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梳子卖给和尚
孔子曾把人分为五个层次，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所谓庸人，指的是缺乏严肃慎重的人生信念，做事无规无矩，有头无尾，为人处世从不善始善终，见小利，忘大义，迷恋于声色犬马，是非界限不清，喜欢随波逐流，从来不能把持住Pl己，放任自流，为所欲为的人。所谓士人，指的是有信念，有原则，做事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事情做得十全十美，但做事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然在理论上水平不是很高，但做事实实在在，不刻意追求虚荣的人。所谓君子，指的是说话诚实守信，从不武断，办事通情达理，明智豁达，对人不存嫉恨，能够时常严格地要求和约束自己，淡泊名利的人。所谓贤人，指的是道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能够被天下奉为道德准则，其行为能够让天下人视为典范，好善乐施，普济天下，能使天下人幸福的人。所谓圣人，指的是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对宇宙万物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看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超凡脱俗，有如神灵的人。
我们且不说孔子的这种划分是否有道理，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人是各不相同的。每人有每人的脾气秉性，每人有每人的处世能力，每人有每人适合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每人有每人的长处和短处。要做到合理使用人才，首先必须要做到知人、识人。将每一个人的特点熟记在心，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及能力，安排相应的事情。做不到知人、识人，就谈不上善用人才。这样不但会造成人才的浪费，还容易造成人才的离心离德，更容易对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
合理使用人才，就要善用人才的长处。能用其长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另外，长处本身也具有多重性。有些看起来虽然是长处，但对一些特定事物来讲，可能又变为短处。有些则看起来是个短处，但对一些特定事物来讲，又可能成为长处。一个睿智的领导者，必须要掌握科学地使用人才的方法。在扬其所长，抑其所短的同时，把握住长处与短处相互转化的时机。灵活地处理长处与短处之间的关系，科学地使用人才。防止误入机械地、死板地使用人才的死胡同。否则，盲目地使用人才，不管人才擅长什么，不管人才具备什么特点，乱点鸳鸯谱，势必把事情办糟。
合理使用人才，还要做到包容人才的短处。人才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认为是人才就不应该有过错，那可就糊涂到家了。如果认为是人才有过错就不能用，那更是再糊涂不过了。我们常说知人善用，知在什么地方？知其长处与短处，知其每个人的特点。善在什么地方？善在正确对待其过错，善在能够运用其长处。把握不住这一点，知人善用也就无从谈起。三国时期的张飞，是个人人都熟悉的一代名将。但其自身的短处却随处可见。其脾气暴躁，不分青红皂白，打骂士兵，恶待下属，有时甚至乱杀无辜，酗酒闹事，惹是生非，搞得人人不得安宁。但刘备能用其大节，抑其小节，最终谁也不能否认张飞是一代名将。当今社会，人才辈出，无论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人才，都有其自身的弱点和错误，都有其自身的弱项。宽容人才一些非原则性错误，给他们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就能收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效果。
教人必责其短
领导者用人当取其长，但教人必责其短，即教戒部属知己之短，并克服其短；或创造条件使其在有意或无意中补短为长，以使其更加适应工作需要。
明朝中期有位名相叫张居正，自幼勤奋好学，5岁读书，10岁通六经大义，素有“神童”之称。1536年，12岁的居正以其出众文才被荆州府录取读书，13岁参加乡试，又以出色成绩赢得了湖广招考官陈束的赏识，当场决定录取为举人。恰适此时湖广巡抚顾璨来武昌巡游。顾璨赏阅居正考卷，连称“奇才！奇才！”随后，他考虑了一下说：“让他落第。”在场人茫然不知所措。原来，顾璨认为：“少年得志，成功者少。”13岁的孩子就中举人，助其自满，使其只知其长，而不知其短，反误其前程，倒不如让他落榜。第二三年，待其成熟再予重用。陈束赞成顾璨远见，改变了主张，让居正落第。居正落第后，傲气顿失，认真检点所学“长”“短”，矢志不移，勤学不辍，三年后，再度乡试，又夺魁首，录取为举人。后来成为一代名相。
“教人责其短”的目的主要是让其知短而补短。之所以大多能达到这一目的，主要是因为自知其短能够引起行为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方向经常是积极的。如果一个人在决定怎样行动时，经历了自知，行为就会很好地反映出他对内在规范的考虑。当然，行为的改变，即对“短”处的克服也非易事，它将遇到两大障碍：一是虚荣心障碍。虚荣心作为一种不良的心理品质，存在于许多人的身上。这些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对自己的缺点竭力遮掩，生怕露丑，有的甚至发展到虚伪的程度，不惜采用文过饰非、嫁祸于人、推卸责任、贪人之功等卑劣手段，以维护自己虚假的“尊严”，而要其一反“惯性”，极其困难。二是认知性障碍。人知其短，并非在其缺点初露之时，一般都在其发展至有严重危害时才逐步认识，而且，这其中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他没有充分认识其“短”时，他是不会因“责其短”而“纠其短”的。而这种认识却又受主体自身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实践深度、后果的显露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使其认识短处比较难。而一旦“知其短”，则“纠其短”就大有希望了。另外，一般地说，后天之短，可能克服，而先天之短，则难以纠正。一个人鼻歪嘴斜，经过整容，尚可变丑为美；而五官不全，或失明，或失聪，则就难以根治；至于因患侏儒症而奇矮，因患巨人症而特高，就更难以“取长补短”。但是，这也无妨。“纠短”并不在于外形，关键在于思想和精神，矮者未必不能成为优秀的棋手，高者未必不能成为杰出的球手。若能如此，又有谁能否认这不是各取其长呢？
“教人责其短”，还应抓住一些有利时机，一是在其初露之时，教其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在其犯错误或发生危害之时，此时最易引起“切肤之痛”，容易引起深刻认识而取得较好的效果。
揭秘用人
智慧是人和人之间得以区别出高下的重要条件。没有智慧的人，就像仅有强壮的四肢而没有大脑，只能由别人来支配，替人出力；智慧多但是不善于用人，往往成了别人的日军师，为人出谋划策；智慧多而又善用的人，不但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力，还能利用别人的智慧为自己所用，成为当然的人上之人。
人才是维系公司的命脉
人分三六九等，用人者须量其才华而用之，因材任职，人尽其才。一个萝卜一个坑。就像古人所说：“熟识韬略者，让他运筹帷幄，勇猛无畏者，让他持刀杀敌，位能匹配，相得益彰。”
1959年6月，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加坡。一方面，这里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混杂社会；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使新加坡政治局面动荡，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风气低下，人民生活贫穷落后。尽管李光耀有远大抱负，留学期间也学到了不少治国经验与理论，但是要治理这样一个如此落后的国家，只靠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胜任的。要想创建大业，首先需要有一大批第一流的经济专家和其他各方面的精英人才。李光耀站在国家利益之上，以他那博大的政治胸怀，为创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而广泛地招贤纳士。也正是在一大批志士仁人的帮助下，李光耀才创造了亚洲奇迹。
李光耀上任的首要任务，是急需整顿殖民时代留下的旧官僚机构和改造新加坡的单一经济结构。他首先起用的是吴庆瑞。此人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是当时新加坡较有名气的经济博士，也是1949年英国伦敦组织“马来亚论坛”的主要发起人，李光耀就是在那时结识他的。李光耀十分赏识吴庆瑞的经济才能，大选获胜后，便任命他为财政部长，负责全面的经济整顿和改革。李光耀执政以来，两次遇到经济难题，都是这位得力的助手帮助他排忧解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低下，失业率高达12％，人民生活贫困，住房拥挤破烂的局面，吴庆瑞全力协助李光耀，确立了主要目标应为广大人民寻求“一个幸福、美满和有保障的生活”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出路在于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拟订了五年发展规划。同时还开辟了裕廊工业特区，集资兴办制造业，鼓励私人及外资建厂，广建廉价住房……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政府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及就业率，使新加坡安然度过了自治后最艰难的岁月，并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吴庆瑞之外，李光耀所选拔的内阁班底中，几乎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如原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在助手侯永昌、建筑师郑章远的协助下，成功地解决了新加坡最严重的房荒问题。李光耀曾深有感触地指出：“这三位身居要职的杰出人才把几乎失败的事业化为成功！”已故的财政部长韩瑞生也被李光耀誉为仅次于吴庆瑞的“理财能手”。
李光耀被人们称为东南亚最强有力的政治家和领导者，这不仅由于他有足够的胆量与气魄，从容地驾驭着新加坡这艘航船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竞争大洋中乘风破浪，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杰出政治家难得的政治远见。他认为，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人的因素是第一大事。这包括整体人口的一般水平和占人口中l％～2％的尖端人才的质量。正是出于这一战略思考，李光耀把培养造就社会人才作为国家根本性的任务。新加坡独立初期，他就向全国数千名校长和教师强调教育，指出必须大力提高全民素质，从根本上培养爱国精神，使下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中坚力量。他指出在未来居于社会领导地位的大学毕业生，不但要有学术修养，坚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更要有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为国效忠的精神。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他就十分重视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提高，特别是对那些年轻有为、专业程度较高而且能够胜任国家高级领导的尖端人才，李光耀更是视若珍宝。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就考虑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他认为如果能有一批杰出的30～40岁的年轻人承前启后，国家领导层就能继往开来。1984年，人民行动党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首次自我更新的大改组。推选了20多名30～40岁的中青年进入议会。同年11月，在光耀第7次出任总理组阁时，12名内阁成员中就有7名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同时，他还任命了一批30多岁的德才兼备的青年人担任各部的政务次长。
1988年7月组成的经济委员会，李光耀大胆地让位年轻一代的领导人、40岁出头的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及李光耀的长子33岁的工贸部长李显龙去负责，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才干。李光耀曾在宣誓仪式上豪迈地向人民表示：“1959年我当‘前锋’，1981年转为‘中锋’，今天我把‘中锋’的角色让给年轻领袖。他们已经接受了各自角色的考验，我现在退当‘守门员’。”李光耀正是这样，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制高点上，以其远见卓识和战略家气魄，造就和带领出一批批为国效忠的“中锋”队伍，也正是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这支“中锋”队伍在世界经济大较量中踢出了一个个奇迹般的“好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