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第四纵队采取迂回战术，首先给敌人制造意图东进的假象，然后突然转向向南，给敌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冀东抗日联军在各县的武装起义，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冀东政府再也没办法专门对付第四纵队，相反，不得不抽兵增援凤城等重要据点，既为第四纵队向南转移提供了契机，又为冀东抗日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有利局面。
第四纵队在凤城北部取得了积极的作战效果，一路南下势如破竹，连续攻克了多个日伪据点。8月中旬，第四纵队领导机关到达了凤城铁厂镇，实现了四纵主力与抗联主力的胜利会师。
8月的天气如流火一般，一点也不亚于铁厂流出铁水的高温。军地胜利会师后，各方领导共同召集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抗日联军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开会，第四纵队政委邓华主持会议。会议肯定了冀东武装斗争的初步胜利，对起义后的形势进行了正确分析，指出部队多、秩序乱、纪律差等问题，要求尽快统一领导、整顿部队、巩固前期成果。但由于连续作战、部队成分复杂等客观原因，会议精神没有在后面得到认真贯彻与落实。
9月1日，第四纵队和冀热边特委分别收到来自****中央和北方局的贺电，贺电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以及八路军与起义部队的会合，向在起义中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贺电说：“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进、生成和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精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和巩固部队，武装与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一电报迅速在第四纵队和抗日联军中传达开来，广大军民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凤城南部，在抗日联军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军队不得不收缩力量，悉数退往乐安妄图负隅顽抗。不论是高志远和陈宇寰，还是赵天丰，众人都对上次进攻乐安县署的不利念念不忘，对盘踞在乐安的日伪敌人恨得直咬牙。在一片大好的斗争形势下，高志远、陈宇寰积极整备力量，准备再次攻打乐安县城。
赵天丰想到乐安县署极其牢固的防御设施，就和高志远、陈宇寰等抗联领导商议破解对策。面对缺少重武器开展攻坚战的客观情况，陈宇寰提出了使用火炮的想法，但苦于军中没有专业的炮手。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先前的战斗中，无奈将缴获的4门大炮就地炸毁了。
赵天丰紧急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根据上级指示，与第四纵队的政治处取得了联系。当天中午，来自第四纵队的4名迫击炮手就赶到了高志远所在的抗日联军所部，他们同时还带来了12门久经沙场的迫击炮！
赵天丰和抗日联军的领导抑制不住的喜悦，当即请第四纵队的炮手在抗联队伍中挑选了36名精干同志，组成了冀东抗日联军直属迫击炮大队。
迫击炮的操作并不十分复杂，因此，用了不多时，迫击炮大队的同志们很快掌握了迫击炮的操作方式。但如果追求落弹精准和打击质量，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功夫就可以学成的。而且，因为弹药有限，刚刚接触迫击炮的同志们暂时还不能进行实弹训练。至于训练成果，也只能拿到战场上去检验了。
在组建炮队的第二天，高志远、陈宇寰、赵天丰组织近万人的部队二次誓师后，直接向乐安县城进逼！
由于临近据点溃逃敌人的加入，现在据守乐安的敌人的力量比上次攻打乐安的时候强大了很多。城内日伪军总数大约有2000人，其中的日军就有300多人。在这种形势下，高志远、陈宇寰、赵天丰三人决定采取“围三留一”的打法，在命令部队围攻县城的时候，从东、西、北三面进行猛攻，而在南面仅布置少数部队进行佯攻，诱使敌人误以为在南面的抗联部队较弱，紧急情况下可以从南面突围。
东、西、北三面的抗联队伍在迫击炮的支援下，对三个城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与敌人一直激战了三个昼夜。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抗日联军在参战人数和后勤保障等方面是处于绝对优势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战，乐安城内的日伪军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不得不选择了从南门突围。
在从乐安南门出来的必经之路上，陈宇寰亲自带人埋伏在那里。经过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除少数伪军投降以外，逃出乐安的日伪敌人几乎遭到了全歼。其实，乐安县城距离海边不过二、三十公里，即使抗联队伍没有穷追猛打，日伪势力也将无处立脚。
乐安县城收复后，高志远、陈宇寰抓紧整顿抗日联军，赵天丰则忙着张榜安民。经过收复乐安县城的战斗，这支抗日联军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减员，成百上千的战士英勇牺牲或者身负重伤，而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但是，乐安地区的农民、工人却争相参加抗联队伍，部队人数不减反增。
在凤城北部，北路的抗日联军也积极作战，取得了优异的战果。9月中旬，作为冀热边特委第一书记、抗日联军副司令员的李运昌亲率2万余人的队伍出冷口进军都山，开创都山抗日根据地。在与伪满军的遭遇中，抗日联军在压倒性的人数优势下，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伪满军一个营，俘虏伪满军营长朱宝兴等200多人，缴获迫击炮多门、轻重机枪数挺、步枪和弹药数不胜数。
与此同时，冀东地区的广大爱国人士、国民党“蓝衣社”乃至绿林豪杰也纷纷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涌入到武装起义的大潮中。滦州师范的王大中、高长风等爱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国民党“蓝衣社”成员陈维藩组织了近万人的“忠义救国军”、王文组织了约3000人的“忠义救国军”，原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李维周也组建了几百人的抗日救国军；占山为王的杨占有、丁万有等草莽英雄先后自发起义，活动在冀东大地上，在打击日伪势力的同时，进一步壮大了这次武装起义的声势。
就在冀东各地武装起义节节胜利的时候，第四纵队的领导同志得到了日军抽调一个旅团增援冀东、开展日伪军联合大扫荡的情报，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做出了保存实力、避敌锋芒的决定，并计划将纵队主力和起义队伍全部向西撤出冀东。
抗日联军南、北两路军几乎同时接到了第四纵队领导发来的急电，要求抗联部队就地集合，立即返回驻地，并西进平西参加整训。抗日联军不得不放弃了已经攻克的城镇和取得的战果，分别组织战略转移工作。就这样，大约5万多人的抗日联军跟随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沿长城脚下一路向西进发。
发生在1938年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敌后抗战的伟大壮举。起义波及冀东地区21个县市，参加起义人数超过20万人，抗日联军最多发展到7万人，曾一度攻克凤城九县，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一扫被日本侵略者蹂躏五年之久的压迫愤懑，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