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认识，并不绝对是和他的年龄成正比的，即年龄越大、思想越成熟，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对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人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思想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反而由于时代特殊性，以至于他们早年的思想比之后来似乎更能经得住时代的考验。闻一多就是这样。
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两年曾写过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即《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
从这三篇重要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青年闻一多比之中年闻一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青年闻一多观察问题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青年闻一多是客观、理性多于激情的，而且，那些思考都是闻一多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从闻一多青年时代所写的文章和他发表的演讲中，能很强烈地感觉到，青年闻一多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并且不偏激。
现在看来，在清华时，闻一多的思想相对成熟，而到了40年代，他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反倒模糊起来。在清华时，闻一多的文章非常有激情，但偏激的地方并不多。对于一个只有20来岁的青年来说，这些都很难得。当年的《清华周刊》，对于清华学生思想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或学术刊物，而是一个类似于*社会的舆论机关。
闻一多在他的青年时代，非常看重舆论的作用。一度时期，他对《清华周刊》有意见，就是因为它没能完全承担起舆论的责任。闻一多说：“但根据分工论，一校内人人应各依他的本能底特长，在各种课外作业里，择负一种责任；言论就是许多责任中底一种。（这里负责是对于学校的，不是个人的；‘挖’是个人的责任。有人当他对于学校的责任，自然变成了分数的奴隶。）不是说言论家以外，就没有别人可以发表言论，他们在执行他们职务底余暇，也应该时时告些奋勇，大大方方地讲几句话。”
在青年闻一多的思想里，一个学生，在课业之外，还要有其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闻一多思想的底色。在清华也好，后来去美国也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到了昆明西南联大，闻一多的思想都是这样。
说青年闻一多的思想比中年闻一多更为成熟不是没有根据的。1946年，闻一多写过一篇题为《人民的世纪》的文章，他认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他的情感也始终倾向人民大众一边，他的文章保持着他青年时代的激情，但比之当年清华时代的文章，总让人觉得简单了一些。
清华时代，闻一多在《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一文中对于言论与社会的关系分析得相当好。他认为：“人人底脑筋都要受到对象底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有这种感觉，影响到理性的活动，才有这种理想；有这种理想，才发为这种言论，口头的或笔着的。所以每篇言论，在环境里，必有个确定的根据；环境不需要这种言论，这篇言论就无从产出；人人不肯发表这篇言论，这个需求就永远不能补足。言论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己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连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的事。”这段文字可谓把一个言论的权利和社会对言论的评价关系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青年闻一多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在清华的时候，正是思想开始形成的年龄，说他们有早熟的自由*思想，是因为他们在青年时代对于自由和*的认识更接近于这些东西的实质，而到后来，他们对于自由和*的认识反而出了偏差，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出身清华的知识分子突然左转，倒让人费解起来。闻一多的变化，正是出身清华的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闻一多是有“五四”情结的。所谓情结，简单说就是“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大、也太深了。
“五四”运动，在闻一多的心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运动，他是容不得有人对“五四”运动说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说过：“‘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在闻一多所有的文章和演讲中，“五四”运动是被他提到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对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不仅仅是一次*，更是一次思想革命。梁实秋说：“‘五四’运动发源在北京城内，但清华立即响应，且立刻成为积极参加的分子。清华学生环境特殊，在团体精神和组织能力方面比较有良好的表现。爱国运动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的兴起）又为一回事，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风潮则又为一回事。这三件事差不多同时发生，形成一股庞大的潮流，没有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青年学生能置身事外。”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闻一多正好20岁。“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清华没有直接卷入。清华学校在郊区，那天又正好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有进城的同学返回学校，讲了白天城里学生的爱国热情。闻一多听了很受感动，当时，他在清华学生会当文书，于是便连夜抄了岳飞的《满江红》。25年后，闻一多在《‘五四’历史座谈》中说出了这件事，人们才得以知道真相。他说：“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闻一多说这件事时，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对现实最看不惯的时候。是时，闻一多对他当年的行为已有了新认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前后思想的变化。像这样的事，对于抗战前的闻一多来说，是很平常的。梁实秋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不是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事。”
事实上，闻一多讲“五四”运动最多的时候，是在他思想变化后的20世纪40年代。在这之前，对于“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他很少谈起，他在美国的那些年里，从现在能看到的他和朋友们的通信中，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五四”运动，所以说，闻一多的“五四”情结当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种表现。当然，“五四”运动以后的那些年里，闻一多很少再提到这一历史事件，也许与那时的社会相对平静有关。闻一多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中说：“‘五四’时代，因帝国主义退出，中国民族工业得以暂时繁荣，一般说来，人民的生活是走上坡路的。今天的情形，不用说，和那时正相反。”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闻一多的“五四”情结是和他对现实生活的评价相关的，当他对社会生活强烈不满的时候，便借“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来宣泄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五四”运动的主干是青年，而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最敏感的也是青年。在20世纪40年代，最怀念“五四”运动的除了青年，或许就是闻一多这样的人。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虽然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但他并不缺乏理性，他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可以说是把诗人的气质体现在了对社会政治的评价上，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闻一多后来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种否定性的评价，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不十分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一些“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