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的哲学建立于20世纪纪30至40年代，这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体系化时期，现代中国有创造性的哲学家都汇聚在这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物质生活非常匮乏，但哲学家的精神生活却格外丰富。从清末西学东渐，经过新文化运动对西学的大规模引入和东西方哲学的双向互动，再经过20年代的哲学积累，到了30和40年代，哲学家从西方哲学的翻译、移植和传播以及对古代中国哲学的反思中，自觉地转变到了新的哲学理论和学说的创建中，纷纷构筑起了自己的体系化哲学，促成了一场划时代的“哲学运动”。张岱年先生的哲学，就是在这一哲学运动的整体氛围中建立起来的体系化哲学之一。对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学说，张先生有明确的行动自觉和方法论意识。行动上的自觉是说，他志在成为一位哲学家，“默而好深湛之思”，追寻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真谛；方法论意识是指，他尝试通过对现代哲学的融会和综合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张先生说：“30年代中期，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我也不甘落后，于是写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试图提出自己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系统观点。我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张先生说的当时的一些学者，其中就有熊十力、金岳霖和冯友兰。这三位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从30年代到40年代，先后建立起了“新唯识论”、“新理学”和“新实在论”等哲学体系。
哲学家有不同的性格，不管他们是詹姆士（Wmms）所说的硬心肠的还是软心肠的；哲学也有不同的主题和类型，不管它们是以赛亚？伯林（srn）所说的刺猬式的还是狐狸式的，或者是罗蒂（RrRorty）所说的系统化的还是教化的。按照柏格森（nryrson）的说法，一位哲学家一生只说一个“主题”。《庄子？人间世》篇说：“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用孔子的说法是“吾道一以贯之”。张先生哲学的主题和一贯之道是什么呢？张先生的哲学简洁而不模糊，分析而不繁琐，综合而不芜杂，目标是追寻宇宙万物的“最高原理”和“社会人生的最高价值”，围绕的基本问题是“天人之故”，也就是现代哲学所说的自然与人的关系。张先生在《真与善的探索？自序》中说：“吾昔少时，好作‘深沉之思’，不自量力，拟穷究‘天人之故’。”“究天人之际”是古代中国哲学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中重新得到了点燃，但它是在东西方哲学融会和贯通之上的一次点燃。
张先生名之为《真与善的探索》这部著作，代表了他一生的哲学思想。其中的《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整理和写成于1942年至1944年间；1948年，张先生又写出了《天人简论》。这“五论”在收入全集时，张先生统称为“天人五论”。这说明在形式上张先生也要用“天人关系”来贯通自己的整个哲学。张先生到了晚年，仍然打算写一部以“自然与人”为主题的新的哲学著作。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张先生肯定会有新的考虑和看法。但由于诸多原因，张先生最终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但他晚年仍撰写了不少讨论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论文。张先生的哲学不仅是“天人之学”，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天人之学”，称得上是“天人新学”（或“天人新义”）。新在什么地方？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一谈。
二、非本体主义的“本”和线性过程
哲学是追根求源之学，东西方哲学中的这个学问，一般称之为本体论和生成论。许多哲学家通过预设最高的本体或最初的根源，以作为万物的本质或万物的生成者。但张先生“天人新学”中的根源意识，既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不是生成论意义上的。张先生从东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中走了出来，而主张“非本体性的”（类似于古代中国玄学的“崇有论”和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等）的根源，他称之为“天人本至”的“本”。这个“本”，在张先生那里，不是指最初的“生成者”，也不是指决定万物的“本质”，而只是“统一”和“包含”。从整体和至大无外的意义上说，“本”是“宇宙”、“大”和“自然”，这三个概念在张先生那里是异名同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这三个概念特别是“自然”和“大”的意义是很复杂的。张先生选择了中国古典哲学中作为“物理客体”（即“自然界”）的“自然”（最早是阮籍的用法）的意义，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结合了起来，选择了总括一切事物的“大”
（非主宰之大和最高原理之大）的意义，选择了作为时空及共含有一切事物的“宇宙”的意义，用这三个概念共同指称万物之“本”。这是一个无限的、独立自存的客观实在世界之本，人和万物都统一于此、内含于此。张先生的这种非本体主义之本，否定了决定万物的绝对本体，也打破了西方主流哲学“自然之两分”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张先生又将这一客观世界之本，化约为“物质”和“气”，认为物质和气是客观世界中“最基本”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张先生受到了科学的影响，认为最小的物质是质量和能量的统一，是粒和波的统一。据此，“大”和“自然”之本，更具体说就是“物本”和“气本”。
同样，这里的“本”是“统一”的意思，而不是“主宰”和“生成者”的意思。现代哲学程度不同地都受到了进化世界观的影响。按照这种世界观，宇宙和万物都是演化的，而且是线性的，人类社会同样。张先生的“天人新学”反映了进化的世界观，也反映了怀特海（rNortWt）的“过程哲学”。“大”、“自然”是以历程和过程来展现的，物和气以内在于自身的动力演化和进化。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哲学家有退化论的立场，也有循环论的观点。张先生拒绝循环论和退化论，认为自然和大、物质和气的演化是有方向的、不可逆的。在张先生的天人新学中，物和气虽然是最基本的存在，但却又是最低级的存在。如果自然和大的演化只是复制和重复性的活动，世界就不能进化。为了说明自然演化的方向性和进步性，张先生相信演化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作为创造性活动，演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有机物到生物、从生物到生命、从生命到人和人的心灵的发展。张先生称之为“一本而多极”、“一源而多流”。“流”和“极”是说世界向多样化（“种类”）的分化和展开过程，由此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同时，分化又是一个从粗到精、从卑到高的发展，这样万物比较起来就有了高低、等级之不同，张先生称之为“品级”。直到自然和大演化出人类，宇宙和世界中就有了最高的存在，张先生称之为“至”。但这个最高的存在，不等于就是最完满的存在。看得出来，张先生普遍意义上的进化论和过程论，是同近代哲学思想中的进化、进步整体精神气质相吻合的，又是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创造观念的转化。张先生不接受怀特海的整体有机论，也没有把创造力委之于上帝；也看得出来，张先生的普遍进化论，否定了最初的就是最好的原始自然主义，也否定了最高的本质和生成者就是最高的价值和意义的主张。但张先生没有想象未来的超人，也没有想象终极性的进化目标。
三、人同自然的双重关系
人是自然和大化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统一于大和自然。但人不同于万物，他是宇宙和万物中最特异的存在。人的特异之处在于他有心灵和辨别能力，他不仅能够辨别万物的“自然”，也能够辨别人应该如何的“当然”。由此，根源意义上的天人统一，就变成了人类自我意识意义上的“天人之分”。张先生的这种“天人之分”，同荀子的“天人相分”有一定的可比性，而同庄子把天人相分看成是分裂、异化不同。从动态上说，天人相分之中的“人”是主体性的人，是通过行动实现人的生活目标和价值的人。人的主体行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通过知识和技术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从中获得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一是人对自身自然人性的改造，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价值和人格。人的这两种主体行为，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说，是“利用厚生”和“正德”的统一；用韦伯（MxWr）的说法，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在东西方文明中，程度不同地都有美化自然的自然主义者，如古代中国的庄子和近代法国的卢梭（n-qusRoussu），但张先生不是自然主义者。他不认为万物之间都是弱肉强食的关系，但他确实认为宇宙万物之间、生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他称之为“乖违”。他认为《中庸》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相悖”，相信宇宙万物是“广大而和谐的境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说：“就实际情状言之，万物并育而更相害，道并行而亦相悖”。面对世界的冲突和矛盾，人类的生存是争取生存的过程，人类的生活即是争取生活。为了争取生存，人类必须认识自然和大，认识万物，一方面遵循自然和大的法则，适应环境；另一方面又必须改造自然、改变环境和利用自然。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和技术，解决的就是这一个问题。人在改造外在客观自然的同时，也需要改造人自身的人性自然。张先生不主张性善论，也不主张性恶论。在他看来，人类由其他生物进化而来，既有好的性质，也有不好的性质。人要尽力发挥其善性，克服其不善性。他谈到这一点时说：“人性常在改进之中，亦常在创造之中，人不惟应改造物质自然，更应改造其自己的自然。人类不惟是自然的创造物，且应是自己的创造物。人所以异于禽兽，在于能自觉的创造自己的生活。”
张先生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主要就体现在他所说的对客观自然和人性自然的这种双重改造之中。张先生说：“生之本性为健健者胜物而不屈于物。”改造“自然”的过程，是人的生命力充分发挥的过程，是人的理性与生命统一的过程。张先生希望通过人类对自然和对人性的双重改造，既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又达到人的身心的和谐，用张先生的说法就是“胜乖以达和”、“充生以达理”。张先生把他的这种“天人合一观”称为“动的天人合一观”，以别于传统的静的天人合一。他这样说：“所谓动的天人合一是对静的天人合一而言。静的天人合一指古代道家、儒家‘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境界。动的天人合一是以行动调整自然以达到天人的和谐。”人与自然、人类之间的冲突及克服冲突的战斗观念，在张先生后来思想的发展中有所调整，他先是把他早期所改的“万物并育而实相害，道并行而亦相悖”，改为“万物并育，虽相害而不相灭；道并行，虽相悖而亦相成”，最终又接受“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古老信条的真理性。对于“万物一体”同样，后来他更多地强调其正面的意义。张先生的这种变化在现代中国社会史中可以得到解释。他强调冲突和战斗观念的时候，正是世界处于“二战”和中国处在后起日本帝国的强权践踏之时；他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万物一体”意义的时候，正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开始恶化的时候。
四、“合群”的“社群哲学”
对于个人与社会、群与己的关系，哲学家往往有原子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主张和整体性的以社会为本位的主张。古代哲学家多主张社会本位，而现代哲学家则更喜欢提倡个人本位，但张先生则提倡“合群”的社会本位。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社群哲学。张先生相信，个人发展的最高意义和价值是同群体和社会合而为一。他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类，本来就是作为社会的一员而存在的。在自然世界中，人类以“群体”同其他万物区别开，人是合群性的存在。诚然，个人需要爱护自己的生命，需要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完善自己的人格，但人的最高发展是将一己之“小我”融入到社会的“大我”之中，人的最高价值是与群为一。公就是“爱己而更爱群”。人类以各种不同的共同体生活在一起。张先生所说的“群”有不同的层次，小自家庭、家乡、社团，大到国家、天下。张先生的“合群哲学”，是对荀子“合群”思想的发展，也预示了社群主义哲学。
由于以“合群”（“与群合一”）为人生的最高意义和价值，张先生对“万物一体”的意义评价不高。他早年还专门写过《辟“万物一体”》一文，后也指出“万物一体”并非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万物一体”作为个人的神秘性精神体验有美妙之处，它“能令人心境扩大，令人不为目前的小烦恼所缚所困，令人充满好生的仁意。可以说是一种内心修养术，然而非人生之鹄的”。张先生的想法是，“万物一体”是一个人自我的内省经验，它反映的只是人的主观态度上的改变，而不是促成自然和世界客观上的变化，而且这种体验是短暂的。一个人真正努力的价值目标是更高也更困难的“与群一体”。他说：“与别人感同一难，与万物感同一易；与人群感一体难，与大地感一体易。”
人类追求社会本位的理想，走到极致就是设想各种各样的无何有之乡的乌托邦或者大同世界。但张先生与群一体的理想，没有走向乌托邦。他是一位谨慎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圆满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说变化和创造的生命力是不断追求完善，另一方面又说社会有一天会达到圆满，这是自相矛盾。世界中的冲突和矛盾，不可能完全消除，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追求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人类通过改变自然、改变自我的人性、改变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实现天人的和谐，也只能达到较高的程度，而不能达到彻底的完满。张先生合群哲学的朴实真理性，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在一个小学的课堂上，一位信仰佛教的老师关心学生对“未来”的期望，他先是向同学们讲述了地狱的恐怖，然后问他的学生，将来想下地狱的请举手。当然没有一个学生举手，没有人愿意下地狱；然后老师又讲述了极乐世界的美妙，又问，将来想进极乐世界的请举手。可以想象，同学们一下子都举起了手。但有一个学生没有举手，老师深感不解。他把这位学生叫过来，问“为什么你既不想下地狱，也不想去极乐世界呢？”那个孩子很平静地回答：我妈妈说，放学后哪儿也不去，要直接回家。张先生的合群哲学，很平实，就是“回家”的哲学——回到家庭之中，回到社群之中，回到族群之中。从小家到大家，一层又一层，但始终是人类的同心圆。在大部分情况下，“回家”确实比下地狱好，也比进天堂不差。
（原载《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