得到了三菱大资产阶级的支持。
与此同时，还成立“立宪帝政党”，该党主张“遵奉”天皇预期召开国会的意图，主张宪法应出于天子的亲裁，国家主权应由天子独揽等等。立宪帝政党实际上是专制政府的喉舌，背后有政府官僚井上毅(太政官大书记官)和佐佐木高行(天皇侍读)的支持。
明治政府认为主要危险是自由党，因而对它采取威胁利诱政策，导致自由党内部发生分化：以板垣退助为代表的领导集团走上同专制政府妥协的道路；下层党员开始与农民运动结合，进行暴力斗争。1884年9月，大井宪太郎在茨城县发动武装暴动遭到镇压，使板垣等领导层很不安，于10月29日自行解散了自由党。自由党下层党员和农民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自1884至1886年发生了“秩父事件”、“饭田事件”、“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名古屋事件”、“大版事件”和“静冈事件”。这些斗争都遭到镇压，自由民权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
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广大群众中传播了民主思想，迫使政府颁布了1889年帝国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