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词语。无产阶级一旦革命，掌握了夺取生产工具的权力，掌握了分配生产资料的权力，掌握了限制或解放生产力发展的权力，其主体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变成了主人翁、资本家、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即时、瞬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事件，如果把它当做终极的事业来做，那就错了。尽管这种事件无时无地不在上演发生，但只要它发生了，也就结束了，重新洗牌。成功后，研究怎样建设公容思想社会基础基金社会，才是长久的事业，而如果继续举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行事，那就是自欺欺人。
统治阶级永远都是主人翁、资本家、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那些失业者、破产者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属于被统治的阶级，属于教育、就业和福利需要受到统治阶级考虑、安排和平衡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互相转化，每时每刻都在互相转化，无时无地不在互相转化，今天你可能是大富翁明天你可能是穷光蛋，今天你可能是皇上皇明天你可以是阶下囚。竞争永远都在。
许多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出身并非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或封建主阶级。马恩出身于中产阶级，伯恩格斯坦出身于小资产阶级，雷宁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级，公王姚德宗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一次有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本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出身于失业和破产的家庭和阶层。在“马恩智囊团”和“公容第一国际”，几乎清一色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享誉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指导革命需要知识，而学习知识需要教育，出身于失业和破产的家庭和阶层的人，普遍得不到稳定而良好的受教育的环境，在同样勤奋努力之下能够获得的知识、信息和交流还是差上很大一截，因此也就无法站在高处指导革命。
在“公容国际”，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初是普遍受到无产阶级的理解和尊重的。因为他们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情无产阶级，他们帮助无产阶级觉醒，帮助无产阶级认识现状，帮助无产阶级认识自身不足，他们培训和教育无产阶级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抗争获得应有的权利然后通过勤劳和智慧去发挥自我价值并享受劳动成果。“马恩智囊团”本身最初也是由达应帝国皇家社会科学院在道国暗中资助成立的一个研究组织，它并不是只研究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它站在更高处研究整个社会的变革发展。与此同时，也暗中策划激化道国的社会矛盾、画廊国的社会矛盾，好让达应国作壁上观，最终渔翁得利——当然，这只是个副产品，没办法，拿了达应帝国皇家社会科学院的薪水，要为达应帝国办点私事。
作为史上最著名的精英文化圈，“马恩智囊团”凝聚了当时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他们的思考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的，是站在全人类的基础上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眼光来看，如果他们的思考代表不了历史的高度，代表不了全人类的高度，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精英文化圈。事实上，“马恩智囊团”之所以能够被默许存在那么长时间，是因为他们说的都是真理，他们的政治经济哲学研究，不但让无产阶级启蒙觉醒，而且让资产阶级受益匪浅。
如果没有柴蒙田亲身经历的那场意外，那么这个世界的发展也许会更和谐美好一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两个符号性的标签，在创造财富的道路上，如果不是受人挑拨的个别争执，后进者与先进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基础基金社会的机制下，它们将打破隔膜殊途同归合二为一共同奔向现代文明的共同富裕，只不过，在资本运营社会的机制下，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并且越来越大，赤贫到无产与富裕到流油对比实在太鲜明，而引起了社会动荡。这不是哪个无产者的罪和错，也不是哪个有产者的罪和错，而是社会机制的错。在“马恩智囊团”的深刻批判之下，当时的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感到骂得有理，都感到不改革行不通了死路一条了，他们都开始努力研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科研探索、普及义务教育、保障民主自由、保证福利待遇、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拉动内需、促进外贸、扭转赤字、斡旋外交、维护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化解国内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交流沟通，不断发展国计民生，在逐步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基础上，使社会从永不均衡的资本运营社会机制改革到和谐高效的社会基础基金社会机制上去。
可惜的是，由于柴蒙田亲身经历的那场意外导致“马恩智囊团”最终彻底解体，失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领袖的正确理论指导后，世界各国政府面对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面对巨大变革进一步引发的社会各阶层空前复杂的矛盾，一时难以适应，普遍找不到方向。与此同时，“公容国际”分裂出来的各种阵营，各据一方，各自用互相矛盾的政治革命理论来指导各自的“无产阶级革命”，迅速扑向全世界。世界社会变得空前动荡，既得利益集团——藕洲罗家柴家等大家族大财团、道国画廊国达应国等等殖民帝国列强、大英帝国等等等等王室王公贵族，出于本能的反应，视之为洪水猛兽，与其疯狂对战，思维出现历史倒退，为了巩固它们的既得利益，它们从相对自由的资本运营社会体制倒退到了战时封建帝国王朝的体制，并且分化出了几种帝国主义，比如达应帝国殖民帝国主义、道国民族帝国主义、画廊国和大兰国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各种帝国主义势力与无数种“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加在一起，力量无比充盈，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万千隐患，制造出了无数冲突，酿成了无数悲剧，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隐患至今仍然存在，冲突至今不断，悲剧还在继续上演，无数人们的性命仍然如同草芥，更大的动荡仍然在未来某处埋伏着这个世界，不安和恐惧潜藏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
——公园1929年逝世的柴蒙田当然不会看到这一切，但是看到柴蒙田公元1929年留下的笔记，看着他当年对这即将过去的百年的悲观展望，天野国公容历53年春也即公元2003年春的夏文君，不知道是对自己的遭遇还是对别人的遭遇流下了悲悯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