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狄仁杰已经认罪，管理监狱的官吏便放松了对他的看管。狄仁杰趁狱卒不在时将自己的冤情写出来，放在棉衣里，转给他的家人。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接到棉衣，发现了里面藏着的帛书，就拿去向武则天告发。武则天召见了他。看过帛书，立即传来俊臣进宫，问他：“你说狄仁杰都招供了，可是他的儿子又来诉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俊臣掩饰说：“这些人总是不肯老实承认自己的罪过，对于狄仁杰，我确实没有用刑，他吃的住的都很好，连头巾和腰带都没给他去掉，如果不是事实，他怎肯承认谋反呢？一定是他反复无常，扰乱视听！”
武则天并不相信，派专使前去查问。专使也惧怕来俊臣的凶残，不敢到监狱里去看，只说了几句恭维话就走了。来俊臣又令人假造了一份狄仁杰的《谢罪表》，让专使转交给武则天。
恰在这时，凤阁侍郎乐思晦的儿子被召见。他年方八九岁，他的家已被来俊臣族灭。他告发来俊臣的刻毒，说来俊臣总是按照预定的罪名逼出供词。武则天又亲自召狄仁杰讯问：“你既然叫儿子前来诉冤，为什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道：“如果我不承认，早就死于枷棒之下了！”武则天立即明白了，免了狄仁杰的死罪，贬为彭泽县令，接着又下达了对其他六位大臣免除死罪的诏书。武则天如果将审讯的全权下放给来俊臣，狄仁杰等必死无疑。但她始终不肯下放这个权力。而在最后关头，采取了当面讯问狄仁杰的措施，狄仁杰的性命被保存下来了，事情真相也水落石出。
来俊臣自治狱以来，每次都博得武则天的赞许，这次却挨了一记耳光，心里好大不快，到武则天那里去申辩，认为这样处理太轻，应将七大臣全部杀掉。武则天不予应允。处理七大臣一案，表现出武则天对酷吏来俊臣信任程度的降低，也表明了酷吏在武则天心中的位置已有了明显的改变。
综观酷吏的任官情形和结局，可知武则天只是因为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对他们加以利用。他们的任官一般仅限于大理寺和御史台的中层官职，其影响局限于司法系统而不涉及行政机关。而且即使在司法系统内，也并非让酷吏一统天下。大理寺的长官大理（司刑）卿和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大夫，很少由酷吏担任。尤其御史大夫一职，大都由宰相兼任。而李嗣真、严善思、周矩、魏元思、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用法平恕之人先后担任法官，无疑也是对酷吏的一种抑制。
采取不断换血的方法，使酷吏之间互相牵制
索元礼、周兴这批老酷吏，就是被来俊臣这批新酷吏解决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由此而来。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御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滥杀，向女皇进言说，现在的法官不按程序，随意断案定罪，这是“权由臣下”。他还拿出老子的话“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认为现在把威权交给酷吏，不可不慎。“权由臣下”是她的大忌，她对老酷吏也下手了。
对酷吏，武则天始终不是专信一派，而是多树旗帜，分其权势。在促使武则天对酷吏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二线队伍也发挥了促动作用。天授二年一月，来俊臣集团采取了行动。他们首先控告的是丘神勣。丘神勣家族属于贞观士族，这类家族本就是武则天疑忌的对象。丘神勣被罗织的罪名是“谋反”，结果下狱被诛杀。
紧接着发生了史务滋事件。史务滋是武周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纳言（门下省首脑，属宰相集团成员之一），此时正受命审判刘行感案。来俊臣参与了此案。刘行感出身显贵，此时被人告密而下狱。
来俊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准确把握了史务滋事件这一时机，激起了武则天对一些法官的疑忌和愤怒。史务滋与刘行感有旧交，来俊臣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上报武氏。结果是：武则天大怒，令来俊臣审讯史务滋。史务滋惶恐自杀。把同一办案的法官也列为指控对象，这是来俊臣的又一发明。既然女皇已经对法官有了怀疑，来俊臣就再接再厉，把矛头指向周兴。之后，有人上告周兴与丘神勣合谋，武则天要用一派去处理另一派，让来俊臣审讯周兴，就有了“请君入瓮”的故事。
来俊臣先不露底牌，和周兴一同吃饭。席间向老前辈请教：有囚犯不认罪，如何是好？周兴也诲人不倦，说取个大瓮，用火在周围烤，让囚犯进瓮里，不怕他不认罪。来俊臣依样布置好，说请兄入瓮吧。周兴一见到自己发明的刑具，精神立刻崩溃了。他伏地求饶。来俊臣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索元礼的下场与周兴有相同之处，在周兴被控告的同时，索元礼也受到了指控。他的罪名是贪污受贿。索元礼入狱，持抗拒态度。刑讯的酷吏说：“拿索公的铁笼来。”索元礼立即屈服了。来俊臣对待周兴的方法是请君入瓮，同样地，对待索元礼的方法也是“请君入笼”。笼和瓮都是周、索自己设计的刑具，现在还治其身了。由此也可见来俊臣的阴狠，他刑讯不一定用酷刑，那样做可能让一些软弱的人屈服，但遇到硬汉也未必好用；而且，更麻烦的是，刑讯易留下痕迹，如果犯人日后翻案，那是最好的证据；一旦刑讯的火候没掌握好，犯人死了，也不好向女皇交代。所以，他更愿意用心理战术，在刑讯之前先把你的意志摧垮，在兵家，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手段的智力含量更高，更不露声色。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真正杀害周兴等的不是来俊臣，而是武则天。《资治通鉴》记载了天授二年索元礼被杀的原因，说索元礼性情残酷，武则天也正好杀了他以安抚人心。审讯拘押犯人的权力长期落在某些酷吏手中，是相当危险的事。正如宰相必须经常更换一样，酷吏也必须经常更换。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后，强干有魄力。由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被武则天讥笑。但武则天是绝不肯让大权旁落的。
对内部亲信搞牵制，这是统治者惯用的一招。如果对一线掌权的人员不放心，或出于防备的考虑，可以在他背后安插替补人员。而且，对这些二三线的队伍，或暗中保护，或明里提拔，保持对一线的警示，必要时可以换马。
武则天在对来俊臣的处置策略中，表现了她对酷吏的基本态度。当来俊臣能威慑外朝，并为她的权位巩固发挥作用时，尽管他胡作非为，武则天也总是保护他；但当来俊臣存在的害处比他带来的好处更多时，武则天就会权衡得失，严加惩处了。
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来俊臣曾被武则天外贬，但武则天舍不得扔了他，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又把他捡了回来。回朝后的来俊臣“不辱使命”，又搞了不少大案，清除了不少政敌。但他渐渐进入疯狂的状态，竟然打算把太子、武氏子弟全罗织进来，这简直是与所有人为敌，这就给武则天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女皇任用这样的人，精神状态是否也正常？于是，武则天将来俊臣逮捕入狱，但是否除掉他，武则天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一天，武则天和她的另一个近臣吉顼游御苑，俩人交谈起来。她向吉顼询问起外面的动态。吉顼告诉她，人们对于来俊臣死刑迟迟未批下来，感到失望。武则天说：“可他有告密之功啊！”“那算得什么呢？”吉顼指出，“来俊臣赃贿如山，被他杀害的冤魂塞满了路，杀他有什么可惜的！”吉顼的意见反映了外间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所谓“公论”。
吉顼的说法，不容皇帝不重视。当时，武周对外关系极为紧张。在西方，吐蕃正提出割让四镇的要求；在西北方，东突厥的默啜反复无常，极为值得忧虑；在东北方，契丹部队，正在包围幽州，南下威胁魏州，第一次河北事变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此之时，把一个民愤极大，象征恐怖政治的人保护下来，这合算吗？吉顼的话提醒了武则天：处决来俊臣是一种平缓民怨的政治需要。武则天因为政治的需要起用了酷吏，借助他们消灭怨敌；同样，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将酷吏送进坟墓，她需要鹰犬的头颅平息危机。于是，武则天终于决定处死来俊臣。
时人无不对来俊臣之死弹冠相庆。国人无论长幼都恨他，竟然去割他尸体上的肉。武则天听到臣民们的反应后，急忙表态支持公众的作法。她下了一道制书。这篇被后人命名为《暴来俊臣罪状制》的文章中说了不少安抚人心的话。制书最后说要对来俊臣施以族诛灭门之刑，以雪苍生之愤。
纵观武则天一生，不同时期的爪牙也有代表。早期是人称“李猫”的李义府，中期是来俊臣，晚期是二张兄弟。两头的都是被武则天的对手除掉的，只有来俊臣是武则天亲手除去的。从权谋的角度看，也是最有价值的。
公元697年农历九月，武则天又作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表演。她对侍臣说：“近年来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拘审牵连，朝臣们也都服罪了。国有国法，我怎么敢违法不办呢！这中间我也曾怀疑有冤案，派近臣去监狱里查问，但都得到了犯人亲手画押承认的供状，我又就不再怀疑了，准了那些法官的上奏。来俊臣死后，再也听不到有谋反的人了，但是以前的死者就没有冤屈了吗？”这当然是在作势，无非想声明自己只是被酷吏所误，并不是真心发动恐怖政治。
武则天既出此言，久苦于朝夕不保的众臣，何不乘势抓住结束恐怖政治的良机？于是，夏官侍郎姚元之向武则天进言保证以后决不会有人再谋反。
恐怖政治就这样体面地结束了，这是武则天完成了政策转变中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