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土脉》，是吕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列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是省作协与玉溪峨山县联合组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的成果之一。这部小说以一家三代人（老龙头、龙坝和龙田）的命运流转和价值观念变迁为主线，讲述一个山村数十年间对土地的坚守——离弃——回归的过程。包产到户时期，以老龙头为代表的旧社会出生的一代人，饱尝了旧社会没有土地，合作化时期又人浮于事的苦头，他们对土地近乎着迷，有时为了分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不惜与相邻亲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你死我活。人们相信，只要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土地便会给予你丰厚的回报。十余年过后，市场经济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人们对土地的依恋之情渐渐淡漠了，以龙坝为代表的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前半生继承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精神，在愈发贫瘠的土地上挥洒汗水，但当他们为父辈养老送终，将儿女抚养成人之后，感觉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愈发遥远，内心深处不安分的因素便逐渐萌动起来，于是纷纷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找生命的价值，最终多半挣扎于城市的底层。原先的价值系统崩溃了，辛辛苦苦建盖起来的房屋变得人去楼空，芳草萋萋，良田荒芜，当在城市找不到生存基点的时候，内心便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和被割裂感，矛盾、困顿如影随形。他们的下一代，即以龙田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普遍以求学的方式走出大山的牵绊，走出父辈们的阴影，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打拼出一块天地，从而逐渐与土地告别，甚至户口簿上，也消去了那个生长于斯的衣袍之地的名字。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真正成了一块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龙田们在城市的舞台打拼一番之后，又响应国家号召，选择回到故乡进行新农村建设，将青春才智贡献给这片多情的土地。小说中，三代人对土地的感情，都经历着转折，但转折的诱因各异，所做的贡献也各有不同。“土脉”隐喻的是大地之根，是生命落脚的地方。
青年批评家艾自由对《土脉》中人物的角色定位作了如下阐释：老龙头——视土地为传家宝的老一代农民；龙坝——无可奈何的“廉价农民工”；龙田——“鲤鱼跳农门”的出人头地者；刘来宝（刘远航）——背叛土地的“农民暴发户”；沈妹——以青春和身体为本钱的农村浪女；木叶——有一技之长返乡创业的新一代农民。艾自由认为，“当前，我国农民的出路问题关键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而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键是在大城市。如何为农民工的就业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每个农民工找到实现自己梦想的渠道，是当前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③在中篇小说《方向盘》里，吕翼通过塑造意欲走出大山到沿海打工，后因种种缘由选择留在家乡村委会当一名普通文书的尉涪形象，暗含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主旨，小说融入了大量生活化的场景描写，摆脱了主旋律文学惯有的概念化、标签化的困境，表现了鲜活的生活化特征。
三、官场伦理的人性向度
吕翼曾任过机关秘书，任过报社副总编辑，这些身份使他近距离地接触了大量官场上的人和事。他的小说所表现的题材，人物，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不难找到原型，其虚构有着丰厚的生活经历作基础。尤其是反映官场体制对人性的戕害，官场伦理对人格的异化的作品，他更是以笔为刀，对病态的官场人格进行无情地解剖，犀锐的笔锋一层层划开温情的社会面纱，解析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文字放射出穿透生活本质的力量。
中篇小说《割不断的枯藤》是吕翼影响较大的一篇作品，初刊于先锋文学杂志《大家》，后被《作品与争鸣》等刊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小说主人公辛苦出生贫寒，自小父母双亡，吃着苦寨的百家饭长大，后来参军入伍，退伍后做了村长、乡武装部长、乡长，因工作勤奋踏实，口碑甚佳，被领导赏识提拔为副县长。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绩和地位，整日里想的是如何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力排众议负责主持修建通向苦寨的“幸福路”。然而生活并非一片净土，在副县长辛苦的辛苦工作中，他身边与他共事的人，从驾驶员、秘书开始，并不是都如他一样廉洁自律，他们都各自打着或发财或当官的算盘。在以驾驶员为代表的市侩派的诱引下，辛苦一步步滑向了与“人民公仆”背离的泥淖无法自拔，最终东窗事发，以死告终。辛苦的身上，折射的是一名从基层起步的官员，在社会大染缸的浸染之下，逐渐失去自我而变质的例子。在当代文学谱系中，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经历，尤具典型性。意味深长的是辛苦的秘书形象，他的经历跟前任领导辛苦有些相似，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一名普通的山区教师转变为县政府秘书，他忍辱负重、低调内敛、任劳任怨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万丈雄心，以及雄心暂时不得实现后的满腹牢骚。在一个酒醉的周末，他倾吐了内心所有的怨愤。秘书后来得到了提拔，到辛苦原来工作的乡镇任职，然而他们之间不同的是，辛苦当初多半时间是在乡下，与老百姓在一起，他的办公桌大半年都是灰着的。而这张桌子现在“已抹得纤尘不染，秘书大部分时间坐在上面，批阅文件，安排工作，喝水，打电话，或者读读党报党刊。”作者在这里欲言又止，却不难激发起读者的追问：辛苦的结局尚且如此，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秘书，谁能保证他不会走一条与辛苦相似的道路呢？看来，象征落后与苦难的“苦藤”确实是很难割断的。
我认为，中篇小说《会到尽头》是吕翼描写官场人物心态最成功的作品。在现行体制中，“会”是权力集中的象征，“开会”是享受政治待遇的表现，离开了“会议”就意味着散失了荣誉和权力。小说主人公调研员老冯已退居二线，开会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一天，他接到办公室电话通知，让他参加一个会议，这对在单位已渐无人问津的老冯来说，犹如被扎了一针兴奋剂。他开始为参加这个会议而忙活，为了在会议上发表意见而激动地准备着。但在会场上，主持人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他只好主动恳求给他发表感想的机会，于是他在“一板一拍、一流二水”的发言中，因讲得兴奋、投入、忘我而休克……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场面，小说着重描写了老冯为参加茶话会而做的种种准备，描写了他在会场中等待发言时的内心焦灼，以此刻画官场体制对人物性格的异化，可谓入木三分。
四、灵魂深处的人性图景
吕翼是一个对纯善人性怀有美好憧憬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无论在人生的歧路上走得多远，他都不忘给他们以灵魂救赎的机会。他书写了大量底层的龌龊和官场的黑暗，刻画了许多成功的“反面角色”，然而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显露出对社会、对人性、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文学书写黑暗和破败，可以走向极致的深刻，但在精神的废墟之上，要重建一种更高的写作维度，凸显灵魂观照的视野，则显得尤为艰难和重要。诚如谢有顺所言：“小说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已经不够了。在这之上，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他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作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怀着对生命的大爱；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④
吕翼的文学创作虽以小说为主，但散文依然是解露他内心密码的有效通道。散文中显露出的心路历程，与他的小说在情节构思、价值观念上构成了相互映衬、相互补充的关系。他以略带苦涩的笔触回顾了自己三十余年所走过的风雨之路，那些隐于高原深处的烤烟房，洋芋，山路，牛厩改造成的小学校……几乎集中了云南山地全部的乡土元素。他倾情为故乡的人物作传，他笔下的父亲、中学同学王昌一、班主任魏老师等，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劳动者和小知识分子，他们的悲欢荣辱，传递着来自最底层民众的真实声音。在对故乡底层文人行状的记述中，让人直观感受到昭通文学最可贵的品质：坚守、坚韧、坚强。作者的亲历性叙述，倾诉了内心对逝去岁月的伤痛情怀，祭奠了自己日渐消逝的青春。正是在这样的感伤格调中，吕翼找到了小说写作的精神背景，并由此建立起他观照灵魂的写作伦理。小说《你的爹，我的儿》中，“阳庚”是被乡村基层权力压抑和迫害的对象，但底层的卑微人物独眼赵四、王矮三依然念着他的好，把他当作自己的“爹”敬奉，当作自己的“儿”怜惜。《房顶山的鸟》中，“爹”冒死搭救被无辜批斗的“冯老师”，显示了底层人性的美好。中篇小说《谁能告诉我》中，城市白领陆小燕曾一度在灯红酒绿中迷醉，在金钱财富的诱惑下越走越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来自边远之地的武警薛卫，被他的朴实、正义所打动，但他决绝了薛卫的示爱。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薛卫为救她和她的老板尉一行而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陆小燕的心被深深地震撼，最后毅然决然地以薛卫未婚妻的身份，为她的“未婚夫”送行……吕翼以悲情之笔写出了人世的苦难，写出了现实生活的荒谬与残忍，但他的内心，一直被一种信念所支撑，他坚信在这个令人绝望伤心的世界上，还有支持人们继续存活下去的理由。
吕翼的文学创作追求一种深度意识，他面对重大的现实题材和大面积溃败的社会病痛，没有采取浮光掠影的表层抚摸，没有流于蜻蜓点水式的隔靴搔痒，而是直面矛盾，痛下针砭，直陈己见。他致力于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在解剖社会的复杂性，探究人性的丰富性上，表现出了一名作家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担当精神。
注释：
①吕翼：《从<乡村上的皮匠>谈短篇小说写作》，《乌蒙山》2006年第1期。
②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③艾自由：《以吕翼长篇小说<土脉>为例分析中国农民的N种出路》，《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0年第5期。
④谢有顺：《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读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275页。
（原载《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