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观察世界的角度很冷酷，比如他揭示医院的麻木不仁：“既然医生对待那些我目睹死去的人，完全与对待我一样，跟他们说同样的词语，进行同样的谈话，开同样的玩笑，那么我的前景跟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相比，也就不会有什么两样。他们在赫尔曼病房悄然死去，不为人注意，没有叫喊，没有呼救，常常是全然无声无息地就走了。一大清早他们空出的病床就放到了走廊上，更换铺盖罩套，准备给下一个病人。护士小姐们径自微笑着做着事情，并不理会我们从旁经过看到了这一切。”
小说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身影在哪儿呢？他经常被拿来与侄子保尔对照：“维特根斯坦家族一百多年来素以制造武器和机器著称，直到最后终于生产出路德维希和保尔，前者是划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后者至少在维也纳其知名度并不比路德维希小，或者正是在那里他是更有名的疯癫者，从根本上说，他同他叔叔路德维希一样具有哲学头脑，他的叔叔路德维希反过来也与其侄子保尔一样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以他的哲学造就了他的名声，另一位，保尔，以他的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也许更富于哲学头脑，另一位，保尔，也许更为疯癫；我们相信这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可能只是因为他把他的哲学写成了书，而不是他的疯癫，我们认为那另一位，保尔，他是疯子，因为他压抑了他的哲学，没有发表它、公开它，只是把他的疯癫展示了出来。”
疯癫是天才的特质，伯恩哈德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保尔·维特根斯坦都是“伟大的、富于个性的、持续不断令人激动不安的、具有颠覆性的思想者”，“他们两位绝对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拥有非同寻常的大脑，这一位出版了他的大脑，另一位没有。我甚至可以说，这一位将其大脑所思付之于文字发表，而另一位则将其大脑所思付之于实践”。
伯恩哈德认为，保尔叔侄与生俱来非常富有，然而在自我独立意识的引导下，走上一条违背家庭意志的道路：“表面上看，恰好放弃了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价值观，即享受优越富有和呵护备至的生活，最终为自我拯救步入追求精神的生涯。他很早，就像他叔叔数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可以说是从家里溜之乎也，放弃家庭提供的一切成就了他们的条件，也像他叔叔以前的下场一样，成为被其家庭认为是无耻之尤的人。路德维希成了无耻之尤的哲学家，保尔则是一个无耻之尤的疯癫者。”
保尔对伯恩哈德说，他叔叔是维特根斯坦家族最疯癫者。伯恩哈德发现：“就我所知，维特根斯坦家人一辈子都因为此人而感到丢脸。他们总是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保尔·维特根斯坦没什么两样，都是傻瓜一个，是那些总对怪僻的事情敏感的外国人把他给捧起来的，他们颇觉好笑地摇着头说，全世界都上了他们家那个傻瓜的当，那个废物突然在英国成了名人了，成了思想界的伟人，真让他们开心。维特根斯坦家人毫不客气地将他们的哲学家拒之门外，对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敬，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拿正眼瞧他。像看待保尔一样，他们直到今天还把路德维希看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维特根斯坦家的叛徒。像对待保尔一样，他们也把路德维希排斥在外。如同他们在保尔在世时一直为其感到羞耻，他们直至今日还为路德维希感到羞耻。”
伯恩哈德觉得这不仅是维特根斯坦家族的问题，也是奥地利整个国家的问题：“即使路德维希后来相当有名了，也没有能改变他们对这位哲学家的轻蔑，他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不奇怪，归根到底，在这个国家里直到今天也没有他的地位，人们几乎都不认识他。维也纳人甚至今天仍不承认弗洛伊德，这是事实，甚至没有真正地了解他，这是事实。他们头脑太愚钝了。维特根斯坦家也是如此。”
伯恩哈德经常将矛头对准祖国。有一次为了找一份《新苏黎世报》[19]，他和保尔跑遍大半个奥地利，满怀希望奔赴各个著名城市，结果徒劳无功。他痛骂道：“当时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注重精神的人，无法在一个找不到《新苏黎世报》的地方生存。你想啊，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一年到头，哪怕是在一个仅有一家小旅馆的弹丸之地都能读到《新苏黎世报》。可是在我们这儿却不行！在这样一些鼎鼎大名的地方竟然找不到一张《新苏黎世报》，甚至萨尔茨堡[20]也没有，这不能不让我们怒火中烧，更加憎恨我们这个落后的、狭隘顽固的国家，明明乡巴佬一个，却又令人十分厌恶的狂妄。”他认为奥地利的报纸只能用来擦屁股。
有趣的是，伯恩哈德如此痛批祖国，国家仍颁发给他很多文学奖。自196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散文《严寒》，他平均每年有一两部作品问世，获过很多奖项。1970年，年仅39岁的他获得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文学奖[21]。然而经历很多颁奖仪式之后，他觉得获奖是一种羞辱。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公开宣布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他曾被德国国际笔会[22]主席两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他声称即使获奖也拒绝接受。
伯恩哈德的锋芒个性经常使得颁奖活动不欢而散。最著名的一次是1968年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他一上台就致辞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接着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结果文化部长拂袖而去，文化界名流相继退场。第二天，奥地利报纸说他“狂妄”，是“玷污自己家园的人”。同年他获得另一奖项，颁奖单位不敢公开举行仪式，只是私下将奖金和证书寄给他。
伯恩哈德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中写道：“我获得了国家文学奖，当时报纸报道说，这次颁奖最终以一场丑闻而告结束。颁奖典礼在政府接待大厅里举行，那位向我致所谓贺词的部长，讲的尽是些不着调的话，是他的一位主管文学的官员为他写的稿子，他在台上照本宣科，比如，说我写过一本关于南海的书，当然是胡说八道了，我什么时候写过这样的书。这还不算，那位部长还改了我的国籍，在讲话里竟说我是荷兰人，我从来都是奥地利人。他在讲话中还说我是专门写历险小说的，实际上我对这种题材一无所知。他还多次说我是外国人，做客奥地利等等。”
伯恩哈德说：“我在颁奖前匆忙地、很不情愿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可能稍微带一点哲理性，其实我只是说人是可怜的，注定要死亡的，我的讲话总共没有超过三分钟，这时那位部长便怒不可遏地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朝我挥着拳头，他其实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话。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人的面骂我是条狗，当即离开大厅，在身后把玻璃门重重地摔回去，致使门玻璃‘砰’的一声变成了一堆碎片。所有在场的人都跳了起来，惊讶地望着那位离去的部长。一霎时大厅里，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鸦雀无声。随后发生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那一伙我称为投机之徒的人，紧跟着扬长而去的部长走出大厅，离开之前也都向我示威，不仅漫骂而且挥着拳头……整个参加仪式的那帮人，几百位吃政府俸禄的艺术家们，尤其是作家，即所谓我的同事，以及其随从，都匆忙跟着那位部长走了……”
伯恩哈德觉得颁奖“实际上是在贬损一个人，而且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我想，只因为我每次总是考虑到它能给我带来金钱，我才忍受得住，只不过出于这个理由，我才走进各个市政厅的古老建筑，出现在各个礼堂里举行的无聊的颁奖仪式上”。他说40岁之前一直承受着各种颁奖仪式带来的耻辱，“让人在我头上拉屎撒尿，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颁奖是什么，就是往一个人的头上拉屎撒尿。接受一种奖项与让人在自己头上排泄粪便毫无二致。我一直感觉颁奖就是可以设想的最大的侮辱，绝不是什么提高。道理很简单。每一项奖都是由那些外行颁发的，他们想要做的就是要在你的头上拉屎撒尿，当你去接受这项奖时，他们就逮着机会了，痛痛快快地在你头上排泄一番。他们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谁让你低三下四地去接受什么大奖呢”。因为“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于是我把自己给毁了，把自己弄得成了卑鄙无耻之徒，成了让人讨厌的家伙”。
这些话很过分，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无论对人对己，伯恩哈德一向毫不留情，这种气质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很相似。当别人称维特根斯坦为大哲学家时，他说：“称我为真之寻求者，我就满意了。”哲学乃是为了求真，然而大部分哲学家只是书面上的求真，维特根斯坦则在生活中一以贯之。伯恩哈德同样求真，以至厌恶这个污浊的世界。他太讨人厌，因为他太要求真实。
（主讲梁文道）
《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
放弃信仰等于放弃自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1917-2012），英国历史学家。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在维也纳和柏林长大，1933年定居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荣誉教授，1978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著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等。
如果我们放弃了寻找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
我一直对20世纪前半叶的中欧[23]文化、历史很感兴趣，那里出现了太多如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等闪耀的文化巨星。在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欧的政治团体日益激进，有些人投向了共产主义的怀抱，有些人则转向法西斯。灿若繁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人因犹太血统被迫逃亡，被驱逐出境，甚至被送入集中营。
我喜欢阅读当年在那里生活过的重要人物的传记，管窥那个时代的记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世界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忠贞不贰的共产党员。他爱好爵士乐，曾用笔名写过不少乐评。这位左派史学大师生于1917年，回顾他的一生几乎等于回顾整个20世纪。他的传记《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给人一种印象：那个时代并不像现在这样国与国之间界线分明，尤其对犹太人来说，世界就是个地球村，可以到处迁徙。
霍布斯鲍姆的父亲是犹太裔英国人，母亲是奥地利人。父母于一战期间结婚，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生下霍布斯鲍姆。两岁时他随父母移居维也纳，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于1931年到柏林投靠亲戚。1933年纳粹掌权，他回伦敦定居，在一所文法学校念中学。1936年，他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并加入英国共产党[24]。20世纪60年代，他频繁前往拉丁美洲，有一次还偶然担任了切·格瓦拉[25]的翻译。他的一生多姿多彩，自传内容也相当丰富。
历史学家写自传有个优点：客观冷静的职业精神，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一般人写自传或回忆录往往将过去浪漫化，或者遗忘很多重要事情，以符合叙事主线。历史学家检视自己的一生时，需要把持客观的职业标准，同时注意不过分集中于个人经历的描述，而将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样本，观察社会如何造就人。
在柏林度过的两年时光，霍布斯鲍姆目睹了纳粹的兴起。为什么在左翼势力最强大的时候，纳粹却能让整个社会向右转？霍布斯鲍姆认为是因为德国共产党[26]太愚蠢，总以为最大的敌人是跟自己路线比较接近的社会民主党[27]，而不是纳粹党。德国共产党当然知道纳粹主义的恐怖，但他们认为没什么比混淆视听的同路人更可怕。他们认为德国社民党中间偏左的路线实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所以他们先要做左翼内部的路线斗争，打算斗垮同路人之后再去对付希特勒。这是当时左派势力强大最后却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霍布斯鲍姆在维也纳接触过很多犹太人，发现他们对漂泊不定或远离故土习以为常，并不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主张建国。他自己虽然也是犹太人，却不喜欢以时髦的“迫害下的牺牲者”身份说话。他认为不应凭借犹太人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以及曾经遭受的大屠杀，宣称自己享有独一无二的资格来唤醒世人良知。身为历史学家，他在乎的是：“一个于公元2000年占全球人口0.25%的族群（并且我生而为其中一员），是否有正当理由来宣称自己是‘神的选民’或特殊的人群。”他认为，正确或错误、正义或不义的事物，都既不会在身上佩戴种族标签，也不会在手中挥舞国旗。一个人正确与否、正义与否，并非与生俱来，跟种族、国家无关。
中国人多半关注苏共或东欧共产党的历史，很少看到西欧也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比如英国也有共产党，只不过永远是在野党，冷战时期甚至受到压迫。霍布斯鲍姆是一名坚贞的共产党员，这个身份令他遭受到一种较为温和的英式迫害，教职生涯难以一帆风顺。
冷战时期的西方共产党不仅遭受资本主义阵营的压迫，还饱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刺激，比如匈牙利十月事件[28]、“布拉格之春”[29]等。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考验是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30]，因为以前骂斯大林的人多是党外人士，现在则变成了党内斗争。此事发生后，许多西方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身为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不得不承认：“苏联以及绝大多数依照其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亦即曾为我们带来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产物——都已经彻底崩溃，只留下一片物质上与道德上的废墟。”
尽管共产主义沧海桑田，霍布斯鲍姆却始终没有放弃信仰。共产党的魅力在哪儿？他认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秘诀，并不在于梦想自己将站在街头障碍物后面进行抗争，甚至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那可用两个用语加以总结：‘决策必须贯彻执行’以及‘党的纪律高于一切’。共产党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完成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党内的生活则可说是极尽反对修辞文采之能事。这或许协助创造了那种乏味至极、简直令人厌烦的文化，而当它由党的出版品刊登出来时，就成为晦涩不堪、令人难以卒读的‘报告’，而各国共产党便从苏联的实际做法当中把‘报告’接收了过来。”
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前，共产党员无从期待获得任何奖励。职业革命家的命运可能是入狱、流放或者死亡，所以不讲求浪漫主义，不崇尚个人恐怖主义，强调要有冷酷的纪律和决心。正如布莱希特[31]在《致后生晚辈们》一诗中所言：“我进食于战役之间，在谋杀者当中席地而眠。”共产党的政治术语弥漫着“刚毅”的味道，诸如“绝不妥协”“不屈不挠”“硬如钢铁”“坚如磐石”。霍布斯鲍姆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本质，就是以刚毅——甚至冷酷无情——的态度，于革命之前、之际与之后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是因应时代状况而必须出现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