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官员虽说大都品级不高，但他们所享有的地位权势却远比其他官员的高。武则天规定，监察官员只对皇帝本人负责，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们职权范围内的活动。只要他们的行为合法，即使违反她本人的意愿，她也不滥施权威。这种特殊的权力，显然为监察官员行使职权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无须事先请示，便可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任何官员。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武则天为了表示对宰相苏味道的青睐，下旨令他改葬已去世多年的父亲。苏味道受此殊荣，于是大兴土木，修建墓地。此事为监察御史萧至忠侦知，当众弹劾苏味道借改葬其父，“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等事。武则天对苏味道爱莫能助，只好把他贬为坊州刺史。事后，肃政台长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责备萧至忠道：“近日你弹劾的事，不请示御使大夫，怎么行呢？”萧至忠答：“依照就例，御史台中无长官。御史是人君耳目，允许各自弹劾，不相互通气。如果先请示了御史大夫才允许弹劾，如果要弹御史大夫本人，不知向谁请示？”
不只是对朝中和地方的官员，武则天甚至想发动社会各阶层都上传信息，以求对最广泛信息的占有。
武则天在做皇后的时候，是不怎么奖励告密的。临朝称制以后也曾有告密的事例。扬楚事变前夕，二月政变之后，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一群参加了二月废立的“飞骑”（禁卫军）兵士，在酒店里聚饮。其中一人发牢骚道：“要是知道废除皇帝之后不给赏赐，咱们何必去逼着皇帝退位。”片刻以后，同座的一个人飞驰起身离席，他奔赴北门，向当局揭发了那个飞骑的言论。那场聚饮还未结束，所有在场者均被逮捕。发牢骚者虽然被处决，未发牢骚者，也因为知反不告而被处决。但总的来说，这时的告密事例不多，告密风气尚未形成，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尚未发动起来。但在扬楚事变以后，形势就变了。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以后，武则天首先采取了一系列保证信息渠道畅通的措施。这年二月，她决定：“放置在朝堂上的登闻鼓和肺石，不需要派人看守，有人击鼓立石，就派御史接取状纸来告诉朕。”登闻鼓是武则天为表示听取臣民谏议之言或冤抑之情所设的悬鼓，让臣民百姓击鼓上闻，一般设在西朝堂外。肺石是武则天让百姓控告地方官吏犯罪（包括谋反）所站立的石头，设在东朝堂门外，因石块色赤如肺而得名。现在撤除防守，由御史接受申诉的表状之后，直接进呈武则天，打通了臣民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武则天此举可以达到双重之目的：一是可以了解下情，于政事有益；二是借以使人放心告密，了解百官动态。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武则天又下令设置铜匦四枚，放置在朝堂之中，以接受天下表疏章奏。四枚铜匦于六月间置成。铜匦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改善人民福利的计划，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陈诉，第四个口则用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铜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了解社会动向，所谓周知民间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则天此举不失为伟大的创举。在制度上为帝王之尊直接受理臣民申诉创造条件，听取百姓对于治理国家各方面的意见及陈诉各种冤屈。
铜匦的设计者是鱼保家。在徐敬业谋反的过程中，鱼保家暗中教他们制作刀、车及弓弩。徐敬业失败，鱼保家侥幸逃脱了追查，但内心还是不安。他得知武则天急于想了解社会动向，就上书献上一计：“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并且设计了铜匦的式样：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大抵相当于今天的邮政信箱之类的东西。武则天对其大加赞赏，接受了这个建议。鱼保家暗自庆幸，以为获此大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料铜匦制成后，其冤家很快投了一状，状告鱼保家为徐敬业制作兵器，造成了官军的惨重伤亡。于是，鱼保家成了铜匦受状的最先受害人。从以上事件之中，武则天得到启发，通过鼓励告密，可以尽快得知外间的各种动向。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急于想专权的武则天来说，也确实异常险恶。所以，铜匦臣的作用很快脱离其“周知民间事”的本意，成为告密的重要工具。
随着安装了告密的信箱，朝廷向各省各县颁布了命令，只要有人要揭发阴谋，要控告言论批评朝廷的，不论其地位贵贱，地方官长，当一律妥为招待，即使是监狱里一个囚犯，也应当优礼有加。对于这样告密的人，武则天竟然亲予召见。假若他长于辞令，可以做爪牙，便立即封予官职，或授予御史之职，或授予游击将军，并赏予绸缎金银。假若告密的人情报不实，也任其自去，并不处罚。武则天这样做，是因为需要把监督告密的人形成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形成无处不包的谍报网。
武则天终于扫除了障碍，登上了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以自己的权威向天下人昭告：武则天是大唐的女皇，是可以主宰朝政的君主。
神道设教
武则天与佛教渊源颇深。陈寅恪指出：武则天幼时，即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其受母氏佛教信仰影响之深切，可证明矣。
武则天对待几大宗教思想的策略是：打击道教，利用儒教，扶持弘扬佛教。
大凡改朝换代的事，不仅要抓住群臣的心，还要引导民心向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则天以弱势斗强势，助力者少；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时代和传统的巨大挑战，当时思想信仰的两大主流——儒学和佛教都已为武则天所用，前者为她的“革命”理论铺好了路，后者则给她提供了女主可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
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对佛教的态度坚决，基本上是打击与抑制并用的政策。太史令傅奕运用儒家理论三番五次地请求废止佛法，道士们攀附皇室无中生有地诬陷，都使佛教在夹缝中应接不暇。同时，高祖、太宗朝两次诏令道先佛后以及僧人法琳的下狱流放，都严重地打击了佛教徒的气势，使初唐佛教在整体上处于低迷之中。反观道教，因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姓李，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攀附前人，说老子是李唐的先祖，尊崇道教。史学大家陈寅恪指出：太宗于此等事皆有政治作用。若推其本心，则诚如其责萧瑀诏书所谓“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者也。当日佛教处此新朝不利环境之中，唯有利用政局之变迁，以恢复丧失之地位。也就是说，唐太宗对佛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
玄奘回国是佛教兴起的一个转机。当时正值太宗朝晚期，对佛教的态度较以往稍显温和，也给予玄奘隆重的接待和较高的待遇。一进长安，玄奘便被安置在帝京的佛教学术中心——弘福寺。入寺之时，盛况空前，“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另外，在玄奘的恳请下，太宗允许其召集京都及各地的高僧大德，组成译场，翻译佛经。这些，都使玄奘的社会声望大大地提升了，也使同时期的佛教地位有所改善。
然而至高宗时，佛教与儒、道的矛盾逐渐尖锐。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宗教思想争夺的背后可见武则天的影响和操纵。
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由一道“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的敕书，引发出了关于政教之别、儒释之别的大讨论。这道诏书要求僧道人士见到皇帝、皇后、太子及本人的父母要下拜。这是要求僧道遵从世俗的礼节。佛教僧侣的反响极为激烈。京邑僧二百余人还前往蓬莱宫，上表恳请高宗收回成命。群僧后齐聚于西明寺，谋划着向高宗和当朝权贵上表，以便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达到废止该诏敕的目的。二十五日，西明寺的僧人道宣向雍州牧、沛王李贤上启。此时的李贤年仅6岁。
道宣等上启于6岁的孩童，无疑是想取悦于武则天。四月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启荣国夫人杨氏。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杨氏非常崇信佛教，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杨氏贵为皇后之母，可将下情上达于武则天。事实上，杨氏的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当然，杨氏政治活动能力的动力直接来源于武则天，而道宣的上启杨氏，也无疑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武则天在这个事件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议论此事。群议纷纭，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六月八日，高宗面对众官悬殊难定的商讨结果，只好发出《停沙门拜君诏》，下令“于君处勿须致拜”，作出了让步。众僧仍频上请表，请求依旧不拜父母，只是此时的声势已不如前次，而致拜父母之事也就渐渐地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至此，“致拜君亲”事件告一段落，在该事件中高宗并没有占到多少上风。在该事件中武则天的身影可以说是在幕后若隐若现。
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开始，她就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与高宗争夺最高领导权，在生活上钳制高宗。武则天势力的膨大，使高宗对其不能不有所猜忌，并试图将权力夺回。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劝帝废武后事件，即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例证。
令人惊异的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会相信佛教，以至成为尼姑呢？家庭环境特别是母亲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荣国夫人笃信佛教，武则天幼时受家庭环境之熏习，自不待言。后来僧徒即借武氏家庭传统之信仰，以恢复其自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之权势。而武氏复转借佛教经典之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所享之特殊地位。二者之所以能彼此互相利用，实有长久之因缘，非一朝一夕偶然所可致者。
在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之后，佛教对她来说，更重要的也在于其作为一种争夺权力、营造声威的良好的工具。武则天的佛教行为表现得最为醒目的，当属其与玄奘的相互酬答、为法门寺舍利造金棺银椁以及请玄奘为李显剃度等等。如果把这一切看做是武则天从高僧大德和隆重的佛事入手，在佛教领域中与高宗一争高下，则是更为恰当不过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高宗利用佛教这一貌似与政治无关的领域，乘武则天即将生育之时，发出了“致拜君亲”的诏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以图打击武则天的气焰，试探朝野各界的态度，为把即将失控的大权从武则天手中夺回做一个准备。但在武则天的幕后操纵下，这场不见硝烟的斗争最终以高宗收回“拜君”成命（“拜亲”后亦不了了之）而告终。
这些宗教活动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社会。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公元666年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造观（这是第一次）。道教就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院网络。公元675年，皇帝下令编撰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公元678年他把道士置于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同时，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州举考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上下。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援手，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了。皇后需要这样广泛的支持。史书说：在武则天做皇后时，朝廷特重佛法，诏仍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禁止天下屠钓八年，收天下僧钱作大佛像。长安洛阳两京译经的人特别多，其中以实义难陀和菩提流志最为著名；义净法师留学天竺25年，前后约两次前往，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归国时，武则天到上东门迎劳，下诏让他在佛授记寺译经；大师神秀也是武则天迎入京都的，自此，禅宗势力闻名全国。武则天也是宗教建筑的主要赞助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称天后。这一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
武则天也没有丢掉儒家这块阵地。毕竟，儒家的思想才真正是当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武则天觉得在文化方面还无所表现，于是她让自己的学者班子北门学士修撰典籍，为她的政治目的服务。武则天用自己名字监修、或径用自己名字著作，内容则多少与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关。除去《烈女传》之外，还有表现武则天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则天本人写的，正文反复提到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她用《臣轨》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是她打击道教的一大措施。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时还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乐书》。
儒家原典反对牝鸡司晨，不语怪力乱神，但后世儒生为了统治需要加入了天人感应、五行学说、上天示警等私货。武则天就利用这些大造“革命”舆论。
祥瑞是上天对人君的嘉意。自打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大唐的祥瑞一下子多了起来。特别是当了皇帝以后，祥瑞应接不暇。河里出了绿毛龟，水中拣出了赤心石，都有人进献，对这些可笑的现象和行为，武则天很少怪罪。
武则天还大兴神道教化的设施。她兴造天枢、明堂、九鼎，以及封禅泰山，乃至一再改元，似乎只有借助这些她才能获得信心，才能强化她的神秘力量。她觉得如此才能够向天下臣民“证圣”，才能够彰显自己是“天册万岁”。
李君羡事件反映了武则天要影响控制世人的头脑。开国功臣李君羡某日当值玄武门，时值太白星屡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当有女主昌。”民间又谣传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对此很忌讳。后来得知李君羡小名为“五娘”，想起太史和谣传之言，找个借口将他杀了。到了武则天称帝，李君羡的家属诣阙诉冤。女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下令恢复李君羡官爵，重新礼葬。她是想让人们相信，她称帝是天意。其实是否真有所谓谣传，还是有人加以渲染，是无从考据的。
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武则天要急于寻找理论依据。朝廷百官挖空心思，翻遍典籍也找不出一条过硬的依据，只有春官尚书李思文（徐敬业之叔，李勣之子）在《尚书·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附会武则天用过“垂拱”年号，以此作为受命的依据。武则天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很高兴，以此昭示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