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百川和于凤芸殚精竭虑，形成了两个基本想法：一是利用船厂机电部的设备，在外面承接一些业务拿回来做，扩大业务范围，缓解资金紧张的压力；二是裁一些人，减轻开支的负担。
这就是船厂的手法，他们既然已经把这近二百号人的人力资源划到了同创电子工程公司，那么同创电子工程公司会不会对他们进行裁减，以及怎样裁减，就与船厂无关了。这叫做风险转移。根据所谓的“风险守恒定律”，有人把风险转移出去，就必须有人承担这个风险。
王百川和于凤芸承担了这个风险，但是最终的结果，将是所有那些被分流的“实业员工”来承担风险，他们承担风险的唯一办法，就是下岗，就是被裁减。
船厂五千多在职职工中，将有三分之二的人的工作档案，通过合作联营的方式，转移到别的企业去，再以劳务合作的名义，暂时保留在船厂工作的资格。但是，所有那些别的企业，将承担起这些人的长期工资开支。如果那些别的企业不愿继续承担这些人的工资开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买断这些人的工龄。
但是如果那些别的企业倒闭了呢？他们怎么还有能力去买断这些人的工龄呢？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船厂转制工作研究小组，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同创电子工程公司“不慎”“率先”与船厂签订了联营合作协议，接受了船厂机电部的将近二百号人，引起大范围的争议。
如果同创电子工程公司倒闭了怎么办？谁来买断他们这些人的工龄？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为什么船厂要抛弃这些人？这些人为什么受到与没有被分流的、留下来的“主业职工”不平等的待遇？他们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更加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船厂机电部的将近二百号职工们群情激动，游行、示威、罢工、闹事，甚至对船厂个别领导特别痛恨，以大字报的形式到处张贴他们所仇恨者的丑事臭事，希望把“船厂的罪人”搞臭、搞垮，那样他们也许就会重新回到船厂，重新做一名船厂的“正式职工”。
可是，由于船厂机电部是率先进行转制试验的试点部门，暂时没有别的部门进行转制，因此，这二百号人的呼声，在五千多人的吵杂声音中，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没有发挥到任何作用。
船厂转制工作研究小组认为，转制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转制是必须的，不转制，政企不分开，企业不自负盈亏，国家就要承担巨大的负担。国家不能再承担这种巨大的负担，企业要自负盈亏，政企要分开，是势在必然，是出于大局的考虑。
但是，为了保证转制不出现什么大乱，船厂方面还是及时作出了补偿，那就是解决那个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船厂以每人每年一千到二千不等的资金，买断这些人的剩余工龄。为此，船厂一次性支出七百多万元，基本摆平了这二百号人，初步取得转制第一步的成功。
接下来，船厂将陆续在各部门开展这种转制工作，逐步把三分之二的人分流到“实业”、转制到“外聘”，最后撒手不管，彻底清除冗余的劳动力，给船厂来一次大减肥，让臃肿的机构变得短小精悍，然后重新开始发挥营城国营船厂的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重新把业务搞上去，重新把效益搞上去，使它可以活下去，使它不必死掉。
船厂机电部被分流的将近二百号人，平均每人一次性拿到三万六千元，就再也组织不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工、闹事了。事情渐渐平息。甚至有别的部门的职工还羡慕呢，别的部门有的职工，拿着一点点微薄的月薪，早就想辞职不干另谋生路了，他们巴不得拿到几万元的一次性补偿金，好让自己闯出去做点小生意，或者补贴家用。因此，船厂的转制工作，看来是不会再出现什么大乱子了。
但是，船厂的转制工作没有再出现什么大乱子，不等于王百川和于凤芸的日子好过。裁员不是一件小事情，做的不好，走在大街上分分钟有可能被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一大耳光打得晕头转向，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分分钟有可能受到威胁恐吓。
王百川和于凤芸在冥思苦想两全之计，尽量不要裁员，尽量在做好船厂机电部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利用船厂机电部现有设备，出去寻找和承领能够承领的业务，让所有这些人手干起活来。
如果可以让所有这些人手干起活来，那么同创电子工程公司就会从困境中走出来。
但是王百川和于凤芸两个人，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一下子再找到什么业务。三百多人哪，要让三百多人都有活干，谈何容易？信息资源、人脉关系、企业规模、资金能力、价格优势，都要有过人之处。
王百川和于凤芸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等于别人没有办法。这个别人，不是哪个别人，正是他们共同的股东刘小雅。
刘小雅今天来找他们，一方面是叙旧，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探讨寻找和承领新业务的途径。
刘小雅也是初来乍到，但是刘小雅相信，他刚刚报到担任的职务——同盟大商会暨同盟基金营城办事处投资策划事务所投资调研组的调研员——能够让他找到并说服同盟大商会某个商团在营城的某个企业，这个企业可以提供一些合适的业务，承包给同创电子工程公司去做。这样，船厂机电部的人力资源和机械设备，就可以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额外的业务。这样，承揽承包船厂机电部的人力资源和机械设备，才会变得有意义，变得有所作为，而不是背上一个冤枉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