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雪一下子袭来，灰云布满天空；灰云低垂，压着地面缓缓移动。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傍晚，风刮得紧了，烟囱中响起呜呜的怒吼，树林中发出呼呼的哀号。风追雪花，漫天狂舞，凄厉的风声弄得森林里如山呼海啸。暴风雪肆虐了一夜。尽管整晚都生着火，人们还是冻得全身都僵了：车站上的旧房子不能保暖。
清晨，人们去上工，脚深陷入雪地中迈不动步子。然而一轮红日早已出来，蔚蓝的天空晴朗无云。保尔的小队正在铲除自己路段上的积雪。此时柯察金方感受到，寒冷竟会使人这样痛苦不堪。奥库涅夫给他的那件旧外套并不暖和，而那只套鞋里面总是有雪，还多次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随时都可能完全坏掉。由于睡在水泥地的缘故，他的脖子上长了两个大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作了围巾。瘦骨嶙峋的柯察金红肿着双眼，他发狠地挥动着木锨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缓慢地进入车站，气息奄奄的火车头艰难地把它拖到这里：煤水车里空空如也，炉子里的余火也即将熄灭。“给我们木柴，我们就朝前开；如果没有木柴，那就趁它还能开动，将车开到备用线上去！”司机向车站站长大声喊着。列车转到备用线上去了。停车的原因也通知了旅客，他们心情沮丧，车厢中响起一片叹息、怒骂之声。
“你们去跟那个在站台上走的老头儿说说，他负责这个工地。工地上有木头可以作枕木。他可以下令用雪橇运些木头来给机车用。”车站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主意，所以，乘务员们向托卡列夫走过去。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点木柴，但有条件的。要明白，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如今，大雪把工地封住了。你们车上有数百名旅客，妇女、儿童可以留在车上，其余人每人一把铲子，在这里铲雪，干到晚上可以把木柴拿去。要是不想干，那就让他们在这里坐等新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同志们，瞧啊，来了一大群人！看，其中还有妇女！”有人在保尔身后好奇地说。柯察金回转身去。托卡列夫走近了，对他说：“给你100个人，让他们劳动。记住，别让他们偷懒。”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安排工作。一名高身材的男人穿着有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暖和的羔皮帽，恼怒地边挥铲子，边和身边的年轻女子讲话。这个女子戴着狗皮帽，帽顶还悬了个铃铛似的小绒球。他说：“我才不铲雪呢，谁都无法逼迫我。要是请求我，那我作为一个铁路工程师，可以指挥一下。我们不可以来铲雪，没有如此规定，老头的做法是不对的，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他问旁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问：“同志，您怎么不劳动？”那男子以蔑视的眼神对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您具体负责哪一项工作？”“我是个工人。”“那我不会跟您讲什么的，叫你们的工长来或者你们这儿的……”保尔皱着眉朝他看了一下。“不想干就别干。但火车票上没我们划的记号您就留在这里吧，这是工地负责人的命令。”
“您呢，女同志，是否也拒绝劳动？”保尔转过身来对那个女子说。然而他立即愣住了：原来那个女子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她很困难地认出这个人是保尔。站在她面前的柯察金，衣服褴褛，怪怪的鞋子，一条脏毛巾围在颈上，脸很长时间不曾洗过了。只有那双眼睛还没变，依然炯炯有神。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似的人不久前还是她热恋的对象。真使人想象不到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她新婚不久，如今与丈夫乘车去一个大城市，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里担任重要职务。她与柯察金竟然重逢于如此情景之下，她甚至产生怎样的想法呢？保尔困顿到如此地步，使人觉得不是滋味。看来，这个司炉工除了掘土之外，不会有什么前途。她涨红了脸，犹疑不决地站着。铁路工程师非常恼火，由于他觉得这个小伙子肆无忌惮，居然盯住他妻子看，他把手中的铲子扔掉，走到冬妮亚跟前，说：“冬妮亚，我们走吧，不用理这个‘拉查隆尼’！”
保尔读过小说《朱泽培·加里波第》，明白拉查隆尼是意大利语，意思是穷光蛋。因此，他用粗犷的声音回敬铁路工程师说：“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么你就是尚未受到严厉制裁的资本家。”接着，他又看看冬妮亚，一字一句地冷冰冰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铲子拿起来，站到队伍里去，不要跟这头胖水牛一个德性。很抱歉，我不清楚你们有何关系。”
柯察金看着冬妮亚的那双毛皮雪靴冷笑了一下，补充说道：“您最好还是不要留下来，两天前土匪还光顾过这里呢。”他回转身拖着套鞋啪哒啪哒地走，回到同志们那里去。
最后几句话起了作用。冬妮亚将其丈夫说服了，工程师留下来铲雪了。
傍晚，收工以后，人们朝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急急忙忙地走着，赶着上列车去抢占位子。冬妮亚则让工人们先走过去。拄着铁铲、疲乏不堪的保尔则走在最后。
“保夫鲁什卡，你好。说实话，我真想不到你变成如今这副模样。莫非你在政府中就寻不到一个比挖土体面一些的工作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什么委员，或者接近委员的什么长官呢。你的生活为何如此糟糕……”冬妮亚一边与他并排而走，一边如此说。
柯察金站住了，惊讶地望着冬妮亚：“我也不曾想到你会变得如此……媚俗。”他总算找到了一个稍微温和的适当的语汇。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了：“你的粗鲁还是一点未变！”
保尔把铲子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走了。走出了几步远，他才回答她说：“图曼诺娃同志，说句不太中听的话，相对于你们的温文尔雅来说，我这种粗鲁会使人觉得舒坦得多。我生活得很好，但你们过得却比我想象中的更差劲。就在两年前，你还有勇气与一个工人握手。然而如今呢，你全身散发出一种难闻的酸臭味，说心里话，我和你如今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了。”
柯察金收到了哥哥的来信。阿尔青说，他将要结婚，在柯察金一定回去一趟。保尔手中那张白色信纸被一阵风吹走了，它像鸽子似的飞向天空。他不能回去参加哥哥的婚礼，在这紧要关头他如何能走开呢？昨天，潘克拉托夫已经超过他们小队了，并且正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继续前进。这个码头工人好像熊一样浑身有劲，试图争夺第一。他不再保持自己沉静的习惯，而是不断地为本队的“码头工人”鼓劲，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亡命地干活。
帕托什金看到这些筑路工人怎样默默地顽强拼搏，吃惊地轻轻揉揉自己的太阳穴，自言自语：“这是怎样的一些人哪？他们这种令人吃惊的力量来自何处？只需有8天左右的好天气，我们便可以将路筑到伐木场了。如此说来，确实是生有涯而知无涯呀。这些人以自己的实际成绩打破了一切常规。”
克拉维切克从城里来了，并且带来他自己制作的面包。他同托卡列夫见面之后，就在工地上四处寻找保尔。他们亲热地互致问候。然后，克拉维切克微笑着从袋子中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色的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这大衣给你，你晓得是谁送给你的吗？呵，小伙子，你真是个小笨蛋呀！这是丽达同志捎给你的，天太冷，心疼你呀！这件短大衣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一拿到手就交给我说，捎给保尔吧！阿基姆曾向她讲过，说你只穿件夹克衫在外面干活。奥利申斯基同志嘴角一撇说：‘我可以捎件军大衣给他。’但丽达笑了一下，说：‘不用了，他穿短大衣干活更方便嘛！捎给他吧！’”
柯察金惊奇地捧着这件珍贵的礼物，迟疑地穿上它，那柔软的毛皮很快就暖和了他的前胸和后背。
这几天的日记中丽达这样写道：
12月20日
这场暴风雪持续不断地下了好几天。风雪交加，博亚尔卡筑路大军所建的铁路尽管即将完工了，但严寒与暴风雪又阻止了进程。他们在深深的雪地里极其困难地挖掘冻土。虽然只有三，四公里了，然而最艰难的也就是这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工地上有三个同志生了伤寒病。
12月22日
省团委的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来人参加。在离博亚尔卡17公里的地方匪徒将一列粮食专列车弄出轨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下达了命令，筑路工程队所有人员全调往出事地点去了。
12月23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包括奥库涅夫。我当时正在车站。看到一列火车从哈尔科夫开来，抬出来几具尸体。医院里也冷得很。这可恨的暴风雪！何时才能停呢？
12月24日
刚到朱赫来那里去了。消息被证实了：昨天夜里奥尔利克匪帮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敌我双方持续战斗了两小时。他们把交通线切通了，直到今天朱赫来才弄清事情的详细情况。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伤了，子弹打穿胸部，今天就能被送回来。那天夜里担任警卫队长的弗朗茨·克拉维切克被打死了。由于他发现了敌情并开枪示警。他边退，边阻击敌人，但未来得及逃到学校便被打死了。筑路工程队里11人负伤。有一列装甲车及两个中队的骑兵防守着那里。
潘克拉托夫担任工地主任。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鲁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将他们全都打死了，一个不剩，一些党外团外人员，不等火车，就顺铁路线步行离开了工地。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别的几个伤员被送进了医院。医生们表示将竭尽全力挽救这位老人的生命。他尚处在昏迷状态。其他人关系不大。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发自博亚尔卡的电报：“为了打击匪徒的嚣张气焰，我们，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窄轨铁路建设者与‘捍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共同向你们作出保证：一定在1月1日前把木柴送进城中。我们决心竭诚尽忠，不辱使命。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保尔，书记员别尔津。”在索洛缅卡我们按照军队的仪式给克拉维切克举行了葬礼。
翘首以待的木柴已经快要运来了。然而，工程进度却由于伤寒病的原因而非常缓慢。
保尔如醉汉般，弯着腿，摇晃着走回车站，他发了好几天的烧了，但今天最严重。
使筑路队丧失很多劳动力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然而，他的健壮的身体在抵抗着，5天来，他都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与人们一道去劳动。他穿着温暖的短皮大衣，冻坏的双脚套着朱赫来托人捎来的毡靴，这一切对他来说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他每走一步，都觉得有什么东西朝胸口猛刺。浑身发冷，牙齿直打战，而且头昏眼花，感觉树木在围绕他旋转。
听到一阵嘈杂声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那边停着一列载有小机车、铁轨及枕木的与车站同样长的平板车，很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卸车。柯察金又走了几步，终于失去平衡。他迷糊地感到自己倒了下来，头撞在地上，灼热的面颊贴于冰凉的雪上，真是舒坦。
他被人发现已经是几小时以后了。他被抬进棚子里。保尔呼吸很困难，连周围的人都无法辨认。从装甲列车上请来了一位医生，他的诊断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41.5度。病情极其严重，至于关节炎和颈子上的两个疮，比起来算不上什么了。肺炎加伤寒就足以致命。
潘克拉托夫与随车回来的杜巴瓦竭尽全力拯救柯察金的生命。他们委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将其送回家乡。
还好有保尔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尤其是霍列亚瓦的督促，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能将阿廖沙与人事不省的保尔送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害怕被传染上伤寒，拒绝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中途就扔掉这个伤寒病人。
霍列亚瓦朝那些不让把柯察金送上车的人晃动着他的手枪，高呼：“这个病人没生传染病！他一定要走，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赶下来！你们这些只想着自己的东西，记住，倘若有人胆敢动他一根毫毛，我立即通知沿线各站将你们统统都赶下车，关到牢里去。阿廖沙，你保管柯察金的这支驳壳枪，谁敢动他，你就朝谁开枪。”最后这句话是用来威胁车上人的。
列车开走了。站台显得空荡荡的，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你说，他还有存活的希望吗？”杜巴瓦沉默着。“我们走吧，米佳，惟有顺其自然了。我们俩负责一切工作了。今天夜里要卸下那些机车，明天一早便生火试车。”
霍列亚瓦给他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分别打了电话，强烈请求他们不能让车上的旅客将患病的保尔弄下车，直到对方都肯定地表示决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人们从车厢中抬出了一具尸体，就放在月台上。死者是一个长着亚麻色头发的青年，身份不详。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记起了霍列亚瓦的嘱托，连忙奔上前去阻拦，但当他们证实这个青年确已死亡，只好吩咐把尸体抬到停尸房。他们又迅速打电话告知霍列亚瓦说他非常关心的那个朋友已经不幸过世了。从博亚尔卡又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将保尔的死讯向省委作了汇报。
阿廖沙·科汉斯基将垂危的保尔送到家之后，自己也发高烧，患了伤寒症，病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