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一看，官员眼中的抗粮“刁民”提出的削减赋税是不是无理要求。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乡民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与皇纲国法相抗衡，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对于那些该缴纳的皇粮国赋，包括那些不合常理，已经成为陋规惯例的火耗平余，他们并没有拒绝。他们提出抗议的，要求减免的，是那些滥加进去的不合理收费。他们没有奢望官府能够免税，而是要求减去另外增加的部分。清朝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抗粮风潮也是此起彼伏。
当时的河南学政张之万在他的奏疏里就陈述了这一点，他说：“奸民之纠众，皆谓减价完纳，非敢谓抗不完纳也。皆谓求减差徭，非敢谓不应差徭也。”被称为“奸民”的农民们不是不愿承担赋税，也不是不能忍耐不公平的滥派和浮收，但是请不要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并不是所有人的忍耐都可以没有底线。当他们退无可退的时候，兔子被逼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人。
联庄会的几位带头大哥刘化镇、岳三教等人本来就是以民权代言人的身份成功上位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将乡绅大户取而代之，就是因为他们是站在“民”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而联庄会首领的身份让他们在这件事上要有所担当，最起码不应该退缩。退，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已经到手的民间地位，同时背上一个勾结官员、与民争利的骂名。
正因为如此，当知县朱光宇严词拒绝了刘化镇等人要求减免浮收的请愿后，联庄会首领们的胸中怒火被彻底点燃。这些人在与知县争执无果后，骂骂咧咧就离开了衙门。可是就在他们跨出县衙大门的那一瞬间，被衙门口的看门人喊住质问。也许是为了向自己的主子邀宠卖乖，这个衙门里的小吏与刘化镇等人就在衙门口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这些乡民代表本就对官府雇佣的这帮胥吏恨得牙痒痒，这帮人无品无级，就因为披上了权力马甲才为所欲为。官家制度下的权力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这帮人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饷之类，皆须其力”。按照有的人的说法，胥吏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因此，他们手上都掌握着官府赋予的或大或小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利用这种权力，敲诈勒索，滥肆搜刮。作为公权力的帮凶，由于他们身份低贱，所以很多时候既不受封建道德的约束，也不受官家体例的束缚。
这个张姓小吏如今见这帮乡民代表还没走出衙门口，就开始骂自己的主子。也许是护主心切，就与乡民对骂起来。其实小吏还真不是多管闲事，毕竟乡民要求减免的浮收里也有自己的那一点点分成。他仗着自己是衙门里的人，与刘化镇等人争执不下。乡民代表在朱光宇那里憋了一肚子的火，正愁找不到地方发泄，于是一股脑全部宣泄到这个张姓小吏的身上。
在刘化镇、岳三教等人的带领下，他们捣毁了张姓小吏的住宅，还顺带着将一个叫田子昌的胥吏家的房子也给捣毁了。
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知县朱光宇听闻后，极为震怒。他立即会同营讯长官带兵去捉拿当事人方在颍河北校场展开对峙。刘化镇等人以为经过这么一折腾，朱光宇应该见识到他们这些地方乡民的手段，态度能够有所缓和。于是乡民代表再次要求官府能够减免税赋，不然后来很严重。刘化镇等人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在这件事上，知县朱光宇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这一次，朱光宇决定让乡民们领教领教“健吏”的手段。
刘化镇等人的怒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他们再次谩骂着，咆哮着。朱光宇命令兵勇上前捉拿肇事者，如果遇到反抗，就地正法。双方撕扯一处，联庄会里有个叫赵仁的乡民代表在冲突中被杀死。不管是失手误杀，还是被故意击毙，总之在闹哄哄的现场，有人死了。
我们可以还原下事发现场，赵仁命丧当场，当事双方都感到万分震惊，喧闹的现场立即安静了下来。
按照常理来推断，作为一县之长的朱光宇肯定会就击毙赵仁一事给出交代。要知道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不是闹着玩的，都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重罪。按照《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就连那些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就跟在后面瞎起哄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也要杖责一百，以儆效尤。
官民双方见闹出人命，不再缠斗一处，很快各自散去。按理说，乡民被杀应该是整个事件的爆点。可是事件被推向爆点后，却自行平息，双方不战而退。应该说刘化镇等联庄会会员在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杀之后，内心的愤怒是难以想象的。可是愤怒并没有让刘化镇等人昏头，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刘化镇知道，此时若要杀官复仇，自己这个带头大哥就会背上诛灭九族的重罪。当然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联庄会会首的身份，极力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作为一县之长的朱光宇，他抓人杀人，表现得极其野蛮粗暴。当闹出人命时，面对着人多势众的联庄会会众，他在权衡利害之后选择了暂时忍耐，任由对方怀恨而去。事后，为了推卸责任，朱光宇上书河南巡抚兼提督英桂，说禹州老百姓抗粮造反，闹出人命。他在上书中只强调“抗粮造反”，却只字未提地方县衙滥加浮收之事。当时，太平军在河南境内正闹得沸腾，“造反”二字是最为敏感的字眼。河南巡抚英桂在接到朱光宇的呈报后，于第一时间派出军队前往禹州平乱。
官民双方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就在镇压官兵整装待发之际，联庄会已经集结好自己的武装开始攻打州城。这是让人想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刘化镇等人在退回乡里后，会再次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卷土重来，这等于正式向官方宣战，将“造反”的罪名坐实？唯一的解释就是，联庄会内部氛围这时候已经完全被岳三教等好勇斗狠之人所掌控。
民间武装力量毕竟不是正规部队，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而禹州历来都是中原重镇，城高墙厚，不要说是联庄会，就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来了，一时半会想要攻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联庄会的乡军久攻不下时，省府派遣的平乱部队距离禹州已经不到十里的路程。围城的乡民得到情报后，不敢在此恋战，只好再次散去。朱光宇不亏是个“健吏”，他率众一路追杀至联庄会的总部，放火烧毁了联庄会设在高庙的总部所在地。虽然刘化镇带领部下逃到了密县超化镇，可仍旧遭到了地方官兵的围追堵截。
朱光宇传檄密县县令胡燕清，希望能够与之共同围剿刘化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的刘化镇只好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刘化镇的自杀来得过于突然，让所有人都大为不解。这时候的联庄会虽然处于被动局面，可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从刘化镇自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做为联庄会会首的刘化镇虽然有为民请愿的热情，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为乡民利益而造反。他虽然是个有侠义心肠的乡民首领，但却不是有天下蓝图的军事革命家。他希望能够当上带头大哥，不过是为了替乡民主持公道，或者壮大宗族的势力。在艰难的世道里求生存，刘化镇虽然只是个杂货铺或铁匠铺，难以实现人生的大富贵，但是对于一个底层民众来说，他的日子要比一般老百姓富足。
刘化镇在自己的人身没有遇到更大的伤害时，内心受到民间侠义精神的召唤，才会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民争利，替那些受到伤害的底层民众谋求公义与公理。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官府将联庄会的行动定位为“造反”时，这要人命的罪责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乡民。
在这种如火烹油的局面下，作为“带头大哥”的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进退得失，对自己所做的事做出新的判断与取舍。
当初，刘化镇出面为乡民伸张正义，并由此成为联庄会会首的时候，估计连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正在走上一条江湖不归路。当他在沸腾的民意裹胁之下，一跃升级为对抗官府的带头大哥时，他在被迫承担道义责任的同时，内心的惶恐要远远大于“带头大哥”给自己带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造反”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罪责，不光会让自己陪了前世今生，还会让自己的整个家族受到牵连。刘化镇知道，事已至此，如果仅仅依靠那些目光短浅，且遇事冲动的乡民，事态的发展将会远远超出想象。
刘化镇曾经想过聘用一个有些文化素养的人，作为自己的师爷或者军师。他也曾经邀请过同城举人王成业来担当这个角色，可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聘请举人来担当自己的师爷，他是出于两方面考虑。既可以借用文人的理性来调和联庄会组织内部的非理性因素，同时王举人的特殊身份又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规避风险。
王成业在道光年间曾经中过举人，并没有进入官场，一直在家乡做私塾先生。乡间的文化人本来就没有几个，又加上王成业中过举人，在当地很有威望。他曾经依照保甲法制订了《民约》，成为维系地方秩序的民间约法。
如果能够将王成业聘请到联庄会，那么将会在联庄会和官府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民间社会的权力序列里，举人往往具有特殊的地位。一个举人犯了罪，地方官府是没有权力将其直接问罪的。只有先上奏朝廷，取消他的举人身份，然后才能进入法律程序。
应该说刘化镇的想法没有任何问题，可毕竟是他的一厢情愿。在王成业这样的乡间文人看来，联庄会聚集的都是一些乡间的好斗分子。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王成业拒绝了刘化镇地好意，他可不想和这些没文化的人搅合在一起。
刘化镇最终在岳三教等好勇斗狠者的裹胁下，一脚踏进了被迫造反的死亡泥潭。刘化镇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和朝廷对抗。当朝廷镇压的消息传来时，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在官兵还没有杀到眼前时，他就选择了自杀了断。
刘化镇的悲剧在于，他只是个有着侠义心肠的江湖之士，而不是可以做大事的领袖人物，他没有领袖的韬略和驾驭局势的能力，却不幸被推上了领袖的位置。而他的侠义意识，又使他明知事态日益恶化，却又做不到激流而退明哲保身，在岳三教等人以民怨和义气为感召，提出莽撞的攻城报仇的计划时，他也同样无法后退。而当攻城失利，巡抚派出的镇压大军开到之后，已经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他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