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闯
自从我们蹲了黑牢之后，我们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我们手拉着手，在黑夜里往前走着，毫无恐惧感。相反，我们很兴奋，很陶醉，坚信天主一直都在庇护着我们。
看守们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在潮湿的田野上开始艰难地前行。
野狗的吠声清晰可辨。它们奔跑着，直冲我们而来，饥饿让它们变得极具攻击性，比德国牧羊犬不知要凶恶多少倍。它们大概有十来条之多，肯定有一条领头的狗在带领着。它们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它们的喘息声。我们赶紧蜷缩着，围在一起，以便自卫。
那条领头的狗龇牙咧嘴，低声地哼叫着，摆好了攻击的架势。我们屏住气息，似石雕一般，等待着一种不可能的奇迹出现。那条领头的狗不知何故发出一声呻吟，掉头便跑。其他的狗也跟随其后跑走了。
但是，还没等我们缓过劲儿来，事情又来了。群狗的吠声引起了看守们的警觉，他们立刻把探照灯往有狗叫的地方照过来。我们就更像石雕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祈祷着能融入黑暗之中，不被发现。但我们心里却深信，这一次肯定是会被发现的，所以我们全身哆嗦着，在等待枪声大作。岗哨和瞭望台之间喊问了几声之后，探照灯便熄灭了。
我们又一动不动地待了似乎有几小时一样长的两三分钟，然后，我们没再往前走，而是折向右边，继续前行。我们在想方设法脱离看守们的步枪射程。
我们走到了一片蚕豆地里，离军营不远了。我们需要稍事休息，于是我们便背朝下仰躺着，以便第一次好好看看对面的军营。皓月当空，月空照亮着栅栏上方、岗亭和高墙。余下的部分融于微微泛白的光影之中。景象让人望而生畏。
这么说来，那就是我们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幻想、我们的健康的地方。在这座死亡营——没有其他任何的词语可以形容我们的这座监狱了——黑，我们是一群被世纪抛弃了的贱民，在等待着迟迟没有到来的终结。我们被关在这座死亡营中，我们在努力地要忘掉我们是谁，但是，就是在那儿，在那座死亡营里，苦难的现实一下子让我们记起了我们是谁。这使得我们心潮起伏，心情难以平静。
一想到这可怕的过去，我禁不住要啜泣，而当我想到不得不撇下自己的亲人时，我的泪水更是止不住地流。我真的为她们担忧。我的心揪着，我浑身在颤抖。我听见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低声地抽泣，他们也同我一样在为不得不留下的亲人焦虑。
我们就这样在那儿待了片刻，然后我们便平静下来。我们身在一片蚕豆地里，迫不及待地弄下些生蚕豆吞食着。蚕豆很鲜嫩，甜丝丝的，可口极了，有一股自由的味道。我们仍旧弓着身子在往前走，然后，觉得离军营比较远了，这才把身子挺直，继续悄无声息地走着。地上挺湿，我们从头到脚全都湿透了。
在这一片漆黑之中，我们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参照物，很快便发现我们是在原地转来转去。那份焦急的感觉如同在海上迷航和在沙漠中迷路一样。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向我们指出公路在何方，而我们又全都毫无方向感。妈妈倒是教过我如何根据星辰辨识方向，但是我是极差的学生，到现在也搞不清哪是大熊星座，哪是仙后星座，哪是牧羊星座。
我们继续在乱闯。
突然听到一声咳嗽声，惊得我们血液都要凝住了。是从一个高处传来的。我们抬头一看，竟是一个岗亭：我们又走回到死亡营来了。
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跑。我们沮丧绝望透了。又累又饿，实在是跑不动了，便停了下来，点燃一支我们一直珍藏着等到关键时刻抽的香烟。我们一声不吭地抽着，心揪着，老是在想着妈妈她们。
我们尚未脱离危险的境地。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于是，我便要求阿代拉蒂夫来领着我们走。我对他说道：
“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也许犯下了什么罪孽，但是你，你却是那么的纯洁……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肯定会怜悯你的。你将把我们引向自由之路。”
我们一声不响地跟在阿代拉蒂夫身后走着。我们浑身酸疼，衣服湿透，但是我们必须向前走。
“姐，”阿代拉蒂夫对我说道，“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硬呀？”
阿代拉蒂夫还从未在柏油马路上走过，所以他不知道何为柏油路。我们立刻躺在柏油路上打起滚来。我们把阿代拉蒂夫拥抱起来。我们仿佛是航天员，刚刚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回到一片田地里，脱去了伪装服，换上了“平民百姓”的服装。我套上了一条妈妈五六十年代穿的长裙和一件秋天穿的开司米印花衫。其他人则穿上长裤和简单而过时了的套头衫，但这却让他们看上去像个“普通人”。我们把换下来的衣物扔在了地里。
我们又上路了。我打头，加快了脚步，并督促他们紧紧跟上。他们走在后面，拖拖沓沓，实在是累坏了。拉乌夫见我迈着有力的步伐，还尽打趣我，学着我们女管家的德国腔，喊着“一、二、一”。
我们终于走到一幢大楼前，那是一个奶业合作社。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第一套方案。玛丽亚和阿代拉蒂夫先藏起来。我被拉乌夫搀扶着，用摩洛哥话呼喊着真主和先知。
一个手持木棍的看门人出来了。他身穿长袍，戴着风帽。我没跟他搭话，便歪倒在他的怀里。他不得不扶住我。
他怀疑地看着拉乌夫，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妻子上个星期小产了，”拉乌夫回答他说，“到现在还没恢复。”
那人更加起疑，说道：
“我没听见一点响动。我倒要问一问你，都深更半夜了，你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我没容他再多想多问，立即跌倒在地，装着肚子疼得受不了。拉乌夫左请右求那人给杯水喝，并向他解释说，我们是打比利时来的，我们离开摩洛哥都15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回国来。
“我们的车坏在了路上。”拉乌夫又补充了一句。
那人像所有生活在一个恐怖制度下的摩洛哥人一样，为了学会生存，不得不多存几个心眼儿。他不相信拉乌夫，总想把他问住。但是，他总算答应给我倒杯水喝。
在交谈中，我们成功地让他以为我们是内政部长德里斯·巴斯里的家人。这么一来，这人便被我们给镇住，他的态度有所缓和了。接着，轮到我们设法让他开口说话：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他建议我们等候经过奶业合作社的公交卡车，它将去比尔—杰迪德，那是离此最近的一座城市。我们终于搞到我们所要搞到的情报。
我们心里非常害怕。已经是清晨4点钟了，我们在野地里瞎转了11个小时了，而且，我们为等那辆卡车，刚刚还白白地浪费了45分钟。
但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了。
我们有点沮丧地又上路了。在这夜色苍茫之中，我们这一行人显得怪模怪样的，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像木偶似的走着，目光呆滞，步子僵硬。但是，我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的走路姿势，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走了几公里之后，我们看见一辆招手即停的乡间公交卡车。农民们扛着大袋子，带着鸡鸭或羊，拥在前面的一个车站上。
我们挤在了他们中间，很不自在，相信我们倍受瞩目，真的有点芒刺在背的感觉。在这之前，我们走在黑夜茫茫之中，夜幕把我们笼罩了起来，但是，东方拂晓，晨曦微露，我们被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拉乌夫对司机说，我们没带现金，付给他金链子上的金片。其他的乘客则以母鸡或鸡蛋折合车票钱，当然少不了要讨价还价的。司机心生疑窦，拒绝接受，现金、食物可以，其他的一概不收。迫于无奈，我们只得下车，继续步行。
突遇一辆卡车驶来，我连忙竖起拇指，欲搭顺风车。司机是个模样善良的人，也没问我们什么，就让我们4个人全都上了车。他只是提醒我们说，在进入比尔一杰迪德时，我们可能会遇上宪兵盘查。我们请他在靠近那儿时，把我们放下，我们从小路绕过去。
幸好，他的情报并不准确，我们并没碰上宪兵盘查，顺利地到达了比尔—杰迪德。
比尔—杰迪德是一座很小的乡镇，极其贫穷。大路两旁只有几座破屋陋舍、小酒馆、肉铺，其他什么也没有。此刻是上午6点30分。在开着门的咖啡馆里，收音机开得很响，吵得要命。侍者们在忙碌着，顾客们在要奶或薄荷茶。生活在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只是我们一直被剥夺了这种日常的平静生活。
我突然发现街上的情况有些异样。我想了几分钟之后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早已听不得喧闹声了。喊叫声、说话声、汽车的喇叭声、东方歌曲声、汽车轮胎在石子路上的摩擦声……声声入耳，不堪忍受。拉乌夫他们几个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阳光刺眼，弄得我们脑袋很疼。
我们被城镇里的喧闹声吵得难以自持，我们眼睛不停地看着自己的周围，而周围的人也在看着我们。不过，我们的惨相与这氛围还是挺协调的。特别是拉乌夫，嘴里的牙齿掉了不少，与因牙病或打架而掉落了牙齿的农民的样子别无二致。
在镇子尽头有一个长途车站，挤了一大堆的人。拉乌夫跑过去打听了一下情况，然后回来告诉我们说车子是开往卡萨布兰卡的。随后，他便返回去与司机商量。他俩足足商讨了有20多分钟。我心里很不踏实，不相信拉乌夫能与司机说成。所以，当我看见他在向我们拼命招手时，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并没立即向他走过去。又一个奇迹出现了司机同意接受我们的金子。
有两个男人坐在头里，坐在司机的旁边。我们兄弟姐妹4人全都坐在后面。汽车轰然一声发动起来。我们不声不响地坐在车里，陷入回忆之中。我老是心酸悲痛地在想念妈妈和妹妹们。
我把目光移向阿代拉蒂夫。很久以来我还是头一次感觉到我的小弟弟竟然处于这样一副悲惨状态之下。他两岁半时便被投入苦牢。现在都18岁多了，才生平第一次出了牢门。他像刚从坟墓中出来的一个幽灵似的，两眼呆滞，嘴巴张开，看着公路上的车来车往。
他被眼前这从未见过的景象弄傻了。他一生中只上过两三次汽车，而且是被装在黑漆漆的车厢里，摇来晃去、上下颠簸地从一座监狱押往另一座监狱。
我妹妹玛丽亚体重还不到30公斤，又大又黑的眼睛在她那瘦削的脸庞上占据了很大的位置。拉乌夫同她一样，也瘦骨嶙峋，不过他因浮肿倒是显得很胖。他面色苍白，发着低烧，牙齿脱落。
15年过去了，这是受尽磨难的15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恐怖的烙印。但是，我看见他们仨全都是一个表情：嘴角浮现着一丝微笑，一丝可爱的微笑，我知道我又见到了孩提时的弟弟妹妹了。
我感到自己对他们的状态负有责任。我诅咒监狱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对我们大家所造成的伤害。
卡萨布兰卡
我们从居民住宅区进入了卡萨布兰卡。我将永远也忘不了刚一到达时所引起的心灵的撞击。我早已忘记了城市中的一切。人们步子急促，相互挤碰着，人行道上全都是人，过马路也不注意车来车往。一切都让我感到头晕眼花：汽车的刹车声，街头小贩的叫卖声，马车的飞驰声，两个女人的争吵声，警察的警笛声……我鼻腔里充满着汽油味、从附近餐馆酒馆里飘逸出来的饭菜香味……
15年里，我这还是头一次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人，耳朵里听到这么多的声音，我的感官被如此这般地调动了起来。我觉得摩洛哥的人口增加了3倍。一切都变新了，变大了，变现代化了。女人更多了，穿着西化了，打扮时髦了，涂脂抹粉了。
这么多的人，一个个全都低着头这么走着，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这使我想起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来。他们勾起了我一丝奇异的怜悯的感情。不管怎么说，他们比我更可怜更可悲。
我十分茫然地在寻思：
“怎么，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自由？他们可是跟我一样是个囚徒呀……”
在我此前的生活中，我从未注意过的成百上千的细微之处映入了我的眼帘如同兔子笼似的楼房，无神的目光，贫穷，疲惫，无谓的躁动……
我的弟弟妹妹们想必脑子里没像我这么去想，至少没有像我这么绝对地去看待这些问题。阿代拉蒂夫嘴巴大张，有点看傻了；拉乌夫和玛丽亚沉默着，一声不吭。长途车跑得很快。每一次突然停车，我的心总要怦怦地跳个不停。我们吃了这么多的苦，可别突然发生车祸，一命呜呼啊……
司机开始发牢骚，想找碴儿了，他在怀疑我们，声称要报警。
“我无权载你们到市中心……”司机故意说道。
拉乌夫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用钱来为他消气，许诺再多给他一点金子。总之，我们为这一点点路程多付了他50倍的价钱。
拉乌夫把加米拉的地址告诉了司机：加米亚是拉乌夫童年时的最爱，家住安法住宅区。当行驶在那条街时，我便四下里张望着，但一点也认不出来了。我感觉自己仿佛是落到另一个星球上似的。我们如同斯威夫特的小说中矮人国的小矮人走进了巨人国里一样。
安法很像小型的贝弗利山庄。一幢幢豪华别墅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有的别墅简直就像是宫殿一般。所有的别墅都有自己的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球场、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坪、鲜花盛开着的坡地。车库里，停放着数十辆豪华轿车。成群的司机、园丁、管家、侍女在侍候着主人。
不过，15年过后，我觉得这里的房子更加豪华，花园更加温馨醉人，财富让人一目了然，毫不加遮掩。这想必是真实的，真实得简直无法与我们刚刚逃离的苦狱去进行比较，真的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异。
车子把我们撂下后，没有等等我们就开走了。加米拉已经搬家了。我们感觉像是被人给抛弃了似的，但是我不想去怨天尤人，心存悲凉。我让弟弟妹妹们待到一边去，我一个人走近一幢别墅。一个身着白色围裙的园丁正在拿喷水管浇洒草坪。
我神情傲然地向他问了一声好，然后要他去通报他的女主人，说是约好的客人来了。他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番，便举起他手中的喷水管威胁我，让我快点滚开。
“你快给我滚，不然我就报警了。”他凶巴巴地对我说道，“照你那副德性，我还从没见过有你这号人在这儿走来走去的。”
我没再敢多说一句，连忙跑回弟弟妹妹们身边。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感到委屈极了。要是我仍旧是当年的那个玛丽卡的话，那个园丁甚至都不敢跟我打招呼。可是，今天，他却像撵个乞丐似的把我赶走……
我们继续往前走，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办才好。我随便地选定了一座铁铸大门做得很漂亮的别墅，上前去按了一下门上的对讲机。回答我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请求她给我点水喝。按照摩洛哥人的习俗，谁也不许拒绝乞丐的这种要求的。
只见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位侍女，身系一条粉红色围裙，头戴一顶女帽，秀发梳得很整齐，真的是楚楚动人，可爱至极。我先细细地观察了她一番，很嫉妒她的窈窕、优美的仪表、仪容，然后才开口跟她说话。大概是我的疯子般的目光吓坏了她，只见她见到我后，忙向后退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