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老七舜铨陪着大格格去过一趟南城，代董家而居的是一户卖炒肝的小买卖人家，大格格进院的时候，那家的一家老小正围着一个绿瓦盆翻肠子，黏兮兮一盆腥汤，臭烘烘一地脏水，让人掩鼻。对于原来的住户，翻肠子的人家是一问三不知，并说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房子空空如也，别说家具，连耗子也没有一只。大格格又问有没有琴，那家人说，耗子都没有，怎会有那东西，我们来的时候，这屋里连炕席都给揭了。这一切让大格格想不通，她不相信把戏看得比命都重的董戈会扔下心爱的玩意儿而一走了之，她也不相信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就能这么莫名其妙地分道扬镳了。大格格颓然地坐在那肮脏的台阶上迈不开步了，风扬起地上的灰尘，向她扑打过去，将她那张失望的脸埋藏在昏荡沉暗之中。一只老鸹落在院里枯叶落尽的枣树上，枣树枝颤了两下，终于托住了那份沉重，沉重的树枝衬着背后初冬阴惨惨的灰云，那里是一片虚空……
老七从台阶上拽起大格格的时候，只感到她浑身发僵，轻飘飘的身体好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董家母子就这么消失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再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过他们的一点儿消息。
事后有人分析，说这一切当跟警察有关，那个警察完全不用自己出面，他只要借一下日本人的手，想让谁消失谁就可以消失，一切都会不留任何痕迹……但谁也没有凭据，不能妄说。
大格格恍恍惚惚地嫁到宋家去了，那天临上轿，还在问董先生来没来。
七
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了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仍抱有希望，之所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至臻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诚然，现今的大格格没了琴师护驾也没了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的心灵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这些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护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便与医院的德国某女护士有染，后来女护士回国了，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的格格竟是这般风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抱琵琶另有别弹”了，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了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有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大格格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她那儿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栖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阜成门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儿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一扎，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就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中，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地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给拨些钱过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自己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功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来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当中，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3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兄弟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老大为“党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奔窜西南，不知所终；老五在北平后门桥一头栽倒，直奔了黄泉之路；三格格应该是最亲的妹妹，却也因共产党罪名在德胜门外惨遭活埋。瓜尔佳母亲所出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匆匆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出了他们的生命，思之让人惨然。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骨瘦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拎出，撂在院中的树下，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待过，这怕就是我们唯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号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撕心裂肺、惊天动地的哭。
曲终人散，时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记不得了。我说，是唱了，我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老七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问是不是唱的《锁麟囊》？老七点头又摇头。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魂魄一直在，临死还在，嵌在戏里……
八
1998年夏天，中国京剧院来西安演出，其中有《锁麟囊》剧目，主演是程派青年演员张火丁。当演员在台上唱出后半部的大段唱词时，我仿佛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想，我的大姐在临终时所唱的可能正是这一段：
“一刹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
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上演员且歌且舞，那已不是什么张火丁，分明是我的大姐。
是的，我的大姐应该如此清丽，如此辉煌！
再看操琴的琴师，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