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才好。”他向我们三人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然后默不作声地在警探的押护下走了出去。我们跟在他们后面从地下室走出来，梅里韦瑟先生说：“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这案子无疑是经过最精心的策划的，幸好有你们，想出了如此周密的破案方法。”福尔摩斯说：“和约翰·克莱早就有几笔账要算。我想，我在这个案子上的花费银行会付给我的。但是，除此以外，我还得到其他方面的丰厚报酬，这次破案给了我许多独一无二的经验。何况听那红发会的故事也让人颇有收获。”
清早，我们在贝克街喝着威士忌酒加苏打水，福尔摩斯解释说：“华生，你看，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之所以设置一个‘红发会’，并刊登那奇特的广告，让当铺老板抄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让这个糊涂的当铺老板每天离开几个小时，所以才有不得离开办公地点的规定。这种做法很奇特，但又的确是很巧妙的法子。这个办法无疑说明克莱的别出心裁，他利用了当铺老板的头发颜色，每周四英镑肯定会诱他上钩。这点小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们想的是把成千成万的钱弄到手。他们登了广告，一个流氓搞了个临时办公室，另一个流氓极力鼓动他去申请那个职位。他们一起策划，保证当铺老板每天上午不在店铺。当听到那伙计自愿只要一半工资的时候，我就想，他一定是另有目的。”
“但是，你是怎么猜出他的最后目的的？”“如果在那店铺里有女人的话，我会以为是想搞些风流韵事。但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当铺老板做的是小本经营的买卖，铺里根本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不值得他们花这么大的精力和这么多的金钱。因此，他们的目标肯定不在当铺。那么可能是什么呢？我想到这个伙计喜欢照相，想到他经常出没于地下室这个线索。地下室！这才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然后，我着手调查了这个神秘的伙计。我发现，我的对手是伦敦最沉着、最大胆的罪犯之一，在地下室里，他肯定做了什么，而且必然是每天干很长时间，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事儿。那再深究一下，可能是什么呢？我想只能是挖一条通往其他楼房的地道。”
“当我们去察看作案地点时，我就完全清楚了。我故意用手杖敲打了一下人行道，当时这让你颇为惊讶。其实我是要检查一下地下室在屋前还是屋后。结果表明它向后延伸。我按了门铃后，正像我期待的那样，是那伙计出来开门。我们曾经有过一些较量，但是，在这以前，彼此从未正面见过。我几乎没看他的脸，我想要看的是他的膝盖。你自己也一定觉察到，他的裤子膝部那个地方是多么破旧不堪而又肮脏无比。这些都表明，他花了很长时间在挖地道。这样就只剩下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他们为什么挖地道？于是，我在那拐角周围巡视了一番，我看到原来有家银行和这所房子紧挨着。我觉得答案已经找到了。我们听完音乐会，你回了家，而我则去拜访了苏格兰场和这家银行的董事长，结果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我问他：“那么，你又是如何断定他们会在当天晚上行动呢？”“唔，他们的红发会办公室停止经营是个讯号：他们已经不在乎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是否在当铺里了。那也就是说，他们的地道已经挖好了。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地道随时可能被发现，黄金随时可能被搬走，所以他们必须尽快行动。星期六是最适合他们的日子，这样他们有两天的时间可供逃跑。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预料他们会在当天晚上下手。”
我毫不掩饰地大声赞叹道：“你真是太棒了，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细节都想到了。事实已经证明，你的推断是正确的。”
他回答说：“这可以让我感到兴奋。”他打个哈欠，接着说，“唉，生活是很枯燥的。我的一生就是力求不要在平庸中虚度光阴。这些小小的案件让我遂了心愿。”我说：“你真像这世界的救世主啊！”他耸了耸肩，说道：“唔，有用就好。正如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所说的，‘人是渺小的——工作才是一切。’”
身份案
我同福尔摩斯两人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对坐着，他说：“亲爱的朋友，生活是很奇妙的，远超过人们的想像。平常存在的事，我们根本不去想。如果我们能从那个窗户飞出去，在这个城市上空飞翔，去观察发生在不同角落的不平常的事情：离奇的相遇、密室的阴谋、互相闹别扭，甚至其他的一连串让人吃惊的故事，它们就这样不断地发生，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后果，这将会使一切老套的、看开头就猜得出结局的小说，变得多么无味啊。”
我回答说：“但是，我并不相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总的来说，都十分无趣、单调。警察报告也现实到了极点，你得承认，结果是既无趣，又缺乏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要想产生预期的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缺乏这些，他们把重点都放在长官的陈腔上去了，而没有放在整个事件的实质部分，也就是细节上。可以肯定的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是最不自然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说：“你这么想我很理解。当然，你已声名远播，三大洲任何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都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这使你有机会经常接触不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拾起地上的一份晨报——“我们试验一下，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版，可是我看题目就知道内容是什么。当然，其中牵涉到另一个女人、饮酒作乐、打情骂俏、拳脚相加、遍体鳞伤以及满怀同情的姊妹或者房东太太，诸如此类。即使最没水平的作者也写不出比这更拙劣的文章了。”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大略地看了一下，然后道：“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是不能用来证明你的论点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了解一些和此案有关的细节。丈夫是绝对的滴酒不沾，不玩女人；被控的行为是，他有一种坏习惯，在每顿饭吃完后，他会把假牙取下来向他的妻子扔去。你会认为，这件事是一般人想像不出来的。医生，来一点鼻烟，你必须承认，根据你刚才举的例子，你输了。”
他手里拿着他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嵌上了一颗紫色水晶。水晶的华贵光彩同他的朴素作风和要求简单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我不得不说几句。“啊，”他说，“我不记得多长时间没与你见面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的工作而赠送的小小纪念品。”“那个戒指呢？”我盯着他手指上光彩照人的钻戒问道。“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由于我给他们破的案件非常敏感，即使是你，经常把我的小事迹记述下来的朋友，我也不能透露。”
“那么，目前你手上有什么案件吗？”我很感兴趣地问他。“有个十一二件，但是没有特别有趣的。虽然它们很重要，但是并不令人感兴趣，我想你了解这一点。的确，我发现通常在不重要的事件里倒有观察和仔细探究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很有兴味了。罪行越严重，往往越容易处理，因为动机实在很明显。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个案件还有点意思以外，其他就没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了。不过，也许马上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找上门来，因为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现在正有位委托人朝这里走来了。”
他站起来，走到拉开了窗帘的窗子前，注视着窗外萧条的伦敦街道。我从旁边望过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围着厚毛皮围脖，戴着一顶宽边帽子，帽上插着一支大而卷曲的羽毛，帽子卖弄风情地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盛装之下，她的表情却是异常紧张，犹豫地不断窥视我们的窗子，同时摇动着身子，手指不安地拨动手套上的扣子。突然，那人像游泳的人跳入水里一样，迅速穿过马路，随后我们听到了门铃声。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形，在人行道上犹豫不决多半是因为出现了桃色事件。她想要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但是又不知这样敏感而微妙的事情是否该对别人说。就这一点也是有所不同的。一个女人觉得男友做了非常对不起她的事，她不再犹豫了，通常的情况是急得把门铃线都给你拉断了。眼下这个我们估且看做是桃色事件，不过这个女子情绪还好，只是有点忧郁和迷惘。好在目前亲自造访，我们的疑团也就可以很快解开了。”
这时，穿着号衣的男仆进来，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她就站在了男仆那矮小身材后面，就像跟在领港小船后面泊岸的一艘商船。福尔摩斯态度和蔼，仪表大方地迎接了她。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坐在扶手椅上，一会儿，就以他独有的漫不经心的表情把她打量了一番。他说道：“你眼睛不好，每天打那么多字，不累吗？”她回答说：“刚开始实在很累人，但现在好了，闭着眼睛也知道字母的位置。”突然，她意识到他这句话的意思，感到十分震惊，抬起头来仰视着，她的宽阔而性情和善的脸上露出害怕和惊奇之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听说过我，否则，您是怎么知道这一切呢？”福尔摩斯笑着说道：“这没什么，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知道一些事情。可能我已经锻炼得能注意一些别人忽视的问题。否则，你为什么来找我呢？”“先生，埃思里奇太太向我说过您。警察和大家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而放弃寻找了，但是您却轻易地找到他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衷心希望您也能帮助我。我并没有多少钱，但是除了打工赚的钱之外，我还继承了一笔财产，每年大约有一百英镑的收入。我愿意把这些全部拿出来，只要能知道霍斯摩·安吉尔先生的消息。”
福尔摩斯问道：“你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家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吗？”他把两个手指尖顶在一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惊奇的神色再次回到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迷茫的脸上。她说：“您说对了，我是突然出来的。因为我的父亲——温蒂班克先生，对此事毫不放在心上，这让我很生气。他既不肯向警察报告，也不肯来找您帮忙，他只会说，没事，没事。这让我十分气愤，于是，我穿上外衣，就到您这儿来了。”“您的父亲，”福尔摩斯说，“显然是继父，因为不是同姓。”
“是的，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尽管听起来很滑稽，因为他比我只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她在父亲死后不久就结婚了，嫁了一个比她小十五岁的男人，这让我很生气。我父亲生前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他遗留下来一个相当大的企业，父亲去世后，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蒂班克先生一来就强迫母亲卖了这个企业，他是个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很有地位。企业共卖得四千七百英镑。如果父亲还在，会得到比这些更多的钱。”
我原以为福尔摩斯肯定会厌烦，毕竟这些话说得太杂乱、太无头绪了，但恰恰相反，他听得很认真。他问道：“你说的继承遗产和这个企业有关吗？”“啊，先生，不是。那是另外一笔的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但是我能动用的就只是利息。”
福尔摩斯说：“你说的我很感兴趣。既然你每年能领到一百英镑这么大数目的钱，再加上你打字赚的，你可以生活得很舒适，甚至可以去旅行。我相信，一年大约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让一位独身女士生活得很好了。”
“即使少于这个数目，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能生活得很好。但是，您可以想到，只要是住在家里，我就不想成为负担，因此同他们住在一起时，他们都用我的钱，当然，这是短时间的。温蒂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觉得我只靠打字所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每打一张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福尔摩斯说：“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这是华生医生，我的朋友，在他面前，你不用拘束，随便谈。请你把同霍斯摩·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部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摆弄短外衣的镶边。她说：“我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认识他的。父亲活着时，他们总是送票给他。此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蒂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去参加舞会。他希望我们安静地呆在家里，哪儿都不要去，甚至我想到教堂做礼拜，他都表现出气愤的样子。可是这次我决心前往，如果我坚持去，他也没有阻止的权利。他说，父亲的昔日朋友都会在那里，我们与他们交往不会有好处。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出门穿的衣服。而我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甚至从来没穿过，一直放在柜子里。最后，他只好妥协了。然后他为了公司的事到法国去了。我和母亲，以及哈迪先生，他曾当过我们的工头，三个人一起去了舞会。正是在那里我遇到霍斯摩·安吉尔先生。”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蒂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你去参加了舞会一定非常气愤。”
“啊，他的态度真是出人意料。我还记得他笑笑，耸耸肩膀，说女人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怎么劝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