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26日～1987年4月1g日）
险恶开端
我们的行李全搬到了院子里，乱糟糟的一片。我们坚持要把我们心爱的鸽子带上，一起离开塔玛达格特，但是，它们却搞不懂，我们坐车走，它们在天上飞，如何跟着呢？
弟弟妹妹们四下里跑着去逮它们，逮着一只，便立刻装进藤条篮子里。玛丽亚、苏卡伊娜和阿代拉蒂夫笑得咯咯的。这次转移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是做游戏似的。而我们这些大人，我们感到的是害怕，一句话，忧心忡忡。
有一件事把我们给吓傻了：警方要把我们两两一组关进车窗涂上柏油的装甲车里。他们很粗暴，对我们推推搡搡，还用刺刀逼迫着我们，催促我们上车。妈妈拒绝我们被分隔开来。她又喊又叫，又哭又闹，还不住地哀求。最后，警察们终于让了点步，想必是担心把事情闹大了，无法收拾。最终妈妈同我两个弟弟一起，米丽阿姆同阿苏拉和阿利玛一起，我则同妹妹一起。
在我们乘坐的那几辆车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警察把我们推坐下，差点把我们推一个跟斗。我们把装着我们的那些宝贝鸽子的篮子放在跟前。我们没能把它们全逮着，所以有一些没能带来。我们对面坐着两个端着刺刀的辅助部队的士兵。
现在，连我的小弟小妹们也沉默着，不说话了。气氛变了。塔玛达格特监狱的新头头名叫波洛，不是个善良的人。他是几个月前调来接替其前任的，那时监督我们的辅助部队的士兵人数增加了三倍。这种新的防范措施是因为据说有一支神秘的突击队，从阿尔及利亚来，企图劫狱。起码我们是这么猜想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把我们从塔玛达格特转移出去。
不管怎么说，反正与往常一样，没有人对我们作过任何解释。我们只是希望，波洛可别跟着我们去我们新的关押地点。
旅途花了24个小时，越往前走，越让人胆寒。我们一直被监视着。即使我们下车方便时，监视的人也不离左右，他一直待在我们附近，看着我们方便完了。
时值2月，趁着车速放慢之际，我把脸贴在汽车的一条缝隙上往外望去，只见树上都挂着横幅，庆祝国王登基纪念日，这说明国王的权力比任何时候都是更加强大了。一时间，我又沉浸于回忆之中。在王宫里，这种纪念日是极其幸福的时刻，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突然间，我便回到现实中来，我疯狂地想要弄明白我们现在是身在何处。但是，里里外外全都漆黑一片，我根本弄不清楚自己到了哪里。
我疲惫不堪，长途乘车弄得我浑身麻木僵直，再加上天气又冷，我在张开大嘴做深呼吸。空气很潮湿，我听见了蛙鸣。因此，我推断我们已经驶离了沙漠，离大海很近。我判断得很正确。把我们押往的比尔一杰迪德军营离卡萨布兰卡40公里。这是我们很晚之后才知道的。
途中遇到河水泛滥，阻断了交通，汽车无法通行。我们不得不下车，换乘“陆虎”，仍然是3个人一组。我们被蒙上了眼睛，但是，我们仍然来得及瞥了一眼周围的情况。我们到了一个农业区，田地一块接一块。我们发现远处有一农庄。我们是不是要被带到那儿去呀？农庄的主屋四周有栅栏和瞭望台。
我冷得全身发抖，牙齿打战。在黑夜茫茫之中，宛如在剧中一样，我听见一个男人的说话声，十分清晰，很有教养，充满着人性，与波洛和辅助部队士兵的吼叫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人从暗处走了过来。他是伯纳尼上校，负责把我们从一个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去。他用他的昵斗篷把我裹起来，还递给我几支香烟，然后又去给我找了几包烟末。这么久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同情之举，我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然后，车子又开了500米。当车队终于停下来之后，我听见有发电机组发出的巨大的轰隆声。
国王满足我们的请求了。
我们两眼被蒙着，被带进一所房屋里。有人将门随手带上之后，我们的蒙眼布被解下来了。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殖民地式的小房子，水泥结构，外形呈L形。
我们通过一个木质门进到屋里，那木门朝向一个长长的甬道，甬道旁有一小院，院内种着5棵无花果树，像哨兵站岗似的挺立在那里。有4个门朝向这个小院，那是我们的4间牢房的门；4间牢房在右边拐角上，间间相连；第一间将是妈妈的牢房，与其他3间呈垂直状。
靠近第一间的牢房，有两棵巨大的棕榈树，树冠相接，形成一穹拱。院墙极高，而且很厚，几乎将天空给遮没。此围墙是与一座设有瞭望台的军营共有的。主屋周围有许多的办公用房，里面住着一些背着枪的士兵。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脱他们的监视。
我们随即被告知，晚上，我们不能在一起，必须分开。白天，我们可以见面，可以在一起吃饭，但是，晚上却必须各回各的牢房。妈妈同阿代拉蒂夫在一间牢房，我同妹妹们一间，阿苏拉和阿利玛一间，拉乌夫一个人一间。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哭起来了。妈妈在喊叫，在央求，声称他们无权把她与自己的孩子们分开来。
“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这个……”
“夫人，您知道，我对此举颇觉羞愧，”伯纳尼上校非常尴尬地回答我妈妈道，“这个任务将使我一生蒙羞。可是，我接到了命令，不得不遵命行事。”
从我们各自的牢房来看，今后不会给我们什么好的待遇的。不过，我们对不舒适、脏乱、用具简陋粗糙，早已习惯了。但是，现在的牢房也太肮脏不堪了。墙壁和铁皮门被粗略地漆成了土灰色，而且潮湿得从天花板上往下直滴水。由发电机组发的电，电力不足，光线暗淡、昏黄，而且夜间只发一两次电。褥子也是薄薄的一层泡沫塑料，外面罩上一个脏吧拉唧的布套。
我们住的牢房，每一间里又有几个小间和一个露天陋室，天花板处只是一些粗铁条做成的栅栏板。这将是我们唯一的新鲜空气的来源。到我妈妈的牢房须上三级台阶。主间里有一个洗漱间和一个高1．5米的杂物间，在半墙高处，须借助一只凳子才能上去。我们剩余的东西全都堆放在杂物间里。
以前有一扇窗户开着，后来被关死了，还装上了有机玻璃，看不见外面。阿代拉蒂夫人小，可以站到窗台上去，他便把那儿当成了他的观察哨。他用钩针的尖头去刮那有机玻璃，刮出点透明的地方来，把眼睛贴上去，想看看外面是什么样。
妈妈与阿代拉蒂夫的牢房同我们的一样，刚刚在门上钉上了铁皮。院子的角落里，还有一扇门是通往我与妹妹们住的那间牢房的。牢房里，除了那个上有铁栏杆的“露天角落”外，还有一间房间，里面放了4张床，只有1个有机玻璃的窗户可以透进些许的光亮来。除了4张床而外，还有1个卫生间、1个壁橱（我们把箱子堆放在里面了）、1间号称“健身房”的角落，以及1间淋浴间，我们用桶弄水来洗澡。这间“洗澡间”与妈妈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
看守们给我们送来的水是给我们洗漱和饮用的。流到地上的水，因为地面有坡度，都流到一个小地沟里去了。地沟上盖有铁算子，水多时，便把它移开，看着水在哗哗地往下流去。当我们无权再走出牢房时，我们就对着地沟里的水端详，把它当做镜子用。
妈妈为了照“镜子”便匍匐在地上，我们也仿效她，趴在地上照来照去。我们可以通过水照见自己。几年来，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而不是通过声音，在与妈妈“接触”。每每在这一时刻，我们彼此都非常地激动，难以抑制，好想互相抚摸一下，拥抱一下，可是，这却是办不到的事情。
阿苏拉和阿利玛的牢房与我们的紧挨着。她们住的是一间小牢房，在一个屋顶用双层铁栏杆罩住的小屋子里做饭。旁边就是拉乌夫的牢房，其“卫生间”就是地上挖的一个坑，朝向有无花果树的那个院子。对我弟弟拉乌夫的警戒措施更加的严厉。要想走到他所在的牢房，得通过三个门。
第一次提审是在我们到达比尔一杰迪德两个月后的4月初。与我们所担心的一样，波洛在掌管着这个新的监狱。波洛是个可恶透顶的家伙，毫无人性，毫无良心，他唯拉巴特的命令是从，不折不扣地在执行。他把我们的音响、唱片和书籍全都给没收了。幸亏我们眼疾手快，早有所备，乘他不注意时，捞下了点。
在他们忙忙乱乱地抄“家”时，我们顺手把麦克风拔了下来，藏在大腿中间。半导体收音机、几本教科书和一些电线，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夹在了大腿间。在这噩梦一般的囚禁日子里，收音机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它的话，我们可能就活不下来了。
把我们的牢房抄了个遍之后没几天，这帮恶魔又来了，还带来了十字镐，把胸墙呀、树呀、花呀等等一切有家的感觉的东西全都给刨光了。
每年，逢到国王寿诞之时，我们都要给他写一封信，求他恩典恩典，赦免我们。7月里，我在我们的信中还夹上几张我画的肖像画，画得还蛮像的，有他的、他儿子的、穆罕默德五世的。
但是，我从未收到他对此表示感谢的信。信发出后不久，波洛及其爪牙便将我们关进拉乌夫的牢房，直到夜幕降临，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牢房里来。我们听见有铁锤等发出的沉闷的声响传过来。当我们傍晚回到自己的牢房时，发现屋里给破坏得没了模样了。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东西全都给收走了：我们的小物件、那几本教科书、阿代拉蒂夫的玩具、储存的食物、几乎所有的衣服、妈妈的首饰、我的影集……
然后，他们放了一把火，把收走的东西全都扔进了火里，而且，还逼着我们在一旁观看。最可怕的是那个凶恶的波洛强行搜查苏卡伊娜，在她身上搜到了收音机的电池。苏卡伊娜受到刺激，引起高烧，卧床不起，病了10天。她还只有13岁呀！
翌日晨，这帮家伙又来了。他们把我们撵到院子里去。波洛在踱来踱去。
他对我们说，他知道孩子们非常喜欢鸽子。没错，几年来，这些小鸽子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但是，”波洛又说，“鸽子不是用来养着玩的，而是养着吃的。因此，我们将每天杀两只。”
尽管我们哭着哀求他，可是他硬是我行我素。随后的几天中，他们每天早上都拎着两只死鸽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决定不让阿代拉蒂夫看见这一幕。阿代拉蒂夫在我们到比尔—杰迪德住下之后的第二天，2月27日，已经7岁了。小小年纪的他，凡事似懂非懂，实在是不能再刺激他了。
在我们到达这儿之后不久，他就曾经企图自杀过。他带着一辆小自行车，在种有无花果树的院子旁边的那条甬道上骑车玩。我一边在与妈妈说着话，一边在用眼睛瞟着他。突然，我发现他没把稳，摔倒在地。我们立刻冲了过去。小家伙两眼呆滞，而且站不起来。不一会儿，他便昏睡过去。拉乌夫连忙托住他的腋下，扶他起来，我则想法喂他一点散沫花水。
全家人都惊恐万状。阿苏拉和阿利玛边扯头发边嚎叫3个妹妹全都僵直在一旁，浑身抽搐：我妈妈的样子像是立刻会瘫倒，脸上毫无血色。她一动不动地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无疑过度的刺激让她一下子僵住了，哭不出来。
我终于找到了一些药，是妈妈藏在一只小药盒里，随时准备让米丽阿姆犯病时服用的。她总是把这药随身带着，真不知道她到底是藏在了哪儿。我把药灌进了阿代拉蒂夫嘴里。
波洛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来到了我弟弟的床前，发现孩子睡着了，便耸了耸肩膀。他除了向拉巴特汇报而外，不可能做什么的。
“要是他死了怎么办？”妈妈抽泣着说。
波洛又耸了耸肩膀，以示回答。
阿代拉蒂夫是个皮实的孩子。他醒过来了，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他醒来后说的话让我们震惊。他说自从关进牢房时起，我们的谈话、我们的忧伤、我们的泪水、我们的抗争，他都看见了、听见了。
他在他那颗过早成熟了的儿童的小脑袋里寻思着：“我只要死了，大家都可以从这个牢房里出去了。”他不想再看到我们痛苦。
自那一日起，我们决定什么事都得瞒着他。我们不再在他的面前发议论，不再让他看出我们的悲伤，我们将为他创造一种梦幻般的生活，让他相信自己是个好孩子。
地狱
在地狱的第一层是属于过去了的事。我们渐渐地跨过地狱的一层又一层。在这之前，我们还能够维持着一种家庭生活，如同蛰居于一个茧里似的，家人之间互相守护着。
到了比尔一杰迪德之后，就不再有家的感觉了，彼此间难以表述亲情。什么都没有了。
开始时还算不错，全家人还有机会一起走出去。自早上8点起，各个牢房门便打开来，我们彼此之间尚可以串串门。我们经常聚集在我的那间牢房里。这种相互间的“自由来往”持续了几个月，但是妈妈、拉乌夫和我，心中有数，各自分开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的，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这可怕的时刻于1978年年初终于到来了。
1月30日，拉乌夫2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弟弟他被独自一人关在了牢房里。他不再有权利走出牢房，也无权再见到我们。几天之后，这种情况也落到了我们的头上，借口是我们胆敢喊冷，要求添加一些丁烷。阿利玛和阿苏拉她俩倒是获准每天到院子里去一次，捡拾一点干草，添点火，增加点热乎气。
在我们被完全隔离之初，我们还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到院子里去放放风。妈妈每天早上放风到10点钟，然后再轮到我们放风。
每当轮到我放风的时候，我便走到拉乌夫的窗下，抓住他“卫生间”的铁栏杆，我俩说着一切，其实什么也没说。
主要是他一个人在说着，他需要表述。他蹲在单人牢房，实在是痛苦不堪。
他说的话往往集中在我们的父亲身上，集中在他要为父报仇的愿望上。他被这种替父报仇的欲念缠绕着。后来，这种放风就被禁止了。
我们被没日没夜地分别关在各自的牢房中，饱受虐待，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让我想起我们往日的生活了。我们一下子不再有名字了，全都被编上了号。我们必须学会成为这小小牢房的主人，它将是我们全部生活的空间，是我们的小天地，是我们的仅只是根据季节变化而定的时空。
妈妈、拉乌夫和我是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妈妈是被憎恨的那个男人的妻子；拉乌夫则是他父亲的儿子，他当然是会替父报仇的。在他们看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个儿子去替父报仇。就我们所有的人而言，拉乌夫肉体上所忍受的痛苦最大、受到的责打最多。
看守现在是清一色的辅助部队的士兵，他们遵守命令，不许客客气气地跟我们说话，不许对我们表示一丝一毫的怜惜。他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去羞辱我们，事无巨细，凡事都要让我们人格受到侮辱。我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我担心他们会杀害我，担心他们会对我拳打脚踢，担心他们会强暴我，担心他们会不停地羞辱我……可是，我又为自己的这种胆怯感到羞愧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