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茶馆出现，人们的交谊便又多了一处公共场所。据史料记载，唐代的长安已经有了吃茶店。北宋已出现茶坊。南宋的杭州，已经有了茶楼；但茶坊的叫法，仍很流行。大的茶坊，布置讲究，“张挂名人书画”。但后来更流行的叫法是茶馆。明代张岱在《露兄》的短文中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取米颠‘茶甘露有兄’句也。为之作《斗茶檄》曰：‘……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麈，用畅清淡；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而在城郊、乡间的茶馆，不但简陋，而且往往是多功能的。清初有人写打油诗形容苏州虎丘山山塘的茶馆，题名叫《茶馆》，但附注曰“兼面饼”。诗谓：“茶坊面饼硬如砖，咸不咸兮甜不甜。只有燕齐秦晋老，一盘完了一盘添。”当然，这是指的小茶馆。虎丘毕竟是江南名胜，繁华所在，大的茶馆自不会少。清中叶苏州才子顾禄记载“虎丘茶坊”说：
多门临塘河，不下十余处。皆筑危楼杰阁，妆点书画，以迎游客，而以斟酌桥东情园为最。春秋花市及竞渡市，裙屐争集。湖光山色，逐人眉宇。木樨开时，香满楼中，尤令人流连不置……
费参诗云：
过尽回栏即讲堂，老僧前揖话兴亡。行行小幔邀人生，依旧茶坊共酒坊。
当年苏州茶馆情形，于此可见一斑。前者小茶馆是下层平民的驻足场所，后者豪华茶馆则是富裕阶层的雅集之处了。清代北京茶馆林立，有个叫怀献侯的人曾说：“吾人劳心劳力，终日勤苦，偶于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茗深谈，固无不可。乃竟有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诚可慨也！”这是忠恳之论。与京师情形相类似的，是江南苏州。范烟桥谓：“苏州人喜茗饮，茶寮相望，座客常满，有终日坐息于其间不事一事者。虽大人先生亦都纡尊降贵入茶寮者。或目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其实则否，实最经济之交际场、俱乐部也。”
历史上，有不少人就是在茶馆相识，并结为契友的。如清初西北的著名学者王宏撰与李因笃，起初并不相识。有一天，偶然在长安（按：今西安）茶馆里碰到，隔桌搭话，各自猜想对方的姓名。等到问话后，都果然不差，从此成了好友。
“台榭秋深百卉空”
国人交谊的另一个重要场所，便是园林。事实上，中国园林从本质上说，属于消费文化。人们在这里饮酒、喝茶、聊天、欢聚、送别等等，比起酒店、茶馆，更接近大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到了唐、宋、明时期，随着私人园林的勃兴，人们在园林中的聚会也就更加频繁。李白的《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编入《古文观止》，为人们所熟知，“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云云，不难想见李白等在园林聚会的快乐情景。李白还写有《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一诗，留下“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的诗句。
明代成化丁未(1487年）进士石（字邦彦，藁城人）在《章锦衣园饯克温》诗中写道：
惜别驻郊坰，名园及璀璨。朱荣悬弱葼，清樾护修干……妙舞出京洛，清歌彻云汉。探幽入虎谷，蹑蹬耸飞翰……主人爱真景，废榭临断岸。岂惟示朴淳，正欲知忧患。
与石同时的进士吴俨（字克温，宜兴人，1457—1519），在《饮魏国园亭》诗中，写了深秋时在园亭中聚饮的感受。园中风景，映入眼前：“台榭秋深百卉空，空庭惟有雁来红。曲池暗接秦淮北，小径遥连魏阙东。富贵岂争金谷胜，文章不与建安同。上公亭馆无多地，犹有前人朴素风。”弘治己未(1499）进士、官至南京总督粮储的宜兴人杭淮(1462—1538），在《饮胡梦竹园池次韵朱御史鹤坡》诗中，给我们描绘了南方园林冬日的景象。在这样的氛围中，友朋欢聚一堂，仍不失为良辰美景：“……野光团细竹，云气薄层山。冻云仍余白，寒梅已破斑。”嘉靖时吴县人张元凯在《金陵徐园宴集分得壶字二首》中，使我们感受到园林的宏大气势，友情的热烈、温暖：“庐橘园千顷，葡萄酒百壶。溪声来远瀑，云影曳流苏。花落纷迎蝶，萍流曲引凫。主人能好客，当代执金吾。”
嘉靖壬辰(1532）进士、户部主事、无锡人王问（字子裕，1497—1576）的《宴徐将军园林作》，把明中叶达官、缙绅在园林中池畔置酒、堂上奏乐的豪华景象生动地再现出来。料想当时适逢其会的朋友，一定流连忘返：“白日照名园，青阳改故姿。瑶草折芳径，丹梅发玉墀。主人敬爱客，置酒临华池。阶下罗众县，堂上弹青丝。广筵荐庶羞，艳舞催金。国家多闲暇，为乐宜及时。徘徊终永晏，不惜流景驰。”
明代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高峰。清承明制，随着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园林也逐渐兴旺起来，江南园林的风格，也传至北方。但从总体看来，并未超过明代。民国年间，虽然在大都市西洋园林也开始立足，但传统文人的结社、聚会，仍然喜欢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如南社二十周年时，社员的雅集，就是在虎丘度过的。范烟桥记述此事谓：
……地点在虎丘冷香阁。是日天忽大雨，然冒雨而至者仍有三十五人。……佩忍之女公子亨利女士，奔走招待，亦颇辛勤，且饮酒甚多，兴会倍添。初拟于千人石上摄影，佩忍、天笑怕走山路，止于靖园，未与。邵力子君、亨利女士怕为雨淋，亦弗与。与者大半如水汤鸡，有张盖者，亦别开生面矣。……谈话会中均主南社复兴。先成纪念刊，以岁底为止，后因循未果焉。
“立限回京取纸牌”
游戏在人们的交往中，起着一定作用。近半个世纪以来，扑克、马将（即麻将），最为风行。扑克是舶来品，传进中土，大概不过百年。马将的问世时间，学者尚无定论，大体是清朝中叶以后。回顾历史，纸牌在民间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的马吊，又称叶子，更是风靡天下。明中叶的陆容记述谓：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按：指昆山）上自士夫，下至童竖皆能之。……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一万贯浪子燕青。
这种纸牌共四十页，玩时四人入局，人各八页，以大击小，变化多端，饶有兴味。从南宋以来，《水浒》梁山好汉的故事，通过《癸辛杂识》、《宣和遗事》的流布，以及评书、戏曲等民间文艺的传播，影响日深，从而在纸牌上打下烙印。明清之际的李式玉在《四十张纸牌说》中谓：“三十年来，马吊风驰几遍天下。”此说并未夸张。大诗人吴梅村曾用拟人化手法，写了《叶公传》，说吴越间人士“倾囊倒屐，穷日并夜，以为高会。入其坐者，不复以少长贵贱为齿”。叶子很快传到北方，连大学士周延儒（？—1643）也酷好此物，简直如痴如醉，明清之际的昆山文人周同谷记载：
壬午（按：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京师戒严，延儒奉命视师，上亲饯之，赐上方剑旌旗，呼拥甚盛。既出都百里，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大司马方退朝，遇之大骇，谓戎信孔迫也。都人惊疑相告，既而知为取纸牌诸弄具而已。
这真是莫大的笑话。当时有人曾作诗讽刺道：“令箭如飞骤六街，退朝司马动忧怀。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随着纸牌的发展，牌上的图案也不断变化，有的画上古代将相，有的画上甲第图，有的画上花鸟虫鱼之类。笔者幼时，也就是五十多年前，还每见乡人在农闲及春节时玩此牌，俗称“看小牌”；牌上已不见宋江之流，而代之以花鸟之类图案。清初，马吊“又变为游湖之法”，“成牌曰湖”，慢慢发展成为马将。诚然，无论是马吊还是马将，都具有赌博功能，有些昏昏然者甚至因沉湎其中而倾家荡产，乃至于自杀身亡。这种滥赌、狂赌是断不可取的。但马吊、马将之类，在文人、雅士手中，也确实起到了健脑益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作用。文学家巴人（即王任叔，1901—1972）更是位打马将的奇才。其友人周劭记曰：
那时（按：指抗战时期）文场上也有明末结社之风……六七人中，除了其中一人是“阳湖派”之外，都是浙东之氓。……赵景深……称这个小团体为“浙东学派”。……
巴人在数人中年事较长，我们大家又暗地知道他是党人，故虽是平辈之交，一切都马首是瞻……这个人天才横溢，似乎三头六臂，不知有多少事务摆在他肩上，总能应付裕如，从不叫累。……我们集会时常打打不甚计输赢的小麻将，以免保打听、巡捕的麻烦而常至深夜。他那时任《申报》的《自由谈》编辑兼社论主笔……他撰写社论的时候是这样的：身不离牌桌，并不停止打牌，左手一杯绍兴（酒也），右手执笔落纸如飞，顷刻一挥而就；而“清一色”“三番”也便同时和出来了。
尽人皆知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游船上秘密开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也曾经以打麻将作掩护。麻将在不同人的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1949年，国共两党在北平谈判期间，国民党代表刘斐在一次宴会上，曾以打麻将为题问毛泽东：“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毛泽东答道：“清一色难和，平和容易，还是平和好。”刘斐听后，豁然领悟，和谈失败后，决心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