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皇帝活不长了，选择一个年岁轻、性情柔顺的皇子继承大统，对武则天独揽大权至关重要。为了独揽大权，武则天先是视李弘为眼中钉，在李弘死后，又把矛头对准了二儿子李贤。
对待自己的权力竞争对手，武则天从不手软。在当皇后前，她消灭了王皇后与萧淑妃，泰然自若。她自己并不真恨王、萧二人，但为情势所迫。既然做了，也无须难过。后来，当她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为权力的绊脚石时，她也是这样，没有手软。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皇帝和皇后同时改为天皇和天后，武则天这年50岁，已坐稳二圣临朝的格局，内无情敌，外无强争，儿子李弘是太子。但她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不允许任何人对之有丝毫毁损。
太子李弘早习政治，有自主性，而且能体恤民情。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到四年的冬天，于前年夏季大旱之后，接着冬季大饥，西北各省最苦，人民不断死于饥馑。太子李弘看见兵卒的粮食里有榆皮和草籽，他立刻吩咐先把自己仓廪里的米分发给兵卒。他又奏请皇上把同州沙苑的闲地给贫民耕种。这些都足以与武则天好权的性格形成对立，被疑为收买关中人心。后来他到洛阳时，发现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与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一向幽禁在后宫，无人照顾，早已被人遗忘。她们年纪已经将近四十，没人为主婚嫁。他去向母后武氏说，请母后把两个姐姐嫁出去。从此，母子关系紧张了。
这些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皇帝表示了皇位要传与子孙的态度，即逊位于李弘。李弘死后，曾被谥为孝敬皇帝，高宗曾为此下敕，敕云：“皇太子弘，仁孝著于四海……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从这点看，李弘已成了天后的主要障碍，母子俩的关系已处于势不两立的地步。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太子李弘暴死，死因不明，当时就有人怀疑是武则天毒死了他。这一年，武则天另一个儿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由被立至被废，时仅5年。李贤的废宫，是传位斗争的第二回合。
李贤的身世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团。根据当时《实录》写的《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李贤是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高宗和武则天前往祭谒唐太宗的昭陵路上。这应属早产，离预产期至少还有半月二十天，否则高宗不会让武则天以临盆之身去祭谒路途并不算近的昭陵的。现在的问题是，武则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早产的这个小孩，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后来宫中有人私议，李贤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而且李贤本人也对自己的身世有疑问。
李贤在武则天的四个儿子中天分最高。当他还在孩童时代，高宗就曾对司空李勣夸奖过他，说他小小年纪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以及大量的古诗赋，不仅过目不忘，而且对经典的深奥含义也有所领悟。难怪高宗见他“容止端雅”而大加赞赏了。李贤为人也爽快活泼，既喜爱苍鹰骏马，也喜爱琴棋书画。他比起太子李弘来，为人更实际，也很有个性。而他的聪明有主见，也就导致了他的不幸。
鉴于太子的早死，李贤更愿离母后远些，当时高宗全家人都住在东都洛阳，他住在长安。在调露元年（公元679年），高宗皇帝的病又犯了一次，李贤曾奉旨共摄朝政。平时如能避免，他决不去见父母。母子的关系变得非常勉强。
李贤被立为太子后有一项重大的行动就是，他招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为范晔的《后汉书》作注。《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站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立场上，对武后临朝现象进行过猛烈批判的经典史家。反对武后临朝是《后汉书》的基本观点之一。李贤对这一部倾向性极强的书做了大量的注释，他这样做绝非一般的史学爱好，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它是李贤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武则天发起的一场进攻。李贤是在利用《后汉书》的倾向性表明了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也就是他反对即将要出现的武则天临朝称制。
署名为李贤注的《后汉书注》流传至今，我们可以从中窥知其政治态度。《后汉书》中有大量武后临朝、外戚干政的事例，李贤等人都做了详细的注释，甚至不乏举一反三。这些注释完全是事实的罗列，是一种有意的强调。
《后汉书》中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对于这一条，李贤注道：“四帝：安、质、桓、灵也；六后：章帝窦太后、和帝邓太后、安帝阎太后、顺帝梁太后、桓帝窦太后、灵帝何太后。”李贤还特别对《后汉书》中许多涉及吕后的事作了大量的注释。
《后汉书·崔驷传》所载崔驷与窦宪书“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家而已。”句下，李贤注曰：“谓高帝吕后产、禄谋反诛。”《后汉书·丁鸿传》载丁鸿封事，其中有句云：“诸吕擅权，统嗣几移。”李贤注曰：“诸吕，谓吕产、吕禄也。产领南军，禄领北军，谋危刘氏。故曰：‘统嗣几移’。”《后汉书·何敞传》载何敞封事，其中有句云：“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李贤注曰：“吕后欲封吕产、吕禄为王，王陵谏不许，陈平、周勃顺旨而封之。吕后崩，平、勃合谋，卒诛产、禄也。”
联想武则天做皇后尤其是参政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李贤等人褒贬现实的用意所在。说吕后将戚夫人做成“人彘”，使人想起武则天对王、萧二氏的“骨醉”之刑。说到“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则更与李贤当时的处境有关。
武则天对李贤的这种作法很不满意。李贤刚做太子就拉起了写作班子，无疑是要树立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尤其是这些人在借历史而影射现实政治，对武则天参与政事隐含批评，这更使她无法忍受。
武则天针锋相对地对官僚展开宣传教育。她唱出一支悦耳又峭厉的高音。这便是她为《臣轨》所作的序言。《臣轨》在名义上是皇后写的，但实际的撰著者是皇后的私人写作班子“北门学士”。这个班子中的人物有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周恩茂、胡楚宾等人。他们的著作有《烈女传》、《臣轨》、《乐书》、《百僚新诫》等。《臣轨序》现存《全唐文》内。在文中，她力图在读者中树立“孝”的观念。她发现了“孝”与“忠”处于不两立的地位。她强调人们尽孝。她的读者，就是各级文武官员。她以慈母般的口吻向臣下们暗示：积累栋梁而成大厦，凭借舟楫而过大河，君臣之间要唱和相依，同功共体！暗含的意思是，你们要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就是孝！自然前途似锦！从这个角度来说，忠与孝并不矛盾。如果不跟着我走，后果又是如何呢？武则天并没有说出来，这是她留下来请读者去思考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根据她文章的思路，作出答案。这答案就是：大祸临头，家族前途，一片黑暗！
李贤已经成为武则天谋权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必须搬倒。这就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所能解决的了。武则天借一个偶发事件废掉了李贤。
高宗仪凤年间，有一个在政治上相当活跃而又极得武则天信任的术士，名叫明崇俨。他提出了一套说法：据相术，李贤、李显、李旦兄弟三人，李贤的相最坏。这位术士又说，相王李旦的相最好。这个说法无疑是为武则天立幼君造舆论的，也就是为武则天临朝称制创造条件。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四月，居住在京师的明崇俨，在一次夜间出行的时候，突然被人杀害，这是震动一时的大案，许多人被捕下狱。但武则天认定，谋杀是在李贤安排下进行的。皇后要惩办李贤，就从明崇俨一案入手。李贤的亲信户奴赵道生被逮捕了。赵道生供称：李贤指使他刺杀了明崇俨。这样，李贤就被引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