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江西云游，母亲不到饭厅吃饭，那位张氏夫人也不到饭厅去，里头的饭桌基本就空了。母亲不去凑热闹，是不愿意和这家人搀和，早晚是要回南营房的，何苦在人家家里插一脚。一到吃饭时候，大兰就到厨房，把饭给母亲端来，一套嵌着螺钿的食盒，三层，层层都很丰富，非南营房的花椒炒白菜帮子、大眼窝头能比。
“张芸芳”每天自己到厨房打饭，她和一帮儿女们都很熟络，看哪个子女吃相不雅，一个脖儿拐，从后头就扇过去了，毫无客气可言。所以她一进厨房，如同进来只鹞子，一鹞入林，百鸟无音，谁也不敢造次，连最淘的老五也变得规规矩矩的了。“张芸芳”端了饭到西院去吃，她对饭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让厨子老王怵头，鱼肉丸子必是得用鸡汁打的，清炖的马蹄鳖得在微火上炖够一天一宿，烧白鱼，炒虾丝，毛公山炖豆腐，见天换着样来，用老王的话说，西边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为主，他这个鲁菜厨子做得总是不尽如人意。
我应该用些笔墨说说我的张氏母亲，张氏母亲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桐城学派文华大学士张英的后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她们家的老祖张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吴姓邻居盖房，占了他们家的地，家人就给在北京的张英写了一封信，状告此事，想用权势解决矛盾。张英看罢信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几句诗化解了紧张的邻里关系，吴家也做出礼让，后退三尺，这便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在京城做官，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学问精深，时人称为“父子宰相”。张氏在京城的后裔分支繁杂，到了张芸芳祖父一辈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脉不衰，张氏虽为女子，诗书经史无所不通，是闺阁中的文化精英。我父亲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其实就是古文，回来后搞些古代版本考证什么的，父亲对这个工作不上心，那热情绝没有我舅舅当警察的瘾大，张氏夫人作为文豪后代，正好做了父亲的左右手，哪个版本，哪个出处，不用查，全在她心里。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在为“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做考证，曾对我感叹，要是你二娘活着，我何至于此！
我后来想父亲和张氏母亲的婚姻，其实完全是工作关系，父亲不过是给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罢了，聘了个不付工资的秘书，他们之间很难有“爱情”可言，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竟也使文华大学士的后裔子孙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亲盼着天晴，看着窗外厚厚的积雪，看着那被雪压弯了的海棠枝条，心里越发烦躁。有个大孩子在院里拿筛子扣家雀儿，拉根绳，自己藏在鱼缸后头，探头探脑地半天逮不着一只。母亲问大兰，逮雀儿的是哪个，大兰说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晋的末生儿子，早早死了娘，没人疼也没人调教，招猫逗狗，蹿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见。母亲让大兰告诉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儿不能用白米，得用陈年黄小米，这样鸟儿才看得见。大兰也乐得跟老五去逮鸟，换了黄米，不一会儿就逮了一只。老五高兴地用手捧着，拿进来给母亲看，小家雀儿在老五手里惊恐地一声声叫唤，老五也学着家雀儿一声声叫唤，像是对话。母亲看着眼前的老五，光脚穿着毛窝，棉裤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儿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
如同看见院里的小黄猫，母亲的心又软了。小黄猫如今盘在母亲的炕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炕沿下站着的老五名为大宅门少爷，却是一副叫花子模样，如果是自家的兄弟这副装扮，母亲得心疼死。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没理会母亲的神色，讨好地说，额娘喜欢它就把它送给额娘养着吧，赶明儿天儿好了，我上花市给额娘买只蓝靛颏来，让这只给它当丫鬟。
大兰拍了老五一巴掌说，说话别带把儿啊！
老五的一声“额娘”叫得那么自然亲切，好像就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亲儿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立刻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儿子，眼神里溢出了无限爱意，对老五说，把雀儿放了吧，它还是个雏儿，没了娘照应怎么行？
老五说，没了娘它还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开始犯浑了。
母亲让大兰打来一盆热水，将老五的皴手泡了，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剪指甲，老五开始还觉着别扭，扭捏而不自然，扫了一眼母亲平静而慈祥的脸，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赖之情，撒娇地让大兰把那些剪下来的黑指甲给他用纸包好，说是明天上学送给先生留作纪念。母亲说这样龌龊的东西不能送人，老五说先生老批评他的手指甲长，其实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长，因为左手不会使剪子，这回额娘可是帮他出了回气。
老五一口一个“额娘”，让母亲的心里舒坦极了。母亲说，难道西边的那个额娘不给你剪指甲？
老五说，二娘就会让我背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不愿意学习，我就爱玩。
事实证明，我们家的老五的确也是玩了一辈子，养鸟养鹰，养狗养花，唱得一口皮黄，写得一手章草，时而衣帽齐楚，时而破衣烂衫，广播爱情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烟，是叶家的另类。母亲将老五称做“我的老儿子”，一直以亲娘的身份呵护着他，纵容着他。
父亲一走没有消息，母亲的重要心结是要在那只“兔子”回窝之前找媒人了断此事，她看过京戏《大登殿》，知道先来后到的原则，“先娶的你来你为大，后娶的我来我为偏”，按规矩，她得在过门的当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见张芸芳，认定自己妾的身份，将张芸芳唤作“姐姐”，可是那只“兔子”省略了这个仪式，紧接着是无踪影的逃窜，将一大堆麻烦扔在家里，自己去躲心烦。
母亲不过去，张芸芳自然不会过来，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经停了几天，隆冬的北京显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风刮得雪末子满地出溜，全变作了细细的冰粒儿。
京津铁路早通车了，老大却又没了影儿，让大兰打听，说是大少爷上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
母亲不能再等了，母亲决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刘春霖跟“蟾宫的兔子”同船去过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见。上天津不比上天桥，毕竟是出远门，让别人跟着又不合适，母亲让陈锡元跟她一块儿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陈锡元了。
陈锡元很乐意这趟差事，权当闲逛，正好没事，说走就走，姐弟俩买了头班车票，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三个钟头，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陈锡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听同事说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西餐馆子，叫起士林，这馆子与众不同，德国人开的，男女招待都说外国话，吃的饭也是外国饭，到了起士林就如同到了外国，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国它就是哪国。陈锡元一个小巡警，这辈子永没有上美利坚的机会，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让他长回见识，增加些吹牛资本，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找什么刘春霖，论什么嫡与庶的名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走之前就跟姐姐谈好条件，到天津一下火车，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饱了肚子再上状元楼刘家。母亲说吃西餐得好些钱，不如烂肉面实惠。陈锡元说，叶家的聘礼还没动，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母亲说，那钱将来咱们得还人家，咱们是奔着退婚来的，咱们还没阔到胡吃海塞的份儿上。
陈锡元说，聘礼还不还从天津回去再说，反正叶四爷的钱我揣着呢。
母亲说，还是用我做补活攒的钱吧，自个儿挣的，花着踏实。
去天津对母亲来说是她一生走得最远的路，一个大字不识的穷丫头，敢闯荡天津五方杂处的地界，足见下的决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时候的全部积蓄，到天津讨要说法，也是对自己名誉、命运的最后一拼了。
四
博美请我在饭店喝咖啡，现磨现煮的巴西咖啡豆，浓香四溢，跟我家里冲泡的“雀巢”是两个档次。我往杯子里使劲倒奶精，博美说最好什么也不兑，这样味道最醇，能品出蒙巴纳斯夕阳的味道。我不懂蒙巴纳斯是什么，小心请教，才知蒙巴纳斯是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那里的咖啡馆最有名，毕加索、海明威、左拉、凡·高、弗洛伊德等一些大师都曾是那里的常客，夕阳西下，咖啡馆里橙黄的阳光与飘荡的咖啡浓香融合在一起，那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凝聚，是进入至高境界的必须。
我也跟着各种代表团走过不少国家，却多是走马观花，体会不出日本洞爷湖的太阳和中国洞庭湖的有什么区别，体会不出伦敦的麻雀是否比北京的更肥硕，在托尔斯泰庄园里溜达，只是觉得那园子大，在马克·吐温故居徘徊，只是觉得房子好。只好承认自己感觉粗糙，缺少年轻人的细腻，当然更缺少艺术的感受力。
宾馆咖啡馆的环境不错，宽大的皮沙发，柔和的下午阳光，茂密的热带植物，似有似无的某名人小夜曲，不引起你注意又在时刻关注你的英俊服务生，让人产生一种慵懒虚幻的感觉，好像这里离尘寰很远很远，那些贪污腐败，那些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有毒奶粉、硫黄馒头、超标农药、物价飞涨，那些肮脏鄙俗、污浊下流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这里有的只是无限优雅高贵和一尘不染的闲适。
透过氤氲的热气看博美，似非凡间之物，素白的衫子，素白的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装点，也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想起了韩非子的名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博美美得很自信，她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便是品位了。
博美见我看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太太说过，太舅爷跟太姥姥一块儿上天津吃西餐，太舅爷一口气吃了三个德国……
我说有这事，叶家人都知道陈锡元吃德国的笑话，其实那次上天津吃西餐不是目的，找刘春霖才是主要的，但是从天津回来，我母亲忘记了主要目的，却只记得起士林的西餐了。那次上天津，对我母亲一生来说都是个大举动，其艰难程度无异于今天山里的农民砸锅卖铁到新马泰去旅游。
博美说，太姥姥的做法有点儿矫情，看起来没多大意思，其实她不去天津，她就在叶家待着，谁能把她怎么样了？还不是锦衣玉食地过日子，男人宠着，儿女们敬着，里里外外一把手，谁能代替得了她？
我说太姥姥有太姥姥的想法，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如果在媒人上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与兄弟相依为命，自立自主惯了，不想依附哪个，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不出面，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她的女儿们跟她一样，也是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爱较真，我的六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母亲和陈锡元到天津那天，天气冷得出奇，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津是个大风口，冷就冷在了那风。天上的太阳惨白惨白的，西北风呜呜地响着，街上的电线在风里摇荡，风刮得人站不住脚。陈锡元很知趣地没穿警服，一身便装，戴着皮帽子，抄着手，和母亲走在租界的街上，两人看着周围洋房，看着外国巡捕，处处新鲜。
陈锡元一心要吃西餐，母亲一心要找刘春霖，两人商量不到一块儿去，在街口不知往哪儿走。陈锡元说，这么早去敲刘家的门显得太不懂规矩。
母亲说，这么早西餐馆子未必下板儿（开门）。
最后决定离哪儿近先上哪儿。陈锡元当然先打听起士林，街上人来人往，大伙都匆匆忙忙地走道儿，他朝人“哎”了几声，没人理他。好不容易挡住一个穿呢子大衣的，想的是穿这样衣裳的人肯定吃西餐。陈锡元说，这位爷，跟您打听一下，起士林怎么走？
穿大衣的说，巴嘎牙鲁！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河北地界，陈锡元弄不清巴嘎牙鲁在哪儿，又拦住一个长袍马褂，跟人家打听起士林西餐馆，巴格雅路怎么走。对方瞪着眼看着陈锡元，一言不发，倒把陈锡元看害怕了，赶紧说，对不起您哪，我不问了还不行吗！您请，您走您的道。
母亲说，这人可能是个哑巴。
长袍马褂对母亲嚷，骂人哪你，你他妈是哑巴！
母亲一个劲儿给人道歉，心里这个窝囊，只是埋怨他兄弟，怎么净找些青皮问路。陈锡元又问一个，对方如同没见陈锡元这个人，照直朝前走去。陈锡元往地上吐了口痰说，姐，你说着了，净是青皮，果真没个红脸儿的。
姐弟两个找了个背风的墙拐角，还没站定，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敲了敲墙，指示他们走开。陈锡元说，先生，我找起士林。
巡捕朝前指。陈锡元说，姐，起士林不远，就在前边，咱们先上起士林。
两人走了半天也没见着起士林，陈锡元看见电线杆上靠着一个没精打采的人，这类人他熟，在北京当巡警没少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类人的痞气贱气，都在脸上挂着，不用张嘴你就知道他是属于混混儿一类。陈锡元问起士林怎么走，混混儿一口天津话，指着旁边的早点摊子说，给买套烧饼果子就告诉你。果子要新炸刚出锅的啊！
陈锡元摸出几个铜版，买了一套，给混混儿送过来。混混儿说，我说了油炸果子要刚出锅的，就忘了说烧饼，这烧饼都凉了。
陈锡元说，天太冷，大爷您凑合吧。这会儿您告诉我起士林在哪儿，行了吧？
混混儿说，您老搭眼瞧，就在我身后头。
陈锡元抬头一看，混混儿身后是一座非常洋气的小白楼，大玻璃门，两个穿制服的站在门口，在大风里挺得笔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饭馆。
混混儿说，您老看嘛哪？
陈锡元说，我找起士林的匾呢。
混混儿说，那不是在墙上刻着呢嘛。
白楼圆形的门楣上有几个英文字母：KIESSLING。
陈锡元哪儿认得洋字码，狗看星星一样装模作样审视了半天，对母亲说，姐，咱们到起士林了。
那京腔分明掺杂进了不少天津味儿，入乡随俗倒也快。陈锡元拉着母亲就往里头走，身后混混儿说话了，再给我碗豆浆，我告诉您一个天津的机密，您必须知道的天津机密。
陈锡元给了两个铜版，让混混儿自个儿去买豆浆。混混儿收了钱说，我跟您说，以后再问道儿，别管人叫大爷，天津没有大爷。
陈锡元问天津的大爷都哪儿去了，混混儿说，天津的大爷都在庙里头娘娘跟前儿囚着呢，是泥娃娃。真大爷得在它后头排着。您叫谁大爷，明摆着是说人家不是人。
陈锡元说，谢谢您指教，二爷。
混混儿说，这就对了。
陈锡元拉着姐姐往起士林走。起士林的玻璃窗户外头站着不少人，穿长袍的男子，裹小脚的妇女，领着丫头小子的乡下人，看拉洋片一样隔着玻璃看里头的人吃西餐。母亲对兄弟说，没吃过猪肉咱们看看猪跑就行了，别进去了。
陈锡元说，那不行，看和吃是两码事，就像我平时看巡警跟现在穿上警服干巡警一样，完全是两种感觉，更何况咱们现在有钱，有钱干吗不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