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的桌布上摆出青瓷细釉薄胎的景德镇瓷器，宋庆龄正端来一盘菜，放到了桌上。
“很香！”越飞嗅嗅鼻子，说：“这是什么东西？又是蛇吗？”
“也有点像蛇，”孙中山说，“这是鳝鱼，鳝鱼糊，典型的上海菜。”
见孙中山大口吃，越飞也小心翼翼地在口中抿了抿，马上大嚼起来，并向宋庆龄竖起了大拇指。
孙中山端起红酒，说：“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越飞碰了杯，喝干了杯中酒，说：“我已经告诉先生了，苏维埃政权，是全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不平等的剥削制度。”
“这与我的三民主义不谋而合。”孙中山说，“在桂林，我与马林会谈时，我已经说过了，你们革命才五六年，成绩如此伟大，令人艳羡。而我们，革命历程比你们长得多，成绩却平平。”
越飞问：“你想要些什么呢？”
孙中山说：“我最终是要打到北京去的，你知道，我的财力、物力不足，最缺的是军事专家。没有人才，我希望贵国能提供军事专家，得到财政支持，如果可能，我想派一个高级的考察团到苏联去。”
越飞说：“我将尽快把孙先生的这些想法报告给莫斯科，你赞同我们发表一个联合宣言吗？”
“当然，”孙中山说，“我看了你起草的诸条款，有些要修改，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国情。
迅速、公开承认苏维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没有问题。”
越飞说：“这是前提。我们给你们援助，不能什么也换不来呀。”他又喝干了一杯酒。
孙中山说：“你们援助我们，我们同样援助了你们。当西方国家都要绞杀你们政权时，东方的大国中国承认你们，这不是支持吗？”
越飞笑了：“很对。”他抓了一只大闸蟹，却不知怎么下手吃。
孙中山做示范给他看，说：“螃蟹样子凶，却很好吃。吃起来还要有耐心。第二条，与贵国公开结盟，我看也没问题。第三条，对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宣传不要设置障碍，要考虑分寸。”
越飞学着孙中山的样子，用小钳子一点点把蟹肉从壳中夹出来，吸到口中，用力吧哒着嘴，说：“你们中国人什么都吃，连老鼠、蛇也吃，勇敢！我想，我们俄国人在吃的方面不如中国，可我们的追求却是超前的、完美的，社会主义无法取代。”
孙中山笑道：“我以为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不必另提口号，民众不易接受，宣言应强调，当今中国最急迫的是民国的统一，与完全国家的独立。”
“同意，”越飞说，“对中国的统一、独立，苏维埃政府将全力支持你们，可以写入宣言第一条里。”
孙中山忽然问：“你与我发表这样的声明，你的共产国际会不会指责你，说你在中国支持了一个国民党，而没有支持共产党？”
越飞说：“我以为，灵活是事情成功的生命线。我们的立场是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所有革命，我为什么不支持孙先生的事业呢？”
孙中山说：“谢谢，我将派廖仲恺继续与你详谈，中国不方便，可以到日本去。廖先生生在美国，念书在日本，你们是容易沟通的。”
越飞说：“我期待着成功。”
孙中山为这次成功的会谈感到很高兴，他让宋庆龄在灯下连夜整理着越飞、孙中山宣言的记录。
孙中山不断催问：“整理出来了吗？”
宋庆龄说：“中、英文的都弄好了，俄文的陈友仁秘书拿回去弄了。”
孙中山说：“外文译文是很有学问的，在俄文里，手杖和筷子是同一个词。”
宋庆龄说：“在党内，反对接纳共产党，反对联俄的势力还是很大的，你注意到了吗？苏维埃，这在词典里是个全新的名词，啊，对了，词典里还没有收入呢。”
孙中山说：“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在意，关键是他们支持我取得革命成功就行了。”
宋庆龄指着文本中的一句话说：“这一句有必要吗？文件上称，关于中东铁路管理上任何新的安排，都必须与张作霖商量，这不是太抬举他了吗？”
孙中山说：“我不能忘记盟友啊，去年秋天我派汪精卫去奉天，才形成了我和段祺瑞、张作霖的暂时的三角同盟，这对反对曹锟、吴佩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不能丢掉了他。我准备给张作霖写封信，说明一下与越飞谈判的详情。”
宋庆龄说：“你的联俄政策，容共政策是一个大胆的、明智的选择。”
孙中山说：“迄今为止，苏联是第一个平等待我的国家，只这一点就足以令我感动。”
在与越飞又一次会谈后，孙中山匆匆赶往再度光复的广州，以海陆军大元帅名义复职，这是他在广州建立的第三个政权。
孙中山在这次任命的部长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谭延，大概谭延自己也没想到。
谭延比孙中山小10岁，是光绪年间的进士，1909年当过湖南的咨议局长，1911年与湖北的咨议局长发起组织“宪友会”，那时还是十足的君主立宪党人。辛亥革命时倒向革命，在当上了湖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后，却又用阴谋手段刺杀了湖南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自己爬上了都督宝座。一年后，他又加入了国民党，成了湖南的支部长，后又任湖南省省长。不知孙中山是看重他的才干抑或是在湖南的实力，还是因为对他的“谋杀”感到查无实据，这次是重用了他的。谭延很感动，在大元帅府又搬回士敏土厂故地时，谭延赶了来，其时马湘正带着卫队的人收拾房间，一切还没有就绪。
谭延下了车，在元帅府门口碰上了往外走的汪精卫，汪精卫开了一句玩笑：“谭延部长来见大元帅谢恩啊？”
“不是谢恩，是该谢罪。”谭延说，“我从前是立宪派，没少在报纸上骂孙先生是孙大炮，没想到，孙先生不咎既往，还任命我为内政部长。”
汪精卫道：“孙先生方才还提起你呢，他说，过而能改，是为无过，称赞你这个翰林院编修是一个学贯古今的大学者。”
谭延说：“孙先生才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又是深孚众望的革命家。我肚子里的子曰诗云都是故纸堆而已。”
他与汪精卫分手后，径直走进孙中山的办公室。
孙中山正在与卫士们一起抬桌子、摆椅子，弄了一身灰垢，见谭延进来，才拍拍手上的灰，说：“你来了？”
谭延拿出两方汉玉古印，摆到桌上说：“先生看这两方印如何？”
孙中山看了看，说：“好玉，好书法。”
谭延找来印泥，在纸上印出了“鞠躬尽瘁”和“死而后已”8个字。
孙中山念了出来，之后他说：“这8个字正是我孙文一生追求和为之献身的誓言。”
“所以我才拿来奉献给你，只有你配这个赞誉。”谭延说，这两方印是他家的祖传宝物，其父当巡抚、总督时一直带在任上，他恳切地请先生“笑纳”。
孙中山想了想，把一方印推给了谭延说：“鞠躬尽瘁这一方我留下了，另一方请你拿回去，君子不掠人之美，我掠了一半，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本来我一半也不该要的。”不过孙中山确实喜欢这两句话。这是诸葛亮为表尽忠报国的一片赤诚之心，写给刘禅的话。而孙中山今天报国尽忠的是人民，但前人未完成的革命大业，后死者应不屈不挠，继续实行。
谭延托着“死而后已”那一方印，说：“那我留着这一方自励了，永生不会忘记为人民死而后已。”
这时，从前当裁缝师傅如今在会计司工作的黄隆生乐颠颠地托着衣服闯了进来：“大总统呢？”
马湘说：“没有大总统，现在是大元帅了。”
“在我看来都一样。”黄隆生说。
孙中山说：“黄师傅又来送衣服了？”
“我不是说过，早晚穿得上吗？这不，你不是又回广州来了？我是来送中山服的，它在我箱子里放了半年了，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我看看中山服什么样？”谭延打开衣服包，披在身上试了试，说：“好，穿上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中山之风。”
黄隆生有三分夸耀地说：“部长知道这都代表什么吗？”他说：“袖口的3粒扣子代表民主义，前襟5个扣子是五权宪法，有讲究呢。这叫中山服，是******先生在永丰舰上起的名字。”
谭延大感兴趣：“你这裁缝挺有学问啊！”
孙中山说：“他是大元帅府会计司的公职人员，管钱呢，你别小看他。”
黄隆生说：“先生别夸我。这中山服，是孙大元帅画的草图，我不过是缝出个样子而已。”
孙中山也试穿了一下，在镜子前面比量了一阵后建议，上面的明袋好，下面的也可以改成明的，中间压几个折，像手风琴琴箱一样，东西多了，可以撑开，更适用。
谭延笑了：“孙先生还真有想法，可以当裁缝师傅了。”
孙中山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也可以去当服装设计师。”
黄隆生打趣说：“那不是抢我们饭碗吗？”
几个人都笑起来。
刚送走谭延，胡汉民敲敲门进来：“先生找我？”
孙中山对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说：“去攻打惠州的军队出发了吗？”
胡汉民说他是干着急使不上力气，滇、桂各军都在伸手要钱，饷钱少一分也不肯出征。
孙中山说：“没有钱，在我这叫苦有什么用？到市政厅去要。”
他飞快地写了个条子，推给胡汉民，让他签个字，这是以他名义去提款的。
胡汉民签了字，交给孙中山的副官张猛，叮嘱张副官到孙市长那里跑一趟，无论如何要弄到20万才能解燃眉之急。
张猛敬了礼，拿了批条出去。
张猛来到市政厅时，孙科刚好从大楼里走出来，要上汽车出去。
张猛交上批条，说：“孙市长，这是胡总参议批的条子，要我急提20万饷钱，是为攻打陈炯明老巢急需的。”
孙科脸色很不好，看也不看，接过来把批件撕烂，往地上一扔，说：“今天要钱，明天也要钱，我又没有印钞机，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
说罢跳上汽车，一溜烟地驰去。
张猛无可奈何地僵在那里。
两天以后，孙中山发觉杨希闽的滇军还在市面上晃荡，并没有开赴惠州前线，他很生气，拿起电话就直接找了杨希闽：“杨总司令吗？你们滇军还没有行动吗？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陈炯明的惠州老巢了，不能再拖了。”
杨希闽在电话里回答说：“大元帅，我的兵是雇佣兵，与先生的革命军不能同日而语，军饷不发，队伍带不出去呀，叫我有什么办法？”
孙中山说：“是吗？好，我再催催军饷。”不得不放下电话，不禁愁眉紧锁。
孙中山又问马湘：“是不是桂军刘震寰那里也没动啊？”
马湘说：“方才我还看见刘军长了呢。”显然也是按兵不动。
孙中山感觉不对头，吩咐马湘说：“去，马上把会计司黄隆生叫来。”
不一会儿，黄隆生气喘吁吁跑上楼来，恭恭敬敬地问：“大元帅叫我？有事吗？”
“没事我叫你干什么？”孙中山火棱棱地说。
“不知……是什么事。”黄隆生小心翼翼地望着孙中山的脸，“中山服……还没改好呢。”
“废话，”孙中山说，“什么中山服，找你会计司会有别的事吗？要钱！我问你，给滇军、桂军东征拨付的20万饷银为什么迟迟不送到？耽误了军务，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黄隆生支支吾吾地说：“会计司里根本没有钱。我管账，账面上没这项款子。”
孙中山大为惊诧，问：“孙科不是从市政厅拨给你20万吗？昨天没有拨到吗？”
黄隆生嘟囔着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一分钱也没收到。”
孙中山对黄隆生挥挥手：“没你的事了，你去吧。”
孙中山站在那，越想越气，噔噔噔地下了楼。
孙中山闯到胡汉民办公室里，劈头就问：“你没派人去市政厅催款吗？”
胡汉民看了一眼张猛，说：“大元帅问你的副官吧。”
孙中山去问张猛：“怎么回事？”
张猛吞吞吐吐地说，孙市长说没钱，又说他没有印钞机。把批文扯烂，上车走了。
孙中山直气得两手发抖，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胡汉民从来没见孙中山生这么大的气，忙上来劝慰：“别着急，再想办法。”
孙中山一迭声叫：“叫孙科来，打电话，马上叫他来！”
张猛只得抓起了电话。
孙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听电话里让他十万火急地赶来，他坐了车直奔元帅府。
孙科一脸汗水地从车上下来，发现宋庆龄在门口等着呢，孙科打了个招呼：“夫人好。”
“你好。”宋庆龄示意他停步，她是特地在门口迎他的。
孙科不明原因，只好停下。
宋庆龄说：“为你不拨20万军费的事，你父亲在气头上。你现在不要去，你先出去走走，等他气消了，我打电话你再来。”
孙科说了声“谢谢”，正要上车，二楼的窗子猛然拉开，孙中山早看见他了，厉声叫道：
“孙科，你给我上来！”
孙科无奈地冲宋庆龄苦笑了一下，硬着头皮上楼去。
孙中山怒狮一样站在门口，孙科一进来就有几分发怵了，他怯声地问：“父亲找我有事？”
“是大元帅找你这广州市市长有事。”孙中山冷冰冰地抛出了这么一句。
孙科问：“我不知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还狡辩！”孙中山斥责道，“你这个混账东西！军情如此紧急，你这市长是白吃饭的吗？我以胡汉民名义批了条子下去，你为什么不拨20万军饷！你还敢说你没有印钞机！你什么意思？”
孙科低着头又委屈又羞愧，他想分辩几句：“我手里也没有钱，有没有困难，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吗？什么人来告我刁状？”
孙中山说：“我不管你有没有钱，你误了大事，就是不称职，我就撤你的职。去，去弄钱，限明日拿来20万。”
孙科无限委屈地走了出去。
马湘拿来浴衣，对孙中山说：“洗澡水热了，大元帅洗澡吧，别生气。”
孙中山这才接过浴衣。
孙科心里早就对胡汉民憋了一肚子气了，他在背地里说孙科拉太子派，今天又挑拨是非让他难堪，孙科越想越气，下了楼直奔胡汉民的办公室去了。
胡汉民正在桌前办公，孙科紫青着脸，鯷着手杖笃笃地进来，站到胡汉民面前说：“你太过分了吧？你不止一次挑拨我们父子不和，你是何居心？”
胡汉民看着盛怒的孙科说：“你怎么血口喷人呢？我什么时候挑拨你们父子不和了？”
孙科不冷静地说：“你想弄钱，用不着打着我父亲的旗号，我是没有印钞机呀！”
胡汉民明白他为什么发火了，就说：“这是大元帅亲手写的命令，让我签字的，怎么说我自己想弄钱？”
盛气凌人的孙科举起手杖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向左一躲，手杖重重地落在桌面玻璃板上，砰一声砸了个粉碎。
胡汉民大叫：“反了，你！”
响声惊动了楼上，孙中山穿着浴衣和拖鞋急奔下来，恰见儿子又扬起手杖欲打胡汉民。孙中山又气又急又羞，他气得流出了眼泪，说了一声：“你个畜生，反了你了！”一把从马湘腰间拔出手枪就要开火，吓得马湘死死抱住孙中山的胳膊，示意孙科快跑。
孙科急忙夺路而逃。
隔壁办公室的李烈钧、参谋长朱培德、黄隆生等也都赶了过来。孙中山仍不罢休，一面追赶出门，一面大叫“反了”，看看追不上，掷出拖鞋打孙科。李烈钧等人上去拖住了还要追打孙科的孙中山。
宋庆龄拾回拖鞋扔到孙中山脚下。
孙科回到办公室，闷在屋里好不伤心。他一怒之下写了一份辞职书。
夜已深，走廊里静静的，只有哨兵在门外的走动声。
孙科极为苦恼地在吸烟，因为不会吸，不断地咳嗽。
他捻灭了烟，把收拾好的东西夹起来，把办公桌上的辞职书又往中间摆了摆，用铜镇纸压住，正要离开，宋庆龄出现在房门口。
孙科看了她一眼，没有出声。
宋庆龄默默地走进来，坐到了桌后的转椅上，发现了他写的辞职书，拿起来看看，说：“辞职书写得别开生面，将来可以入国史馆的。”
“我不想听局外人的风凉话。”孙科说。
“局外人？”宋庆龄说，“我如果是局外人，我根本不来了。你现在一走，拆的是谁的台？
这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你不是要把你父亲活活气死吗？”
孙科冷冷地说：“你当然是站在他的立场说话了。”
“不。”宋庆龄说，“哲生，我本来想过，想劝你父亲来向你道歉，他居然要拔枪打你，这是他太不冷静的表现，为这一条，他就应当道歉。可是，你是晚辈，你也不是没有毛病，你冲胡汉民发邪火，打碎玻璃板，叫你爸爸在众人面前难堪，这又是你的不是了。按照中国的传统，小辈的受点委屈，赔个礼、服个软，也就过去了，所以我还是来劝你了。”
你能说宋庆龄说的不在理吗？
孙科说：“反正这两头受气的市长也不好干，不如回家去侍奉我妈。”
宋庆龄说：“你光是去赔礼道歉也没什么大意思，不如解燃眉之急，拿出20万东征的军饷来，那就一切都冰消瓦解了。”
孙科说：“我就是变戏法也变不出20万来。”
宋庆龄说：“变变看。”
孙科说：“谈何容易！”他给宋庆龄算了一笔账，几个月来，财政总收入不过200万，支出却有600万！滇军、桂军贪得无厌，滇军和桂军的税收都比大元帅府多，他们一分税款不上缴，急得我们加捐、加税，甚至把政府所有公司都拍卖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宋庆龄说：“不是还有一笔金库券没卖出去吗？我替你找到了一个大买主，买20万不成问题。”
孙科脸上现出惊喜：“是吗？这可是碰上财神爷了。”
宋庆龄说：“那你得答应去向你父亲道歉。”
孙科说：“我拿着20万去道歉，负荆请罪也行。”
宋庆龄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