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零二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
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5月13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
我的同事老韵，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2001年5月13日晴
早7：10全体出发，8：30全部准备完毕并开始拍摄。
第一个镜头完成后，导演向制片主任布置，希望尽快印出一批样片给唐纳德萨瑟兰看。因为前一天拍摄时老萨曾为摄影使用广角镜头拍摄他与摄影师张黎发生不快，老萨坚持拍他只能用50毫米以上的镜头，而张黎告诉他，虽然用的是25毫米的镜头，但拍的是中景，不会变形，老萨因此闹了情绪。导演希望用样片证明摄影师是对的。正说着，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导演瞬间感到心脏不舒服，脸色煞白，满脸虚汗，陆主任赶紧将他扶到车里，并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给他吃了两颗，导演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要马上去医院，王益民叫来了机场急救室的医生，经在现场初步诊断，血压160、心跳150，看情况导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陆急忙开车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抢救。
大家都很关心导演的情况，我安抚关之琳和保罗两位演员，大队待命，急切等待医院消息。事发时间：早9：40。
10：20，医院方面来了电话，导演让小陆告诉我，请张黎把机场的这组戏拍完，他的病情还在观察之中，心电图、血压等，在药物的控制下已经趋向稳定，但仍不敢大意。听陪在旁边的人说，导演仍处于极度难受之中，他的联想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大腕的葬礼》要把“葬礼”两个字去掉，太不吉利。
午1：00，王益民回到拍摄现场，他告诉我王中军夫妇在医院探望，嘱咐小陆要对导演的生活作息严加管教。此时我们已经拍完7、70场，甩下71场车上的戏，大队回到第二拍摄点，紫金宾馆。
已安排关之琳和保罗回酒店待命，现在是正午，顶光不利于拍摄，导演还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23、66、68场的群众演员，服装，道具已准备完毕，全部等候在现场。
2：30，导演回到拍摄现场，脸色仍然惨白，他要求还是把今天的戏拍完，并由张黎指挥。迅速接来小关和保罗，拍摄23场。4：30完成拍摄，进入66、68场的准备，导演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坐在监视器前和张黎讨论拍摄方案。拍摄组的工作人员都很出色，这么大的场面，布置的井井有条。导演很满意，5：40，完成拍摄。
导演指示：明天的拍摄照常进行，地点，气氛，顺序不变，上午10：00准时开机。
晚6：00，大队撤出现场，道具撤景。
据医生说：冯导演的这次突发性的病症是很危险的，心脏疾病在40岁以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劳累过度，烟酒过多，都会爆发。要提醒、监督导演不许胡来。
下午王中磊夫妇也到现场慰问。
“人过鬼门，气度霄关。”
这是一位没见过面，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高人，拿着我的出生时辰，沉吟良久，说出的一句话。
走入2002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的。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记得春节过后，我携徐帆去纽约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中国电影周”，住在酒店里，夜里被噩梦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因为徐帆不会英语，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同行，我一着急单词也都忘了个干净，内心的恐惧难以言传。幸好徐帆沉着，表现出奇的冷静，和颜悦色哄孩子一样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脏恢复了平静，渐渐沉睡于她的怀中。天亮了，我拉开窗帘，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时代广场，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最明显的进步是，又开始想抽烟了。
这里我想说说，我对所谓“中国电影周”的一些个人看法。说穿了，就是由一两个美国穷人，打着热爱中国电影的旗号，从中国的制片厂免费拿到一些电影拷贝，在美国华人集中的城市转着圈的卖票放映，从中有利可图的个人行为。国内的电影制片厂也全无版权的概念，拷贝一撒手就是几个月，条件只不过是几张往返美国的机票。“电影周”放映的电影院条件环境都很差，观众大部分是华人，也有少数闲着没事跟着起哄的白人，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中国情结，看什么破片子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掌声与影片的质量无关，只能反映新老华侨的爱国热情。不明真像的导演误以为自己拍的影片多么伟大，回国后马上约记者采访，据此抱怨国内的发行公司和观众对他影片的冷落是不识货，吹嘘他的影片在美国放映引起轰动。其实也就是寄居美国的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一个派对，主流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谓的中美文化交流，说白了还是华人与华人的一次收费联谊会，跟美国大众八竿子打不着。
身体恢复的同时，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买下了南京作家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
这篇小说最早是由葛优的妈妈推荐给我的，大意是写：一男一女两个贼，遇到一个在新疆打工，带着积攒的6万块钱，只身返回故乡的憨厚农民，女贼被农民的朴实和善良感染，不想让他走出“天下无贼”的梦话，于是千方百计，一路保护，最终连自己带男友一起搭了进去。
我看了小说之后，非常喜欢，认为好好改编，能拍成一部，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头式的商业片。但因为当时有其它片约在身，拖了下来，后来小说的改编权被一家公司买走，不了了之。
《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天下无贼》。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
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
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
4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
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世界杯上中国队球踢得特臭，韩国队踢得特棒，于是中国球迷把对自己的失望变成了对韩国的嫉妒，天天在报纸上给韩国泼脏水，我也是每场都压韩国输，结果场场都是韩国赢。再说，一部电影不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能把一个任务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张艺谋也说了，这是一部商业片，目的只有一个，好看，卖钱。我看这个目标他是实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生怕出来的效果给改革开放的新社会抹黑。由此我发现，劝贼向善容易，劝审查宽松，难。
当然公平地说，这几年电影局对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视，也一路开绿灯放行，对我的作品审得紧点，也是因为我的电影受众甚广，有时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映后，就有人写信告电影局的状，弄得领导还得替我作检讨，比“窦娥还冤。”
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剧本涉及三千万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之中在西出潼关的流亡途中冻饿而死的三百万冤魂，同时它的视野又非常的宽广，上至操纵世界格局变化的风云人物；下至饿得奄奄一息，倒在路边等着被野狗吃掉的一个又一个灾民。既有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国难家仇、山河破碎的复杂心情；又有西方传教土在利用饥荒传教时，由于内心的恐惧和目睹的惨况而发生的人格分裂。而当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拌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纸的灾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蒋介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
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
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他们常说的话：摹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摹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摹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九五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怵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流泪。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架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