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岁时父亲去世，6岁记事，那时候姐姐19岁，她有一对长及腰际、乌黑发亮的辫子。门前有块大石板，每天早晨姐姐都坐在石板上自豪惬意地整理她的长发。那时姐姐已经有了婆家，姐姐和那小伙子的感情很好，他曾悄悄送给姐姐两对红绸带，姐姐则剪下一缕头发，用绸带扎着送给他做定情物。我常摇着姐姐的手问：“姐夫啥时来娶你呀？”每当这时，一片红晕飞过她的脸，像天上的红云彩，美丽又动人。
在乡间，冬天是姑娘小伙办喜事的时节，待嫁的姐姐满怀羞涩地躲在家里，手拈针线绣枕头、袜底。母亲跑到邻村去喊木匠，滚到山脚下摔死了。待嫁的姐姐一下子成了三个兄弟惟一的主心骨。从此，姐既当爹又当妈，白天到队里挣工分，傍晚在自留地里种粮菜。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来不及梳辫子，头发乱糟糟的，婆家不愿再把婚事拖下去，托媒人来退亲。那晚上姐姐一剪刀剪了辫子，长长的辫子软软地落在地上。我们呆呆地看着她，姐姐一把搂住我们说：“别哭，姐哪儿也不去，谁也不嫁。姐一辈子养你们，供你们。”从那以后，姐姐辫子再也没有留长过，长一点便剪掉卖到废品收购站，换火柴或是针头线脑。
冬天，祥和的乡下到处弥漫着喜庆色彩。每当迎亲的唢呐声欢快悠扬地响起来时，人们都会争先恐后地跑出屋看穿红衣红鞋的新娘，只有姐姐坐在窗前，手里拿着那对断辫，一言不发。有一次，我和姐姐去打柴，打完后姐姐坐在无人的山梁上，小声地唱起了一首山歌：姑娘长到十七八，谁不盼着有个郎来抬。姐姐唱了一遍，又唱一遍，唱了几遍，我抬头，见她眼里早已泪花翻滚。姐姐硬是把二哥、三哥供到初中毕业，又硬是帮他们把媳妇娶进了屋。当我考上中专时，姐姐已经28岁了。那年刚刚娶了三嫂，家里一贫如洗，连告贷也无门了。报名前几天，姐姐只好挑了几挑粮食到粮站卖了，好歹才凑齐了学费。
离家那天，下着雨，我和姐来到乡场上，在一家屋檐下躲雨。姐姐把两双布鞋往我的铺盖卷里塞，边塞边说：“弟弟，拿着，过冬穿。以后你一个人在城里，冷热饱饿也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穿着这鞋，可别忘姐。好好读书，我们不和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志气。弟弟，你就要走了，姐在山里头不知会多想你呢！”说完，姐姐背过身子，撩起袖子揩泪。
赶集的人越来越多，姐姐嘱我不要走，她去赶集，说话间挤进人流不见了。
姐姐回来时候笑眯眯的，说：“弟弟，姐给你买碗面吃！”“要大家都吃。”我坚持道。姐姐帮我整整衣领说：“弟真心疼姐！”搁下碗筷，我猛然发觉姐居然还戴着斗笠，便帮她摘，姐猝不及防，等她伸手来挡，斗笠已被我摘下。姐姐慌乱拿起往头上戴，一边不自然地掩饰。但我已看清了。她的头发又短叉乱，参差不齐。姐姐又把头发卖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姐姐指指周围的人，示意我别哭：“头发长，不方便，又要花时间梳啊编啊，不如剪了好。头发卖了8块钱，你拿着，尽量吃好点，别太苦了自己，你还在长身体，不该节约的就别节约，就是没钱了，也该姐来想办法。”姐姐把钱塞进我裤兜里，然后又帮我扯了扯衣裳下摆。我扑在她肩上，抽泣起来，姐姐呵在我们三弟兄的一致坚持下，姐在29岁时嫁给了一个单身汉，没有唢呐，没有抬嫁妆，到场的只有我们三弟兄。当短发的姐姐穿上嫁衣笑盈盈地从屋里走出来时，我突然想起姐姐在大石板上梳理的长辫子和她在砍柴时唱的歌，双眼潮湿了。
如今，我们三弟兄都有了幸福的家，姐姐也成了一个标准的农妇。她偶尔背些农村的新米、鸡鸭之类的土特产到我家来。我曾经和她坐在阳台上，深情地回忆从前的岁月，感谢她对我们三弟兄的养育之恩，并长久地为她所失去的青春而痛惜。而姐姐满脸愧疚，一遍遍地检讨：那回二哥逃学不该打他，另一回三哥春游不该吝啬那一块钱使他没能去成，还有一回不该在朋友面前骂我，伤了我的自尊……我曾经声情并茂对妻子讲述姐姐辫子的故事，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妻子却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吗？”前几年，城里的女孩儿在厌倦了披肩发、短发后，又追起结辫的时髦。但她们的辫子从形式到内容根本不能和姐姐的辫子相比。姐姐的辫子是首歌，不但记录了中国乡村的一个时代，而且能细细滋润任何一个现代人正在沙漠化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