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那里胡言乱语？谁认为党的任务是苦役？”他用沉重的目光扫视了一遍人群，低声说道，“同志们，我们可绝对不能回城，这里就是我们的岗位。要是我们脱离岗位，那么会有很多百姓因此而冻死。同志们，我们加快速度做完，便能够早点回去。可是像刚才那样的人，要从这里逃出，我们的思想以及纪律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
潘克拉托夫不爱高谈阔论，但连短短的几句话都被那人打断了：“那么，并非党团员的人能够走吗？”“可以。”潘克拉托夫回答得干脆利落。
会计的儿子走上前来，他穿着城里人经常穿的那种短大衣，一张小小的硬卡片如蝙蝠般在桌子上方翻了个筋斗然后掉下来，撞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弹了一下，竖着落在桌面上。“把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才不会为这张小卡片卖命。”
话音刚落，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怒喝声。“连团证都不要了？！”“呸，你这家伙把自己的灵魂都出卖了！”“你原来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混进团里来！”“赶走他！”
“该教训教训你了，你这只散播瘟疫的病菌！”扔掉团证的那个家伙垂下头朝门口挤去。人们如躲传染病人似的，纷纷给他让出路来。他一走出去，咯吱一声门就关上了。潘克拉托夫用手指捏着那张团证，把它放到油灯的火苗上烧烤，硬纸片烧着了，卷缩成一根小黑管。
一声枪声从森林中传来。一个骑马人当即离开小板棚，钻进黑暗的林中。人们从板棚和学校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之间碰着了一小块塞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他们用大衣的下摆挡住风，划了根火柴借着摇曳不定的火光，认出了上面的字：“全部滚出车站，滚回你们来的地方。谁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要把你们毫不留情地全部杀光。限你们明天晚上之前滚蛋。”落款是：大头目切斯诺克。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
丽达房间的桌上摆放着一本打开的日记。12月2日第一场雪在早晨飘落下来，天气很冷。在楼梯上碰上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列申斯基，我们就一块儿出去蹓跶，看看雪景。
“初雪真是太美了。冰天雪地，你喜欢吗？”奥列申斯基说。我由于想到博亚尔卡，就这样回答道：“这场初雪不但不能使我产生兴致，相反，使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也解释了自己为何如此。
“这是您的个人感受。要是将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么就该认为，比方说在战争时期，笑声以及所有乐观的表现都将被禁止。但在生活里却并非如此。前线不断上演着悲剧：那里随时会有人死去，但就是在那儿，也还有欢笑声。至于后方，生活则和往昔没什么分别：笑声、眼泪、悲哀以及欢乐，渴望欣赏风景，获得美的愉悦感受，还有心灵的激动、爱情……”
从奥列申斯基的话中难以分辩出有哪一些话只是开玩笑而已，而另外一些话却是当真的。奥列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人民政权成立时入党。他穿的衣服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还略喷了一点香水。他住在这座楼的谢加尔的寓所里，黄昏时分常上我这儿来。跟他聊天挺有趣的，他了解西方，在巴黎住过多年，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建立很好的友谊。由于他首先把我视为一个女人，其次才是党内的同志。诚然，他对他的想法和意图并不加以掩饰，他能够开诚布公。而且他献殷勤的方式也较斯文，他善于把这些做得很雅致。然而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略显粗犷的朴实比奥列申斯基的那种西欧作风更使我有亲切感。
经常收到来自博亚尔卡的短讯。他们每天筑路100俄丈。在冻土上砍出轨槽，再铺进枕木。那里总共只有240人。第二批派去的人倒有一半人开小差溜了。条件确实艰苦。地冻天寒，往后他们怎么办呢？……杜巴瓦去那里都一周了。在普夏一沃季察的8台机车仅装配了5台，其余则由于缺少零件而无法修理。电车管理处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人强行扣留了从普夏一沃季察到城里的所有电车。他让车上的乘客离开，装上了窄轨铁路的路轨，接着沿城里的电车线路将19辆车的铁轨运到火车站。他们此举得到电车工人的支援。留在索洛缅卡的共青团员在火车站连夜把铁轨装上火车，杜巴瓦及其伙伴们再将铁轨运至博亚尔卡。
关于杜巴瓦的问题阿基姆拒绝在执委会上进行讨论。杜巴瓦对我们说，电车管理处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办事效率缓慢，思维僵化，最多只给两辆电车，毫无商量之余地。然而图夫塔却教训杜巴瓦说：“该改掉这种游击作风了，如今再这样做，就要坐牢。莫非不能够通过协商解决，而一定要用武力吗？”
我还从未见过杜巴瓦这般锋芒毕露：“你讲的空话太多了，你为何不去协商解决呢？你这个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只晓得坐在这里空发议论，废话连篇。我若不将铁轨运到博亚尔卡，就得挨耳光！真该把你派到工地上去，你就不会这么烦人了。该把你送到托卡列夫那里去吃点苦头！”杜巴瓦怒不可遏，他的吼声响彻楼内。图夫塔写了份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然而阿基姆要我出去，和他单独谈了大约10分钟时间。图夫塔从阿基姆的房间走出时，脸涨得通红，并且怒气冲冲。
12月3日省委在铁路肃反委员会那里又接到了控告。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去莫托维洛夫卡火车站拆掉了空屋的门窗。当他们把这些东西装上车试图运走时，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准备逮捕他们。可他们却解除了他的武装，火车开动前片刻，才将退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铁路物资处又控告托卡列夫私自从博亚尔卡的仓库中拿走20普特钉子。他以钉子作报酬，分给农民，要农民把长块木头从伐木场里运出来。他要这些长块木头用来作枕木的。
我将上述情况反映给朱赫来同志，他笑着说：“这些事情我们会正确处理的。”
工地上非常紧张，时间很宝贵。为一些细微琐事也不得不施加压力。有时还得把一些阻碍工作的人拖到省委会去。很多人做了出格的事情。
奥列申斯基给我带了一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靠它暖手，但房间温度依然很低。那么在森林里的人怎么熬过如此的寒冷？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们都不想钻出被窝。那里生一次火要隔两天时间。”
不，奥列申斯基同志，悲剧在前线和后方同时发生！12月4日整整一夜都在下雪。有报告说，大雪把博亚尔卡工地整个封住了。工程不得不停下来，人们正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作出决议：务必在1922年元旦之前完成窄轨铁路修筑的头期工程，把铁路筑到伐木场边缘。听说当省委决议传达到博亚尔卡时，托卡列夫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一定如期竣工，除非我们全都被冻死了。”不知道保尔如何了，让人惊奇的是他未曾发生如潘克拉托夫之类的“事件”。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见面。
12月5日昨天工地遭到匪徒的袭击。
马蹄轻轻地踏在松软的雪地上，有时踩着雪下的树枝，使树枝发出清脆的裂声。响声一起，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然而，它那抿着的耳朵上被打了一下，接着便快跑起来，跟上队伍。
10来个骑马的人越过了一片岗峦起伏的丘陵地。一片宽阔的黑土地在丘陵地前面展现出来。这时骑马人让马停止前进。马镫碰得直响。领头的那匹公马经过长途奔波全身淌汗，它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
“他们到这里来的人真******多。”领头的人说，“我们主要是威胁他们一下，赶了他们来受一下寒，头儿说了，一定要让他们明天统统滚蛋，否则，这些混蛋似乎是会弄到木柴的……”他们沿着窄轨道向车站方向前进，缓缓地朝林业学校旁边的空地靠近，不过是藏于树后。
一阵枪声划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如松鼠般从那棵在月光下变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滑了下来。短枪的火星从树间冒出来，子弹飞出树林，打落了破墙上的泥皮，潘克拉托夫运来的窗玻璃被砸碎了，发出叮当的响声。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上的人们，他们当即跳了起来。然而，子弹可怕地满屋乱飞。人们吓得只好伏在地上。倒下去的人又趴在别人身上。
“你要去哪里？”杜巴瓦抓住了柯察金的军大衣问道。“出去。”“躺下，傻瓜！子弹不长眼睛的。”杜巴瓦低声急急地说。他们两人躺在房门口，互相挨着。杜巴瓦紧紧贴于地面，将握枪的手伸到门边。柯察金蹲着，紧张地以手指去摸左轮手枪上的弹槽，里面还有5颗子弹。摸到空槽之后，他将弹槽转了过去。
枪声猛然停止，周围静得出奇，使人诧异。“有枪的同志，请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命令那些卧倒的人。保尔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外面没有一个人，惟独雪花缓缓地飘舞着，纷纷落下。森林中，那些骑马的人已驱马远去了。午饭时候，从城里飞驰而来一辆轨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跳下车，托卡列夫和霍列亚瓦上前迎接他们。从轨道车上卸下来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及20支步枪。
他们朝工地急奔过去。朱赫来的军大衣下摆在雪地上划出一道道曲线。他走起路来跟熊似的，来回摇晃；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两条腿总如圆规般叉开，似乎脚下踩着的还是鱼雷艇摇晃不停的甲板。高个子的阿基姆能跟上朱赫来的步子，托卡列夫一定要用快步才跟得上。
“匪徒的偷袭是个大问题，现在有个山坡挡在我们这条路的前面。问题非常棘手！工程量大，要挖很多土方。”托卡列夫停下来不走了。他转身背着风，将双手掌合成小船形状，点上烟，猛吸两下，又赶上了前面的两个人。阿基姆站在那里等他，朱赫来一直朝前走着。阿基姆问托卡列夫：“你们能不能按期完成这条支线？”托卡列夫思考了一会儿。“你明白，老弟，”他终于开口答道：“通常是不大可能完成的，然而不按期建成也不行。事实就摆在你面前。”他们追上了朱赫来，三人并排而走。老钳工托卡列夫激动地说：“看，问题的关键即在这里。这里仅仅两个人，就是我和帕托什金心中明白，艰苦的自然环境，再加上人力、物力都非常匮乏，如期完工不可能，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条铁路非建成不可。因此我就讲：‘我们一定如期竣工，除非我们全都被冻死了。’你们自己去瞧瞧，我们在这儿挖土都接近两个月了，第4班都快到期，但基本成员却一直未曾离开，一直未曾休息，硬是靠青春活力挺下来了。要明白，他们中有一半人已经冻坏了。瞧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很多人没准儿会死在这鬼地方。”
从车站起，已铺好了一公里窄轨铁路。再朝前，大约有一公里半左右，平好了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了一排枕木。再到那个山坡，还仅是一条平整的路。潘克拉托夫在此处做工，他们共40个人在铺枕木。一个红胡子，穿双新树皮鞋的农民，有条不紊地从雪橇上卸下木头，扔在路基上。离这里很近的地方，也有几辆同样的雪橇在卸木头。两根长的铁杆放在地上，代替路轨，这样就可以放平枕木。为了把地基夯实，铁棍、斧子和铁锹全用上了。
铺放枕木是一件细活。每根枕木都要埋放得非常结实，使每根枕木均匀地承受铁轨的压力。筑路工长拉古京是工地上掌握铺放枕木的技术的唯一的人。他已54岁，但没有长白头发，还留着一把分成两绺的、乌黑的大胡子。他主动留下，现在在干第四期了。他和青年人一样忍受饥饿，人们非常敬重他。这个党外人士（他是塔莉亚的父亲）每次都被邀请参加党员大会，总是在荣誉席上就坐。为此，老人特别自豪，发誓决不离开筑路工地。
“你们说，我怎么能丢下你们呢？铺枕木可少不了。这事需要实际经验和眼力。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全俄罗斯与枕木打交道……”每次换班时，他都要非常真诚地说上这番话，也就一次次地留下来了。
帕托什金对他非常信任，一般不查看由他负责的工段。当朱赫来他们3人走到劳动着的人跟前时，干得汗流满面、一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挖安放枕木的槽。阿基姆很困难地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潘克拉托夫变得削瘦了，他那宽宽的颧骨显得更突出更高，没时间认真洗过的脸显得又憔悴又黑。“噢，来省里人了！”说着，他把湿乎乎的热手伸向阿基姆。周围人都暂时停住了手中的铁锹了，他们的脸色看上去都很苍白。大家把脱下来的长短大衣都堆在旁边的雪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