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详细地向王朔打听，徐帆当时是什么表情？我什么姿势躺在她的腿上？她的手放哪儿了？
王朔笑着说：手一直托着你的脑袋。你吐了人一身。没有烦你。
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我说：我要没喝醉多好呀，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了。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徐帆的电话。
她问我：好点了吗？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正式向你道歉。
她说：以后再也别那么喝了。脑子该喝坏了的。
放下电话，我想，这就应该算关系不一般了。
后来徐帆告诉我，我的脑袋把她的胳膊都枕麻了，稍微一动我就喊“晕”，她当时忽然觉得我挺可怜的。
我想，这就叫缘分吧。这事要是搁别人，别说还觉得你可怜，觉得你可恨都算轻的。
这之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见面。再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我们俩人同时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被邀前往广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大约有四五十个接到电影节邀请的人蜂拥在候机厅里，乱哄哄互相打招呼。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徐帆、陈小艺，顿时来了精神，显得特别的兴奋，跟很多熟人开玩笑，介绍徐帆是我的女朋友。一副强买强卖的无耻嘴脸，弄得徐帆哭笑不得。
登机后，冯巩和徐帆坐在一排，我和冯巩换了登机牌坐在徐帆的旁边。
徐帆对我说：谁是你女朋友呵？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呵？
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起就是了。
飞机起飞后，徐帆开始作睡觉状。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回头，发现周围的目光都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问徐帆：你睡得着吗？
她说：睡不着但特别想睡。
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她闭着眼睛说：讲吧。
那时天已经凉了，我把我的皮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推卸，身体缩在皮外套里面。
我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渔夫老爷爷，出海打鱼，钓上了一条小金鱼……
徐帆说：你把我当成3岁的孩子了吧，这故事我都听过八百遍了。
我说：这不是为哄你睡觉嘛。讲没听过的，你睡得着吗？
徐帆不再说话，仍然闭着眼睛一副听之任之，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表情。
她头枕着舷窗，云层在窗外铺成波涛，阳光分外强烈落在她的轮廓上。我把窗上的隔板扣下来，使她的脸完全处于昏暗之中。
然后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小金鱼”的故事，见徐帆没反应，又接着一口气讲了“狼外婆”“狼来了”等一系列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讲得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愿以偿，她在我的故事中沉沉地入睡。
这时，我回过头来，四下打量。发现周围的熟人都在看着我，冯巩和陈小艺都露出了比当事人还难为情的笑容。
那次“金鸡奖”我和徐帆双双落马，但我们并没有空手而归。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领到“金鸡”，却将彼此作为终身奖励颁发给对方。直到今天这座奖杯仍熠熠生辉，行情看涨。
一朵鲜花左躲右躲还是插在了牛粪上。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恋爱。很长一段时间里，采访徐帆的记者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都是：你怎么会看上冯小刚了呢？言外之意是：不应该呀。朋友闻讯也对我说：徐帆能看上你真是你上辈子积了德。意思也是，打劫了银行还没有被绳之以法。我却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她。这句话好像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放在这件事上仍很贴切。看来此话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以表示制裁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失。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
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在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杀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既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我常对她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情调。
她问我：又有资产又有情调有什么不好？
我说：你营造的这种环境非常适合赵宝刚，写出来的剧本都是风花雪月。你让我还怎么“温故一九四二”？我还想愤怒呢。
她说：你愤怒什么？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好拍你的喜剧吧。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托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如果徐老师回来了没有香，上的是一根香烟，那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得马上做出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虽然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也知道卑躬屈膝未必就能躲过一劫，但争取一个好态度还是非常明智的。这是我受党教育多年，观察历次运动所作出的正确结论。我父亲曾是右派，一生受尽凌辱，原因就是态度不好。不明白黑和白是可以颠倒的。
徐老师年龄不算大，但对传统的祭祖活动并不陌生。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起去北京西山的潭拓寺朝拜，从走进寺院的山门到最后踏进大殿，什么时候烧香？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跪？我都是跟在徐老师身后如法炮制。我想，徐老师虔诚的态度也能令佛祖动容。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井井有条。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3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祀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总之，我徐老师的优点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订了一套《青衣》的光盘。每天晚上写累了看上两三集。这出戏应该说是徐老师的当家戏，就像葛优演李冬宝一样，非她莫属。
拍完《青衣》，徐老师对我说：人都掏空了，心累了。
演员有几类，一类是形象极其靓，演戏极其傻，演什么都不走心，走心的都是演戏之外的事；另有一类是，私底下看着稀疏平常，就是一普通人，可一到戏里就不平常，不普通了，演戏的时候，心思里装满了角色，眼睛里看不见其他的事，附体了。我认为这后一类就是好演员。
徐老师是好演员。
别让她赶上好戏，兹要她走了心，酿出来的就一定是酒，绝不会给你一杯白开水。
这从她演出的戏里就能看出来：
《大撒把》、《一地鸡毛》、《不见不散》、《一声叹息》、《阮玲玉》、《蔡文姬》、《青衣》。
显见得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都是结结实实，承载着徐老师的一番苦心。
刚开始看《青衣》我还挺激动，越往后看，心里越不安。为戏里的“面瓜”愤愤不平，也为戏里的“青衣”竟然如此自恋感到恐惧。尤其是想到，徐老师戏里戏外都是青衣，而我又没有“面瓜”那么好的脾气，或者说没有“面瓜”那么有心计，不由得为日后的岁月忧心忡忡。看到后来，汗都出来了，阵阵惊悸传遍四肢。我在万念俱灰中含泪睡去，一觉醒来，望着打扫庭除的徐老师，忽然意识到我他妈是入戏了。
顷刻间，一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油然而生。
徐老师用筱燕秋的青衣腔调唤我：夫君——
我仍心有余悸，听到召唤应声而起。
啊，娘子——。
为妻的演技如何——？
那还用说吗。
怎——么——讲？
精——啊——湛！
背后说了徐老师很多好话，有溜须拍马之嫌。没办法，谁让她是我的领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