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生病,武则天找到了与太子接近的机会。太宗最后的岁月病得很厉害,太子李治常在侧侍候,而侍女们就肩负起侍候两主的职责。太子李治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在太子宫里,有太子妃王氏及宫婢,迁到东宫陪驾后,他不免孤单寂寞。
太子寂寞无聊之际,发现在侍女中有一个美人犹如鹤立鸡群:她发髻高挽,两鬓宽展,前额宽丽透亮,下颌微微前展,既高贵美丽而又透着机敏。体态亭亭玉立,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朝气。她就是刻意打扮的武则天。太子被武则天的美貌所吸引,更爱慕武则天身上散发的健硕、机敏的气息。太子心猿意马,不能自持。
李治在父王驾前要端庄矜持,不可失礼,但求情之心,却越发难制。情欲的力量是伟大的,总会找到机会的。在走廊之下,在前堂之中,在花园之内,遥远的一瞥,会心的一笑,都足以让太子心旌摇动。太宗皇帝驾崩前两个月,染病在床,两人开始了幽会。
太宗的死亡已成定局,无论是李治,或者是武则天,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做了12年才人的武则天不甘心沉沦,她要向上爬。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绝色的女人,她选择了冒极大风险却又是获取权力的捷径——和太子偷情。隋文帝在弥留之际,曾发生了杨广调戏陈夫人的丑剧;唐太宗在大渐之时,又发生了李治与武才人偷情的故事。事隔43年,彼此何其相似!所不同的,上次的主动者是酒色狂徒杨广太子,而这一次的主动者却是雄心勃勃的武才人。
“秽乱春宫”是武才人选择新靠山的政治伏笔。但这仅仅是个伏笔,权力的攫取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久,随着隆重的登基大典,太子继位,成为高宗,他对那段激情岁月有些淡忘了。但武则天不能忘,为了能吸引高宗的注意力,她一手导演了安业寺事件。
按照唐高宗新政权的规定:所有太宗生前嫔御,都必须出居安业寺,落发为尼,武才人也不例外。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新皇帝只能把和武则天之间的感情暂时搁置一边。在高宗刚继位的日子里,他没有和武则天沉迷在一起。武则天强烈地感到了自己进入安业寺后的危机。在安业寺的一年时间里,是她前途莫测的危险时期。如果不能走出去,她将成为一朵无名的野花,在寺院的某个角落枯萎而死。她必须从这儿走出去,重新走进新皇帝的生活中。
刚到寺中,武则天强烈地思念与高宗在一起时的日子。时间长了,她更加感叹寺院生活的孤苦寂寞,感怀光阴虚度,青春不再。世间荣华富贵的诱惑,丧失地位的悲哀,权欲之火的烤炙,这些感受比情欲的压抑和爱情生活的中止更折磨人,更令她悲痛绝望。
武则天决不会屈从于这种泪染石榴裙的孤寂生活,她最向往也最能施展才能的地方就是宫廷。她手中最有力的一张牌就是她跟新皇帝的男女相悦的关系。她要用好这张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与李治取得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不能委托任何中间人,只能依靠她自己。联系的地点,只能在安业寺。武则天知道,这个时机就是太宗的忌日。
高宗平时不可能到安业寺来,但忌日则肯定会来,所以她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事件发生时的情景是:武则天对着高宗流下了眼泪,高宗也感动得哭了。她用自己的眼泪,引出了皇帝的眼泪,武才人的眼泪,是一种经过反复算计后高度理智化的眼泪。安业寺事件便是一项精心设计的政治行动。这一对哭,使俩人之间的感情再次拉近,安排她离开安业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而让武则天离开安业寺的时间远比高宗的想象来得快,在这一件事上,他的皇后王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高宗与武则天在安业寺互诉衷肠的事情发生之后,很快就被另外一个权威人物注意到了。这个权威人物便是王皇后。王皇后出自关陇贵族家庭,是太宗为高宗安排的政治婚姻。太宗临死时,曾拉着李治和王氏的手对顾命大臣褚遂良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高宗即位后,王皇后的地位受到了仅次于皇后的萧淑妃的逼压。萧淑妃生得美貌多姿,而又机敏多智,能言善辩,日渐得宠,王皇后则受到了皇帝的冷落。萧妃给皇帝生有一子,就是许王李素节,还有义阳和宣城二公主。王皇后的长子燕王忠是太子,但是是后宫刘氏所生,她自己没有亲生的儿子。萧淑妃貌美又阴狠,善于施展阴谋诡计,王皇后的地位摇摇欲坠。宫廷内王、萧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还和外廷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高宗的舅父、顾命大臣中最强势的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外廷大臣与宫廷内的王皇后关系密切,他们都属于关陇集团,王皇后的地位势必会影响外廷关陇集团的利益。
王皇后不甘心在与萧妃相争中落下风,于是想引入武氏,以毒攻毒。女人的本性若受到了刺激,她是不管体面不体面的:丑闻、乱伦,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她作出决定,秘密地让武则天蓄起了头发,准备将她迎入宫来,以破坏萧淑妃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样一个措施,自后人看来,是开门揖盗,引虎自卫。但王皇后及其亲密的顾问们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在她们看来,这个被迎回宫的只是一个处境不幸的人,她对她们只能有感激之情,而不可能是一个忘恩负义者。武则天抓住了这样一个能改变命运的小而又小的机会,终于向权力中心迈出了一大步。武则天在谋取权利的过程中有一个计划表,先走哪步后走哪步,在计划表中都有所勾勒;哪个人是可以存留的,哪个人是必须除掉的,她也有定数。有的人可能会成为她攫取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那他就必须被清理。哪些人可以利用,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时机,她都把它们谋划得天衣无缝。
武则天从第一次入宫到二次入宫,比起后来谋权的步伐来也许只能算是一小步,但开始的一步是最难迈的,足足花了她十几年的时间。她在谋划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立下志向,不为困难所动。同时,又隐忍情感,头脑冷静,见到机会就大胆出击。
武则天终于又一次进入内宫,成为了高宗的如意娘。
妩媚惑主
在骆宾王的讨武檄文中有一句是“狐媚偏能惑主”,是说武则天以妖媚之气迷惑了高宗。其实,他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武则天抓住高宗的心,不单是靠外貌,更主要的是培养起了高宗对她在心灵上的依赖。
武则天被私运入宫,得力于王皇后的极力帮助,入宫后隐藏在皇后宫里,头发长了起来。二人共同谋划,对付萧淑妃。这对其他女人来说,也许是不耻而为的事,但是武则天所企图者大,她毫不犹豫,立刻就行动起来。
“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很快就得到了高宗的喜欢。她讨好皇帝,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手段,《武则天传》中说:“武后城府深,柔屈以成就大事。”何谓柔屈?柔屈不是政治上的屈辱,而是女性在生活上的屈辱,在争风吃醋一类问题上被迫退让,让高宗感到她是个温柔体贴的人。她甚至充当中介,把自己的姐姐韩国夫人和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介绍给高宗。
永徽四年时,武则天已29岁,韩国夫人32岁,韩国夫人的绝色女儿,后来被封为魏国夫人,此时可能是十五六岁。韩国夫人母女是武则天亲自带入宫的。王、萧的弱点之一是彼此争风吃醋,使高宗心烦,她们没有使皇帝感到“能奉己”,而武则天则成功地培养了他这种感觉。在永徽夺宫过程中,武则天最后如愿以偿地被立为皇后,而韩国夫人母女之功决不在外朝支持武则天的大臣李勣和许敬宗之下!
大概在李忠被立为太子半年之后,武则天生下了李弘。进宫后十年间,武则天总共为高宗生了四男二女,占高宗12个子女中的一半。而自从武则天进宫后,其他嫔妃就再也没有生育,武则天后宫专宠的情形由此可见。武则天得宠后,并没有立即大展手脚获取权力。她深知自己处境并不巩固,急需站稳脚跟。就在这时,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王皇后的挂名儿子李忠被立为太子。在上书请求立李忠为太子的人中,除王皇后的舅父中书令柳奭外,还有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他们是三省长官外加顾命元老。其后,几乎所有的当朝宰相(李勣除外)都站在长孙无忌一边,担任了李忠的东宫官,以维护王皇后和太子李忠的地位。这是唐太宗为高宗安排的顾命班子的一次集体亮相。
这件事情让武则天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她清楚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与皇后抗衡,所以她并无任何不满的表示。她采取了讨好王皇后,讨好皇帝的做法。史书说:“武则天不惜言辞卑下降低身份去侍候皇后,王皇后很高兴,多次在皇帝面前替她说好话,她才得以进为昭仪。”可见,武则天不是仅靠其色相,还因她善于隐忍,图谋长远。
高宗是武则天手中的王牌,武则天自会用好它。而要抓住高宗的心,让他对自己言听计从,则必须用自己的优势。
皇上迷恋她,喜欢听她说话,喜欢她充满活力的身体。皇上对她在感情上有一种依赖,这不仅仅是房事方面的,否则决不会因她而冷落萧淑妃和王皇后,她们的美貌,甚至胜过她。也不是因为她“狐媚”,因为她并没有刻意迎合皇上,故作娇痴。对这个比她小4岁的皇帝,她撒不起娇来。她对皇上,既像对爱人,又像对弟弟一样关心抚慰,不厌其烦地听他讲朝政上的事,还鼓励他要果断、有主见,对大臣们没有必要那么恭顺,高宗有了说心里话的地方。也许正如有的史学家分析的那样,太子李治和先帝才人之间的感情基础,是柔弱的李治有着严重的恋母情结,是武则天能够给他长姊式的关怀。武则天对他不是一般女人的矫情和小鸟依人般地依靠,他从她那里得到的是一种带有母爱意味的柔情、鼓励和安慰,让他有一种少有的自信和力量。这一点,才是高宗深爱武则天而疏远恭顺贤德的王皇后和恃宠撒娇的萧淑妃的原因。高宗越来越觉得武昭仪不但是个好妃子,还是他的好帮手,对朝政的种种分析很有道理。高宗越来越离不开她了,对武则天言听计从,宠眷不衰。
抓住了皇帝的心,只成功了一半,她要与皇后斗,就不得不与皇后背后的一大群大臣们斗。要与他们斗,武则天的视野就不应只在后宫,而且要在朝中。对手很强大,但越是貌似强大的敌人,其外在的敌人也越多,其内部的矛盾也越尖锐。武则天渐渐发现了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切入点。那就是在朝中居统治地位的关陇贵族,他们处处以辅政大臣自居,想自由摆布年轻的皇帝,高宗对他们已经有了不满情绪。而且,他们还维护既得权势,排除异己,无论是其他老派贵族还是新兴的庶族官僚对他们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被整合起来。武则天就是要利用敌人的敌人,让他们充当关陇贵族的掘墓人。
唐太宗死后,长孙无忌在朝廷中一手遮天。长孙无忌是唐初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早在唐太宗临终之前,朝廷之中关陇贵族集团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已经出现。唐太宗临终时,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入卧内,托以后事。新即位的高宗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执尚书、门下二省事,决策、行政、监督、军事的大权归于他一人之手,总揽朝政的色彩十分明显。一般地主出身的李勣虽然也在宰相班子中,表面看来,基本上保持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但是,长孙无忌极力排斥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扩大关陇贵族的权势。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相互配合,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六月到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九月,先后把宇文节、柳奭、韩瑗、来济等关陇贵族官僚提拔为宰相,并迫使李勣辞去了尚书左仆射的职务,让他做一个挂名的宰相。
随着张行成、高季辅先后去世,一般地主在朝廷中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经过一系列的清洗,朝中几乎没有可以和他抗衡的政敌了。武德、贞观间的元勋大都已经故去,子弟中功名稍高者也被清除。只有李勣一人,还在独撑一片天,静观时变。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朝廷发生了房遗爱秘密谋反事件。房州刺史、驸马都尉房遗爱(贞观宰相房玄龄之子)与妻高阳公主(太宗之女)密议,同宁州刺史、驸马都尉薛万彻(高祖女丹阳公主之夫)及岚州刺史、骑马都尉柴令武(太宗女巴陵公主之夫)共谋,欲立秦州刺史、高宗叔父荆王李元景为帝。计谋败露后,高宗令长孙无忌查询此案。长孙无忌借此借刀杀人。陷入冤狱者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吴王李恪(太宗第三子,母亲为炀帝女儿杨氏)。在贞观十七年废前太子承乾之后,李恪一度被太宗考虑为太子的候选人,遭到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长孙无忌拥立高宗即位后,对名望很高但与自己结下怨隙的李恪放心不下,借此案把他牵连进去。
这种心思被牵涉谋反的房遗爱觉察到,为了将功补过免于一死,房遗爱故意将李恪卷入此案中,长孙无忌也就将李恪处死了。李恪在临死时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陷害忠良,如果宗社有灵,不久将被族灭!同被陷害的还有江夏王李道宗,他是太宗庶弟,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睦,在这次事件中被有意牵连进去,流放象州后,病死贬所。
武则天从这一事件中看出,长孙无忌貌似忠诚厚道,实为残忍徇私。这更坚定了她力劝高宗任用亲信、树立人主威仪的信念。因此,她常对朝政大事进行剖析,让高宗从中看出一些真相,给他出一些主意,从此,武则天也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美貌和妩媚为武则天带来了皇帝的宠爱,而机智和聪明则把皇帝的心长期地留在了她的身边。她不仅是高宗的爱妃,而且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血腥宫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武昭仪生下了一个女儿。王皇后闻讯,常来探视。一天,王皇后把孩子抱在怀里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回床上。使女回禀王皇后来的时候,武则天故意离开了。王皇后一走,武则天就进来把孩子掐死,用被子盖上。她知道高宗下朝以后一定会来看孩子。高宗果然来了。武则天兴高采烈地谈说着孩子是多么可爱。当使女把孩子抱了出来,武则天过去接。她一看大惊,孩子不睁眼,不动,不呼吸。孩子死了。武则天惶恐万分,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她号啕大哭,就问:“早晨还好好的,怎么回事?”那个被武则天训练有素的使女说:“我们还以为她在静静地躺着睡呢!”武则天并没有哭得神智昏迷,擦干了眼泪问:“我不在屋的时候,有什么人进来了吗?”“刚才只有皇后来过,也只有皇后逗弄了婴儿。”于是,在武则天的诱导和大群婢仆的佐证之下,皇帝认定:王皇后是扼杀婴儿的凶手。这就是大唐历史上有名的“扼婴事件”。
谋权侧重于谋划、策略,有“阴谋”,也有“阳谋”,二者不可偏废。武则天作为女人,自然有阴柔的一面,搞起阴谋来驾轻就熟。但她还有刚狠威武的一面,又有全局眼光和超强的驾驭能力,在对付李唐宗室的过程中,她施展阳谋炉火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