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想念着我的父亲。我因未能帮他逃过劫难而抱有一种负罪感。每当我在脑海中又见到他时，我便会立刻想到他被枪决的时刻。那是个可怕的瞬间，他当时明白了别人要像打狗似的把他干掉。这时候，我是既感到羞辱、痛苦，又感到愤怒。
我以我对国王的抗拒向父亲表示了敬意。国王想要抹掉的这个人的姓名将是勇敢的象征。我们的英勇之举被人报告给了国王。我们的高傲态度意味着我们在蔑视君主，我们不愿意承认国王想给予我们的惩罚是合理合法的。
这是一种破釜沉舟的选择。我们是不可能屈服的。我在努力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我的命运不取决于国王，也不取决于任何人，这就是我的命，我不可能会有其他的命运安排。
我常常在想，哈桑二世为什么不立刻把我们杀了，何必这样用钝刀子杀人呀？我们只要一消失，一切都简单了。经过对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的思考，并且经常就此问题与妈妈和拉乌夫讨论之后，我完全从逻辑推论得出了结论：在把我们关进监狱之初，他还没有办法把我们一下子干掉。那两次接连发生的政变，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他，信徒们的中心人物，真主在世间的代表，遭到了非议。他在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在他的身旁，没有了像我父亲那样一位强有力的人来为他重新控制权力，维持秩序。他众叛亲离，为权力出现了真空而痛苦。
“绿色进军”使国王哈桑二世在国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使摩洛哥在国际上也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在这件事上，他这一手玩得十分漂亮：媒体被他控制着，正面消息铺天盖地，反响极佳。自这“绿色进军”之后，我们的处境就大变样了。人们把我们给忘掉了。这样的话，他又何必一下子把我们干掉呢？何不慢慢地折腾我们，让我们活受罪？
我还觉得（当然，这也许是我对他的一种过于感情化的感觉），他被夹在他今后对我们所怀有的仇恨和曾经把我们聚在一起的那份爱之间。他越是痛苦，就越是想要干掉我们。我们是一些孩子，父亲的后代，还有一个女人——我的母亲，是唯一与之对抗、不屈服于他的人。
必须逼迫这个倔犟的女人缄默不语。
最后，我们被按照宫中惩罚忤逆者的办法，打入冷宫。为了粉碎一个反对派，他们会让你消失，把你的姓氏抹去，谁敢再提这个姓氏，谁敢违抗这个不成文的法律，必将遭到悲惨的下场。但是，他们又不立刻将这个反对派杀掉，只是看着他慢慢地死去。
我们虽说是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成了“活死人”。我们逐渐离开了活人的世界，进入到死人的王国。我们被剥夺了所有能让我们接近往日生活的一切，每天都在靠近坟墓。这种与世隔绝的日子真的是难熬。我们年纪还小，心中充满着激情、冲动、反叛。但是，必须把这一切压制下去。为了不遭到更可怕的下场，必须学会心如死灰般地活着。这种痛苦很揪心，让人难以忍受。夜晚，我可以与死神对话，可以危险地去接近死神，最终与死神融化在一起。这种感觉非常地极端，我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感觉。
夜晚对幻想有好处，幻想在帮助我们逃避现实，猜测未来。我在想象国王身在伊弗拉纳宫，发动了一场民族团结运动：稍后不久，1983年时，我们从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
我们幻想过王宫里为姆莱·阿伯达拉亲王的结婚大喜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姆莱·阿伯达拉亲王几个星期之后，1984年时去世了。我脑海中还浮现出国王正在西撒哈拉，置身于许许多多穿着白色衣服的黑人中间。一大群嫔妃在簇拥着他。我们在关注着他的这次出巡，希望这会对我们有利。我这么幻想之后过了没多久，国王还真的去了那里，但这次的出巡只是国王的一次政治胜利，却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在我们意志坚决地挖地道之前不久，阿利玛也梦见了我父亲。我们全都待在一间露天的陶土屋里，只有阿利玛一人能与我父亲交流。他交给她一根绳子，让她转交给我们：它将帮助我们越狱。
我们对所有这一切并不感到惊讶。我们随时都在幻想着：日有所思，夜必有所梦，预言、象征便入了梦中。我在5岁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一个噩梦，可怕极了。我梦见自己每天晚上穿着破衣烂衫回到雅思米娜别墅的花园里。我在楼梯上跪着，当我打开一扇门时，我突然待在了黑暗之中。我伸出手去四处摸电灯开关，但就是摸不着，眼前一片漆黑。那房子已成废墟。
久而久之，这种夜晚的宁静便转变成了噩梦。对独处的喜好没有了，从此，我对独处开始感到害怕。我被四五个小时连续地讲故事弄得筋疲力尽。我患上了风湿。由于缺少活动，我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我经常在黑暗中疼醒过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因为稍稍一动，便疼得我要叫出声来。我企图缓解一下疼痛，但总也办不到。
爱与性
每到生日那一天，都像是有刀子在往我心头扎似的。到了33岁时，我仍在听天由命。我将不会遇到真正的爱情，我将不会建立家庭，将不会有任何一个男人把我拥入怀中，不会在我耳边说些甜甜蜜蜜或热情如火的悄悄话，我将不会体验到心的颤动，不会成为一个女人。
我命中注定将成为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就像一只水果在逐渐地变干变皱。夜间，我梦见自己在颠鸾倒凤，云雨交欢。醒来时，还感到下身似开了苞似的疼得厉害。
我很快便学会了压抑住自己，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这种事情。我有那么多的事要考虑，要犯愁，不能再为这样的小事增添烦恼。我试图控制住自己的生理需要，把人的欲念、饥饿、寒冷、干渴全都抛到脑后，不再有任何的冲动。
我要让自己陷入麻木状态。
在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强调那种真正的爱情，而不去描述什么肉欲，免得刺激我的听众们。
对于这种对性的剥夺，拉乌夫要比我们大家都更加觉得苦不堪言。他与妹妹们不同，在入狱之前，他就有过一些短暂的性经验。为了发泄，他就跟我们讲述他的那几次嫖妓的情况。他之所以嫖妓，也就是为了像其他有产阶级人家的青年小伙子那样，想成为男人。他讲述起来眉飞色舞，还带着动作表情，逗得我们笑弯了腰。
实话实说，那些辅助部队的士兵倒从没有乘人之危，打我们的主意。不过，其中有一个却想要强暴我。我们的收音机被收走了，我特想另弄一个。但是看守们很难对付，任何对我们的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小东西，比如电池或圆珠笔，都无法买通他们给我弄点来。
我瞅准了那个有我们牢房钥匙的卡帕西柯班长。我试着说服他，说是他若能与我外祖父联系上，我就让外祖父给他一些钱。但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可是，在我们看来，没说“不”，意思就是“行”，因此我们在耐心地等待着新收音机的到来。
一天下午，不该开牢房门的时候，牢房门却打开来了：卡帕西柯走了进来。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士兵，他让那个士兵待在门后边。我命令妹妹们就待在床上，别起来：我要单独与他谈判。他把我推到墙根，我感觉得出他已经很兴奋了。
他把我顶在墙上，开始摸我的乳房，亲我的嘴。他把我的衬衣掀了起来。我听见他像一头发情的牲口似的在喘着粗气，他身上臭烘烘的，他的呼气让我闻着恶心，他的身子紧紧地抵着我，我无法反抗。
我惊呆了。但我不能喊叫，也不能做任何形式的反抗，否则会吓着妹妹们，特别是不能惊动拉乌夫。若是被他知道了，他非想法宰了他不可，但他自己绝对是要吃大亏的。
他这么抵住我，但终不能成其美事。几分钟之后，我终于不动声色地把他推开了。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我浑身在颤抖，但我强忍着，不让他看出来。
“你是想问我要个收音机吗？”他问我。
“是的。”
“那你为什么反抗呀？你很快就要干瘪了，你的身子不再有任何用处了。就算你有个未婚夫，他现在也不在你身边呀。所有的人都把你抛弃了。”
他的这番话像是给了我一拳，但是我并没有冲他发火。
“你说得对，”我最后说道，“你将会得到你想要的，但不是马上得到。我需要先看见东西。等你把收音机拿来，你想要的我会给你的。”
为了得到这个收音机，我准备付出一切。在我看来，我的这种忍让比被强暴还要糟糕。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卡帕西柯害怕了。
我们相互之间没少谈论性：我们需要自我释放。慢慢地，父母孩子间的那种谈论“性”趣的羞耻心便没有了。我们口没遮拦地讲述着闪现在自己脑海里的性幻想。在苦牢里我们都变成了野人猛兽，什么都干得出来。不存在什么母亲、孩子、兄弟姐妹的问题了。只不过是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阻止着我们去干非礼之事而已。我们的疯狂不仅是针对性方面的问题，我们甚至都想到要杀人放火。
“为了吃饱肚子，”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能够极其野蛮地把人开肠破肚。”
我们像吸毒过量的人，终生都烙下了毒瘾的症状。
最后的那段时间，我们简直都成了困兽。我们几乎都失去了思想、感情。我们疲惫不堪，心情烦躁，肝火很旺，脾气暴躁，好吵、好斗，残酷无情。我们谁也不想再戴着假面具了。我们什么都不再相信了。
我的家人
我妈妈是个楷模，她是我们大家的楷模。在那20年中，她始终腰板挺直，从不发出一声埋怨。但是，说实在的，她忍受的痛苦比我们的都大。她被强迫与自己的孩子们分开，她受不了，她在偷偷地为我们落泪，因为她知道我们在挨饿，知道我们要什么没什么，知道这个苦牢把我们的青春年少给淹没了。
她仍怀着应有的尊严在鼓励我们。她就像是日本神风敢死队的飞行员，义无反顾地准备去赴死：她也一心想着越狱，她知道这么做会有很大的风险，她知道越狱可能让我们全都丢了性命，但是，她的决心已定，毫不动摇。
在我们不能谋面却仍在沟通的那些可怕的岁月中，我了解她的声音的大小差异。我在墙壁背后，可以辨别出她声音的细微变化，不用她多说什么，就能知道她当时说话时的心境。她对我也了若指掌。她是我生命的观察者，只是她无力改变我的命运。
我们母女俩的感情感人至深：我俩甚至是互哀互怜。自我出生之后，我俩就心心相连。她一想到我不可能有孩子时，就非常痛苦。她认为，这是一直以来都笼罩着我的诅咒的一部分。
我和妈妈时刻都在听着有什么响动，我们在寻找一切微小的机会以便彼此瞅上一眼，或者是在地沟的水面上，或者是在两间牢房的门同时打开的那一瞬间，只是这样的机会十分少。每天早晨，一听见妈妈的牢房有响动，我就知道她已经醒了。她开始收拾屋子；照料阿代拉蒂夫；母子二人一起吃早饭。然后，她和他开始走动：她在牢房里踱步；而他则在他们的内院里玩耍，从上午9点一直待到晚上7点，当然，天若下雨，他也只好待在牢房里了。
我们欠阿代拉蒂夫太多太多。他小小年纪，什么都没见过，只知道监牢了哥七们中间他算是最适应牢狱生活的了。我们觉得这是极不正常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灾难却成了他的日常的平淡事。因此，他有着一种往往比我们的方式更加尖锐的思考方式。他一边在玩，一边在利用自己了解的知识“创造发明”一些我们所缺少的东西。我们称他为“小天才发明家”。
譬如，他发现可以把废旧电池收集起来，放在太阳地里晒，或者把它们浸泡在开水里。这对我们太宝贵了，哪怕经过如此这般处理的废旧电池使用的时间很短，那也是好的。
自我们被押到比尔—杰迪德时起，阿代拉蒂夫心里就只想到越狱。他经常刮擦墙皮，把墙上的石灰弄下来，分析来分析去。经过几次试验，他竟然能够把“蒂德”牌肥皂粉与面粉搅和起来造出石灰来。他还用柴灰、硬橡皮和泥土制成了水泥。这对我们后来的越狱大有帮助。
不过，在我同我妈妈的关系中，也有着一种矛盾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地取母亲而代之，成了拉乌夫和妹妹们的母亲了。
我至今仍在脑海中留存着玛丽亚和苏卡伊娜当时的样子：她俩依偎在我的怀里，待在我的床上，问我生命的意义以及其他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她们向我讲述她们不敢跟妈妈说的事，这首先是因为这么大的女孩都不愿跟妈妈吐露心事，再者，她们与妈妈之间确实有一堵厚厚的墙阻隔着。
我在照料她们，在教导她们，在尽量地为她们打气。我是她们的大姐、母亲、父亲、知心女友、导师和支持者。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我为了他们大家而发挥了我的一种超越普通兄弟姐妹之情的深一层的感情。我爱他们胜过一切，而且我像我妈妈一样，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而痛苦，而不是在为我自己痛苦。
我还记得我在牢房里开设的舞蹈课，因为玛丽亚梦想成为巴黎歌剧院舞蹈班的学员的美梦被打碎了；我为苏卡伊娜制订了节食食谱我把米丽阿姆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为阿代拉蒂夫画画、制作玩具。我至今仍记得，多亏有了“电话装置”，我与拉乌夫所进行的长谈。
我不仅有义务去爱他们，而且有义务尽我之所能去保护他们，以便他们有朝一日真的能走出牢笼，不至于太与时代脱节，成为一个废物。
我们一心想着能出去。我们没完没了地讨论我们今后将做些什么。米丽阿姆想要结婚生子；苏卡伊娜、玛丽亚和我，我们三人想在巴黎地区的一座城堡里生活，住在一起。玛丽亚要学习打字，将来好当我的秘书；苏卡伊娜学习烹饪，将来好招待客人；我将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导演。妹妹们都将生活在我的羽翼下面。
有时候，我们又想在加拿大买下一处庄园，我们与各自的另一半全都住在庄园里。拉乌夫和我想在蒙特利尔学习医学。我们在蒙特利尔大学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拿到毕业文凭后，我们便去喀麦隆行医。
我们就这样想入非非，想到了世界上的各行各业。如果说我们能在这样的一种幻境中坚持这么久，那是因为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彼此都深深地相爱着。即使是分隔在各自的牢房里，但我们仍旧心心相连，团结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我们已经形成一种力量，没有谁、没有什么能把我们的这种力量夺走。当我们之中有谁悲观绝望，精神要崩溃时，总会有人去为他开心，或者让他想起阿沙的那位盲人通灵者的话语：
“这将会是个奇迹。”
恐怖夜
尽管妈妈非常勇敢，尽管她尊严犹在，尽管她深谙宫中的阴谋诡计，但她毕竟还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她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在国王登基25周年庆典的1986年3月3日将会被特赦。
可我却对此颇有怀疑，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那天早上，10点钟光景，看守们进到我们各自的牢房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彼此之间也只是以目示意，眼睛紧盯着高居于铁皮门上和内院的铁栅栏。他们出去时，也没有吭上一声。看到他们的这种蹊跷举止，我们各人都有着自己的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