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早年学佛，对儒家哲学尤其是《周易》“有极深的体会”。在“新唯识论”体系当中，主要宣扬“体用不二”、“离识无境”和“诸行无实”的观点。张岱年对其“体用不二”的观点“甚为同意”，而于“离识无境”和“诸行无实”的唯心论观点则坦言“不能契合”。熊十力在晚年又提出了“摄体归用”的观点。对这一观点，张岱年指出：“确实较析别本体与现象为二的传统唯心主义思想前进了一步，……实际上不免是动摇于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在晚年著作《体用论》和《乾坤衍》当中，熊十力阐发了“生生不息变化不竭之真机”，张岱年认为“熊先生哲学的主要贡献即在于此”。同时，张岱年先生也指出《原儒》和《乾坤衍》的缺点是：“关于儒家经典真伪的考据，大多不合科学考据的要求，多数臆断；对于汉宋诸儒的评论，亦多不中肯綮，不符合各家思想的原意。”对于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张岱年总体上认为“确有过人之处”，称赞他“著作丰富、内容宏博奥渊，确有甚深意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自1916年发表《究元决疑论》以来，驰骋学术论坛七十多年，在学术界教育界有广泛的影响”。梁先生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和《中国文化要义》等。张岱年称赞梁先生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理解的渊博思想家”，“更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
在张岱年的回忆中，梁先生在“为人”和“治学”两个方面皆堪称楷模。在待人处世上，梁先生“高风亮节，久已为海内外学人所敬仰”。在治学的态度上，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之下，梁先生“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能坚持所认识的真理，无所畏惧，此种坚强不屈、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更是令人佩服”。在上世纪一个政治与学术均不正常的时期，很多人见风使舵、哗众取宠，写文章时往往言不由衷、追风赶浪。而梁漱溟始终秉持着学者的认真与良知，绝不人云亦云，决不随俗沉浮，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张岱年称赞梁先生这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风骨，是“一个独立思想家应有的态度”，有“很高的精神修养，因而也就能够深切体会古代儒家、佛家的深湛思想。这是不易达到的”。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因病去世。张岱年撰文悼念之，悲伤之情、缅怀之意真是溢于言表，文中痛言道：“从此再也听不到梁先生的深沉剀切、坚定清朗的谈话了。”
四
陈寅恪是现代中国公认的史学大师，张岱年盛赞“其学问的深广、见解的卓荦，久已为海内外学人所称颂”，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贡献良多。张岱年先生将陈先生关于思想史研究的远见卓识概括为两条：“第一，研究古人的思想，应具同情之了解；第二，在中外思想家的交流中，输入外来的学说，应经吸收改造之过程。”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是要了解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要解决的问题所在和苦心孤诣的精神。张岱年称赞陈先生这一观点是“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至理名言，与现代西方所谓解释学所提出的问题相近，揭示了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陈先生所提倡的对外来学说应当有一个吸收改造的这一观点，张岱年则认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精粹之言”。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佛学家。张岱年于1932年在熊十力先生处第一次遇见汤先生。1933年，汤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作演讲，由张岱年负责迎接。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佛学史的，据张岱年回忆这次演讲很精彩，“听讲的人都很受启发”。建国以后，汤先生任北大副校长，并且负责哲学系的领导工作。在工作当中，汤先生“善于做团结工作”，“待人非常热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气氛十分融洽”。汤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尤其是在佛教史上的贡献最为卓著。在佛学史的研究上，汤先生的代表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张岱年认为：“书中既有事实的考证，又有理论的剖析。汤先生的考证有一个特点，即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结论不可动摇。这是史料考证的最高水平，令人叹服。”称赞汤先生“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当中回忆自己早年的治学经历时，写道：“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与张荫麟先生定交。”张荫麟博学多才，对于文学、哲学和史学都有较深的造诣，曾在斯坦福大学留学。1933年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和历史系的课程。张岱年当时也在清华任教，二位先生时常讨论学问，“议论无不契合”，遂成至交。张荫麟先生于1942年因病不幸逝世，被同人普遍视为学术界一大损失，张岱年闻此噩耗亦“曾为痛哭”。关于张荫麟的哲学观点，张岱年认为“倾向于新实在论与唯物论，反对柏拉图主义与主观唯心论”。在史学考证方法上，张荫麟提出“默证”的问题，对当时疑古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张荫麟先生的史学专著是《中国史纲》，张岱年评赞该书：“内容叙述精确，文笔优美，达到‘才、学、识’的高度结合”。此外，张荫麟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上也卓有建树，张岱年认为：“荫麟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他对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的这些论著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恒寿，字越如，是张岱年一生的挚交好友。据张岱年回忆，二人之间的交谊大约始于1931年。在一次课间休息时，当时就读于历史系的张恒寿过来与张岱年先生谈话。由于张恒寿先前曾经拜访过张申府，二人并不陌生，“谈得很投契”，遂从此定交成为挚友。建国后，张恒寿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二位先生仍然“每年总要会晤三四次，促膝长谈，莫逆于心”。在学术思想上，张岱年写道：“越如的学术思想与我颇多接近，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是深刻的真理，同时又主张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张恒寿在文学、历史、哲学三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先秦诸子以及宋明理学的研究尤有心得。对张恒寿的学术成就，张岱年有赞语道：“恒寿同志对于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对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都有很深的研究，为学术界所敬佩。他的庄子研究尤超迈前贤，考证之精，论析之深，都可谓前无古人。”
金景芳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易学大师，也是张岱年的挚交好友。张岱年先生与金先生相识于1978年在太原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二位先生在学术见解上颇多契合之处。在史学成就方面，张岱年先生写道：“金景芳先生治学的特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中国古代史料进行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实事求是的论断，……表现了一个真诚的学者敢于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在易学方面，张岱年称赞金先生“对于《周易》经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精切的阐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虞愚和陈元晖二位先生也是张岱年在哲学界多年的好友。虞愚先生字北山，是著名的哲学史家、逻辑学家、佛学家和书法家，与张岱年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学术研究上，张岱年称赞虞先生“对于佛学研究甚深，尤其对于因明之学造诣尤深”。在书法上，虞先生颇有造诣，“自成一家”。陈元晖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对于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张岱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陈元晖同志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有较多的研究，在50年代初即出版过批判实用主义的专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也有较深的体会。可谓学贯中西、博通古今。”
综上可见，张岱年先生对中国现代诸哲的认知评价，并非普通的评点介绍，而是经典的论断，其警策、深刻与高度涵盖，真有如我国传统史学大家两司马之人物评赞，其特色有三：第一，知人论世，认知深刻。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张先生的评赞即具有这种特色。这是由于他与这一代人共同生活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下，同呼吸、共命运的遭际密切相关的。第二，观察客观，评论公允。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张先生评赞诸哲即有此种精神。现代哲坛，中西碰撞，百舸争流，得失互见，优劣参差，张先生对此皆能实事求是，不偏不隐，直抒己见，辞达而已，出语适中，概括精当，真堪称是学术上的典范。第三，真情告白，情见乎辞。陆机《文赋》云：“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张先生的评赞文字，无堆砌之弊，无过当之誉，不拘文字形式，一切以真情实感出之。他悼故交情真意切，赞师友一往情深；同时做到情感必为理性驾驭，因之内涵深刻，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经得起历史检验和学人推敲。读张先生这些文字，不仅使人得到学术上的正确指导，而且使人感到莫大的精神享受，受到灵魂的洗礼，令人体味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老师、朋友、同志”的人间真情和中华伦理。
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
高秀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
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所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从文化继承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张岱年先生针对古今中外的文化问题所提出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从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代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