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愉快的交流……是有关政治、音乐、爱好和时事的谈话。事实上,在银座的高档俱乐部中,陪酒女郎们据说也很精通政治领域,她们可以与客人进行理智的交谈。
——安妮·艾丽亚森,《夜间工作:东京陪酒女郎俱乐部里的性别/娱乐和公司员工的阳刚气质》
在晚上工作的前半段时间里,与客人交谈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客人们都醉得开始唱歌或与我们调情为止。不可思议的是这类交谈的内容往往很容易猜到。每周,我至少会有两三次被问到是否喜欢日式料理,四五次被问到是否曾经交过日本的男朋友。大多情况下,客人们都会问我觉得日本文化哪个方面最有意思。
我们必须让客人的脸上时刻保持笑容,因为德斯蒂妮一直在监视着我们。有时候我真的想伸手过去给他们一个拥抱,但是“皇宫”是家“无触碰”酒吧——能触碰的话这事儿就容易多了,没有身体接触还能让人保持微笑才是个挑战。
我的很多客人英语说得都不好,所以和我在一起时,是他们头一次有机会能与美国女人聊天,讨论她对日本文化的印象。日本人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所以我必须牢牢记住,我对他们的国家作出的任何评价实际上都等于对他们个人的评价。虽然我也得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对日本文化有任何出言不逊之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恭维日本文化等于间接地恭维顾客的为人。
“我喜欢练习书法。”我告诉一位这样问的客人。
“啊,”他兴致勃勃地答道,“你都写些什么呢?”
“嗯,我现在还在努力练习写‘永’这个字。”我说道,“我寄宿家庭里的妈妈告诉我,如果我能把‘永’字写好了,那么我就可以写好其他所有的字。”
“每个人都这么说。”他答道。
“哦,真的吗?”我问道,虽然我早已知道,所有学习中国和日本书法的学生都要从“永”字开始练起,这个字是“永远”的意思,通常要练习无数次才能把它写好。
“但是我总是写不好‘永’字呢,”我悲叹道,“我想我可能要一直练到永远了!”那个男人笑了起来,很欣赏我语中的双关,我认为这是继续谈类似话题的信号。
“关于日本,我另外一种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樱花,”我继续说了下去,“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樱花开放季节能再次到来。”我发现这是个安全话题,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位不喜欢樱花的日本人。
樱花,日语为sakura,盛开时在日本会带来一种盛况。在四月有一两个星期,当樱花盛开的时候,朋友、家人、公司都会组织多次野餐,人们可以一边喝着大量的清酒,一边欣赏无数樱花烂漫绽放的美景。
“樱花总是使我联想到日本人,因为你们就像樱花的花瓣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我想了想接着说,“我的意思是有些樱花树种得很密集,花瓣组成的粉色云朵都让人分不清树和树之间的差别。看到这我就想起新宿和涩谷街上,还有列车上总是挤在一起的人群。”
“所以你的意思是所有日本人都是粉红色的啦?”他开玩笑说。
“至少你现在的脸色是的!”我回嘴道,由于喝了太多的酒,他的脸已经变得非常红了。这又使他大笑了起来——我最喜欢招待这种爱笑的客人了。
2003年,在流行文化生活中也有很多值得从跨文化角度讨论的事情:日本的棒球明星松井秀喜刚刚度过了加盟纽约洋基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隶属于美国联盟东区的棒球队伍之一)后的第一个赛季;汤姆克鲁斯来日本宣传他的新电影《最后的武士》(一部描述日本变革、现代日本诞生时期武士精神的电影);电影《迷失东京》(一部全部在日本实地拍摄取景、讲述两个寂寞的美国年轻人在东京相恋的电影)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
我知道日本有着极端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对国际大事及流行文化的一致看法还是把我吓到了。然而,这样却使我的工作更加轻松,因为我基本上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对话。有时候,我可以一个晚上跟两三位客人一起谈同样的话题。
关于流行电影,日本人非常喜欢看《最后的武士》,却认为《迷失东京》有些不温不火。因此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找出《最后的武士》里最感人的部分,指出在《迷失东京》里比较令人厌烦的部分。
“好的,首先,”我曾经在一群日本生意人面前作出这样的点评,“《迷失东京》开篇时给了斯嘉丽·约翰逊(该片女主角)的屁股太长时间的特写镜头。”
“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的评论让他的三四位同伴捧腹大笑。桌子旁的四五位陪酒女郎也只好装出觉得很有意思的样子——虽然我们中有一半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些日本人在说些什么。
“但是实际上,”我顺着同样的思路继续说下去,“如果这部电影以比尔·默瑞(该片男主角)的屁股特写开篇又会怎么样呢?”我开玩笑说,“我想所有的观众都会尖叫着跑出电影院吧。”
“是啊,那就更像是一部恐怖电影了!”另一位客人大声说道,引起大家又一阵大笑。
我天生很喜欢娱乐他人、令人欢笑。我认为我具有表演者的个性,就像善于表演喜剧的那类女演员,这种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为争取别人的认可而努力,因为实际上她内心其实是缺乏自信的。然而,仅仅会说些巧妙的言辞有时是不够的,最优秀的陪酒女郎要知道如何操控谈话,使客人说出最有趣的话语,这样就会令他们以自己为傲,更加愉快。
就在那个时候,我独自去电影院观看了《最后的武士》。我得把这件事当做家庭作业来做,因为各种各样的客人都在不停地问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否则我是不会花时间去看这部电影的。事实上,我记得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汤姆克鲁斯来东京宣传这部电影,在记者招待会上以“武士的方式”讲日语时,我觉得这让他看起来非常愚蠢。
“《最后的武士》值得你去看看,”在喝了几杯龙舌兰酒后,一位客人对我说道,“你可以从中学到一点儿有关日本文化的东西。”
上大学时,我是一名东亚研究学专业的学生,来到日本后我又与一个日本家庭一起居住了一年,我自认为,我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不止一点儿而已。但是,这与眼下的这种情景,是完全不相关的。
“我认为《最后的武士》的结局非常感人,”记得看完电影后我对另一位问到它的客人说,“它教给我太多有关日本文化的东西了!”我几乎被自己的话噎死,然而我还是得自始至终保持微笑。
客人们还会跟我谈论日本的动画,其中我最熟悉的就是著名导演宫崎骏执导的长篇动画电影。
“你还应该看看《天空之城》,”当我提及动画片《千与千寻》以及它随后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时,一位客人这样建议我,“《天空之城》是宫崎骏的一部比较老的电影了,所以你还没有看过。”
“真的吗?”我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天空之城》是关于什么的故事?”实际上,我大学时就已经写过关于《天空之城》的学期报告了。我的论点是:日本的动画电影把译作权卖给迪士尼公司之后,它的英文译本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批判性意义。
“这是有关于一座漂浮的城堡和一个从天空中掉下来的女孩的故事。”他答道。
“嗯……”我深思熟虑后说道,“也许那座漂浮的城堡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家俱乐部,因为我们称它为‘皇宫’,而且这种生意又是日本浮世文化中的一部分!”显而易见我对自己的见解感到相当骄傲,但这在交谈中是错的。
“不,不是这样的。”他并不赞成我的观点。
“好吧,亲爱的,”我对这位老头儿说,“如果你保证下星期还来这儿跟我讨论《天空之城》的话,我就保证这个周末去店里租来看。”我摆正了我的位置。
“我想哪天晚上下班后我应该有空顺便过来一下。”他圆滑地笑着答道。
“我是你的‘第一选择’,对吗?”我需要确认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新相识的客人第二次来玩时指定的“第一选择”,那么他就会被加入到我逐渐变长的常客名单里。
“当然了!”他已经掉进了我的陷阱。
当招待一些比较聪明的客人时,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政治。如果我的客人想要讨论政治,我会很愉快地加入任何对美国政治的批判中去,那种特别的话题很少会有枯燥无味的时候。并且我对亚洲的政治也有一点儿了解。
虽然在现实中,我对日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我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病态迷恋,还有日本政府随后拒绝为本国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向亚洲其他国家道歉的原因。可是显而易见,这个话题是被禁止的。
我反而会提到有关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话题,这会使我的客人们变得充满怀旧色彩,就好像他们真的经历过那段时间似的。男人们还喜欢缅怀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当时,万元的纸钞从每个人的口袋里飞撒出去,充斥着各处市场。这种谈话不可避免地会被带到市场分析上去,对日本经济为什么会逐渐稳步地回到原来的发展轨道上进行评论。
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题,我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交谈的语气是积极的,不管怎样都要使客人自我感觉良好。
日本人自幼就被教导骄傲是最大的缺点。然而上了年纪之后,他们却愿意花大钱来请人对自己阿谀奉承,享受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陪酒女郎的酒吧恰恰是这种压抑自尊的文化下产生的怪胎。
通过交谈,他们希望我能使那些男人为他们本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自豪,也就等同于为他们自己感到骄傲。毕竟,骄傲的男人才会花钱,骄傲的男人花的钱才能增加我的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