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有效成本增加，政府绩效提高的例证。反之，当政府有效成本不足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就会供给不足，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能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例如，国家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造成下岗人员无保障、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困难等社会问题。所以，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增加有效成本的投入。同时要增强充分利用有效成本的能力，使之全部转移到新价值中去，不断提高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促进整个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
2.适度成本与政府绩效
政府成本虽然随着有效成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是无限的，因为政府绩效有一个最高限度。有终点。这说明虽然政府成本与政府绩效成正比，但这个正比例关系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个限度。当政府绩效达到最高点时，政府成本再增加也不能使绩效更高，从而增加的成本成了无效成本。当政府绩效达到最高点时所需要的有效成本叫适度成本。为什么政府绩效不一直随着成本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而是当政府绩效达到最高点时，无论增加多少成本，政府绩效也不会再提高了呢？这是因为公共产品的供求平衡决定了政府成本必须适度，也决定了绩效最高点。
3.无效成本与政府绩效
（1）当政府成本超过了有效成本OC。出现了成本C。C2时，无论COC2有多大，政府的绩效总是在ER。上。也就是说有效成本OCO与政府绩效ORO所形成的曲线OE，在适度成本CO与最佳绩效RO相结合的E点成了终点。若政府成本继续增大，即射线C。C所形成的政府绩效是与射线C。C相平衡的射线ERO。COC上的任意一点C2与绩效所对应的任意一点Rz都在射线ER。上，并且任何时候R2=R……这说明超过适度成本CO的任何超量成本，都不可能是绩效提高。因此，COC2是无效成本。因此。政府规模要根据历史发展所处的经济、社会来确定，要把政府落在成本适度、绩效最高那一点上。
如果政府规模过大，造成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即使成本增大，效率也得不到提高。
（2）当由于政府失误、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有效成本的作用，使一部分有效成本转化成无效成本时，即成本从Co移至Cl，政府的绩效也会从Ro降至Ri，也就是说，政府的绩效就会下降。
比如政府没有经过论证就在城区规划建一化工市场，虽然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因为选址错误，对城区造成安全隐患和污染，既付出了机会成本，又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成本，还付出了很大的社会成本；既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绩效也很低。再如政府权力运行中的腐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就是政府一部分成本变成了无效成本，因腐败而使政府付出的成本，对国家和人民毫无益处，政府也因腐败降低了绩效。
（3）当C。移到o处，即OC=CoC也就是说整个政府成本成为无效成本时，政府就无绩效可言。如“文革”十年内乱，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反而破坏了社会已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总体上看是毫无绩效可言。
对中国政府成本的现实考察
一、中国政府成本现状
政府成本，特别是对于隐性的、制度性的、外部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度量起来非常困难，就我国的公共机构规模和运行成本而言，有学者做过统计：1997年我国服务业全额由财政供给的机构有631，266个，当年共开支经费35，945亿元，其中预算内支出2555亿元，占到当年财政支出总额923，356亿（不包括国内外债务）的27.7%。属于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的机构有280，458个，占服务业全额机构数的44.3%，经费开支全额1，794亿元，其中预算外资金为502亿元，预算内资金l.292元，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支出l，358亿元的95%。服务业差额和自收自支单位有134，035个，当年收入2，424亿元，其中业务收入1，944亿元，其他为预算内及专用资金和专项资金支出480亿元；服务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共有机构63，897个，当年收入2，185亿元，利润总额85亿元。三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机构共有829，198个，当年各种收入8，203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923，356亿元的87.9%。我国公共机构当年支出几乎占全国财政支出的90%。
一些学者对于“行政成本”情况做了较详细考察，在行政支出方面，由于一度出现机构和人员失控，行政非投资性费用迅速上升，虽然也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行政费用增长，例如推行机构改革，压缩人员编制，执行“八不准”，但效果不大。行政经常性费用占购买支出的比重，改革初只有5%，1998年开始突破两位数，1996年最高超过14%，增长将近两倍，之后一直保持在13%和12%的高水平上，如果考察行政部门的资本性支出（即基建支出），行政管理费规模更大。
行政管理费总额目前仍呈增长势头，它占财政购买支出的比例最初只约为5%，后来稳步增长，1989年达到16%，此后略有下降，1993年又恢复增长，1999年达到16.4%；占GDP的比重也呈现出同样的路经，由最初的1.5%提高到1999年的2.5%。
我国各级政府运行中无效成本的恶性膨胀已经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因此要大力宣传和研究政府成本问题，不断增强各级政府官员的成本意识和节约习惯，逐步使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二、政府高成本运行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市场能力不强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一直处在相对短缺的所谓“短缺”经济时期。无论公共产品还是私人物品都是由政府或者政府兴办的公共产权组织提供，市场经济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市场主体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信息和竞争不完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较多干预，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摩擦成本，使政府成本不断增加。
2.政府职能界定不清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职能没有法定化，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政社、政事不分，以政代企、以政代社的结果是政府职能不断扩张，导致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加之行政管理水平不高，人浮于事、行政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加剧了政府的高成本运行。随着行政主体地位和权能的不断强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分割，越切越细，越分越乱，政府职能被无限放大。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政府组织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很难保证效率。因此，政府外部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增加，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3.制度转轨带来成本
政府改革总伴随着制度的变换。无论是“渐进式”还是“休克式”，制度改革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制度变迁总要增加改革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总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它会产生改革的社会成本；在利益重新分配时，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也会带来高额的政府成本。
4.缺少法律约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不仅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要受法律约束，政府自身更要接受法律约束。政府的全部行为都要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一直以来，我国政府的行为缺少严格的法律规范。政府靠自己制定的红头文件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很难做到令行禁止。所以，政府的高成本运行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二）内部原因
1.组织自身的膨胀
政府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倾向。首先，从组织学角度分析，任何组织里，组织成员的收入和组织产出规模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为了保证组织成员的收入，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组织机构发展壮大，而规模的扩大，又可能使薪俸提高、职务提升更为便利，权力的含金量更高。其次，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往往也有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冲动，为升官发财培植亲信，选用自己的人，造成机关人员规模膨胀；再次，政府官员为保证工作顺利进行，会加大投入；地方官员为完成产值、发展速度等绩效指标，往往追求政府规模而不顾政府成本。
2.资源配置不合理
组织内部管理中，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最为重要。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内部存在着“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的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和压力，也没有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干部一到年限就提拔，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致使人员臃肿机构膨胀，人力资源不能合理流动，造成行政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无法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政府在高成本低效率水平上运行，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者过度，实际都增加了政府成本。
3.政绩评价机制不科学
我国政府的绩效评价机制是一种“只问产出不问投入”或“只看过程不看结果”的机制，即考核指标是一种不计成本的结果评价，或不问结果的过程评价。这种评价机制极易造成某些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盲目扩充机构、增加人员，导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行政成本日益加大。
4.政府决策的低效率
政府决策的低效率必然导致高成本。由于部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自利性，政府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决策者的短视性等原因，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很容易发生偏差。另外，开会是进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会议求真务实，决策的效率就高；但如果开会太频繁，会期太长，方式落后，议而不决，就不仅浪费与会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影响正常工作，而且必然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影响合理的行政支出，导致政府决策的高成本。
5.公共产品提供机制落后
我国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对过剩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不足，是政府自身的一大矛盾。它表明政府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即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和机制的落后。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由于政府本身具有的公共财产代理人的身份，政府生产的非竞争性和决策过程的冗长，造成政府生产公共产品时往往要浪费更多的资源，从而导致政府生产的高成本。
政府部门绩效评估
一、绩效、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
绩效（performance）又称业绩，是指组织成员的工作和活动所取得的成绩或产生的积极效果。
绩效评估是指对某一机构或人员的工作结果和效果，运用一定的方法收集相关信息和数据，给予定性和定量的考核评估，从而公正地对组织或人员的效能做出评价。绩效评估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全过程。正确绩效评估，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影响人的价值取向，是一只影响人的动机、激励人的行为的看不见的手。绩效评估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企业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因此，评价企业的绩效标准就是劳动生产率、单位成本、市场占有率、新产品开发周期、利润率等指标，这些指标大都能够在量化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精确的测定。与企业不同，公共组织所追求的目标具有社会效率优先、目标多元化、目标弹性等特点，因此，公共组织的绩效评估要比企业绩效评估复杂和困难得多。
绩效管理（performancemanagement）是指从确认组织目标和人员职责开始，到评估结果的应用为止的全过程的系统管理。绩效管理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誉为管理领域中最重大、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之一。绩效管理来源于业绩分等、目标管理、绩效评价等管理技术，但绩效管理不只是一种技术，而是多项技术的集合。除了自己所特有的技术，如绩效目标规划、绩效评估、绩效审计、绩效预算之外，绩效管理还吸收和利用了激励管理、参与管理、社会服务承诺制、全面质量管理等管理技术，把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技术有机地集合起来为提高组织绩效服务。
二、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目标和意义
（一）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目标
绩效评估最根本的目的是评价公共部门的行为活动和运营状况，审查公共组织对资源的利用及所取得的成绩，以期向公众证明公共资金得到合理、富有效率和效力的使用，从而维护公共部门存在的合法性。政府不能用边际利率向纳税人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因此，政府在实施其方案时，必须用更复杂的概念为自己正名，如效率、效力和社会价值。根据侧重点的不同，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目标：
1.提高组织绩效
通过绩效评估，促进公共部门内部的功能发挥，以达到持续提高组织绩效的目标。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和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意味着对组织的结构、功能不断进行审查，对各种制度及其制度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反思。这就需要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信息系统，采用灵活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技术。
2.明确责任制
通过绩效评估，确定资源在公共管理部门与私营伙伴之间的分配，并进一步明确两者相应的外部监控机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得政府和公共部门不再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及非盈利组织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公共组织和私营组织在公共服务上已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在确定谁是最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时，绩效评估的结果自然成为最重要的参考标准之一。
3.增收节支
通过绩效评估，缩减公共组织不必要的活动和开支，以实现增收节支的目标。由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现代政府的规模也日趋庞大，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开支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与此相矛盾的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政府开支的增长速度，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削减预算赤字的重任。绩效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衡量并比较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组织绩效（效率、效力、质量等），借鉴有效的管理制度、程序和方法，摒弃不必要的活动，从而实现节约成本，增加收益的目标。
要实现以上评估目标，需要制定步骤清晰的计划时间表，建立绩效追踪和控制系统，设计出能有效评价成功与否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且要在不断分析中对组织绩效做出评价。此外，绩效目标的实现也依赖于组织所采用的具体措施与战略目标间的协调一致。
（二）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意义
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再造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措施，在政府管理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开创了当代公共部门吸收、借鉴私营部门管理方法与经验的先例，为政府改革实践和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