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现任巡抚英桂的檄令后，禹州城率先行动起来。当然这时候不行动起来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环境可以让那些地方上的脸面人物捞到实在好处，以巩固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因为太平军的骑兵曾经一度抵达禹州城下，形成围城之势。禹州城的守城负责人没废多少周折，就在最短的时间里于各里甲建起了联庄会。
在这件事上，官府与民间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了短暂的共识。为什么说是短暂的共识，因为在官府、民间力量和太平军三方力量处于利益博弈状态时，这种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共识是存在的；可是当其中一方的利益伤害值逐步缩小，他就有可能不再去冒险，甚至撤离利益博弈的困局，那么以利益为纽带的共识也就自然消解。
这时候禹州城内的三方博弈还处于胶着状态，可偏偏节外又横生枝节。禹州城辖区内有一处叫紫金里的地方，当地有个穷人跟一个富人因为某件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闹到要告官的程度。在告官之前，双方就找到了紫金里的联庄会首领来主持公道，不出意料的是接到申述的联庄会首领早就被富人花钱买通了。收到好处的首领完全弃公平公正于不顾，在仲裁时明目张胆地偏袒富人。
联庄会首领本身就是地方大户，属于地方上的富人群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这么做也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人以群分，其实分离的界限往往就是现实利益的界限。另外作为地方大户，他们与那些穷老百姓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隔阂。事情发生之后，地方上下舆论哗然。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紫金里一个叫做刘化镇的人耳朵里。此人是个有侠义心肠，爱打抱不平的人。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出面替这个被欺负的穷人说话，当众指责联庄会首领这么做太不地道，有点欺负穷人的意思。
这个刘化镇并不是普通的乡民，他是一个开过杂货铺的小商人，也有人说他开的是铁匠铺。这种人在民间社会虽然不能与那些财势双全的地方大户相提并论，但也算是乡民中的能人，在民间社会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化镇是个为人仗义，急人所难，有意于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人。其实在底层权力结构中，这种民间能人往往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地方官府当初要求组建联庄会时，像刘化镇这种人也应该是积极分额中一员，甚至还考虑过谋取个首领位置。
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与老实巴交的乡民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的生存根基并不是完全扎根于土地，他们往往有个一技之长或者脑子比较活泛，会做点小本生意。如果说底层社会的大部分人赚取的是活命之资，那么乡间能人走的就是富裕之路。他们的生存收益介于大户与普通乡民之间，比大户底子薄一些，比普通乡民底子厚一些。可是在注重门阀资历的乡土宗法社会里，像刘化镇这样的社会能人的社会地位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始终不上不下，上不得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够，下不得是因为自己的确还有一些实力。
这种上下不得的状态又让他们心有不甘，始终在寻找利益突围的机会。
恰恰就在这时候，他遇上了这场发生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利益博弈。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刘化镇也适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才上演了这样一幕，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发并驳斥联庄会首领违背公义，不配做乡民的领头人。
联庄会首领面对刘化镇咄咄逼人的气势，也感觉到理屈，只好辞去了首领一职。
造成这种局面，至少可以表明两层意思：一是这个辞职的地方大户尚有羞耻之心，还算是个明白之人；二是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看出来，刘化镇与普通乡民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在民间权力系统中的位置要高于普通乡民。
如若不然，心黑脸皮厚的地方大户绝对不会因为他的两句指责就将首领之位拱手相让。
像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他们并不甘心长期居于乡绅大户之下。他们热衷于公众事务并不是学雷锋，主要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自己民间话语权的最大化，当然并不排除他对于联庄会首领一职的向往。
联庄会首领虽然算不上正式权力系统的官衔，但至少是民间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
与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相比，那些大户对于担任联庄会这种武装组织首领却表现得很是纠结。首先拥有乡绅的社会身份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这个身份也让他们成为沟通民间与官方的中介人。危急存亡之际，官府让他们挺身而出成立联庄会，以保家的名义保卫国家现有的权力机制。对此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只要是动刀动枪的事都会有风险，而且是随时会要人命的大风险。那些“流寇”杀来的时候，做为抵抗武装力量的带头大哥，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来自于政治与人身安全两方面，前者的风险性要大于后者。一旦己方在战斗中溃败，那么就会受到对方的惩罚。就算战争结束后找替罪羊，只清算一个人，作为落败方的领头人必然首当其冲。家破人亡也未可知。
乡绅大户支持官府在民间设立联庄会，并不代表他们就想站出来当这个带头大哥。
他们对联庄会的热心还是源于利益上的考量，对于出任联庄会首领一职，他们内心的纠结也同样源于利益。
当刘化镇在乡民前面斥责大户不公时，大户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反驳，就势辞职。
当这件事传播开来，其他里甲大户好像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路经，也跟着纷纷辞职。
由刘化镇事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很快在禹州以及周边地区的乡绅大户中掀起一股辞职风潮。有人说这是大户之间抱团博利的一种表现，也有人说这是富人之间讲究“圈子”义气。但是问题是，这种由大户“圈子”所表现出来的援助方式，不是联合，不是抱团对抗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是采取了一种决绝的方式——辞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富人“圈子”走的是抱团博利的路子，或者结有政治和利益联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是以退职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局面，而是与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死磕到底。
为了保护个人丰足的家资，这些大户们对于建立地方武装以自卫的积极性是有的。但是他们对于担任地方武装的带头大哥这件事还是很纠结的，毕竟当带头大哥的风险性在那里摆着。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押在利益博弈的台面上，自己宁愿守着既得利益苟安于世。黄金虽值钱，生命价更高。这是一项非常现实的利益考量与选择。
地方的乡绅大户以刘化镇事件作为借口，纷纷辞职。没有办法，官府只好将刘化镇这样经济实力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具有公道和侠义之心的人推向前台，更主要的是这帮人有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强烈愿望。当时有一大批像刘化镇这样的乡间能人成为各地联庄会的新带头大哥，比如岳三教、武宣文、李贤、袁西成、王自修、王化纯等等。这些人共同推举刘化镇为会首，并且将联庄会的总部设在了紫金里的高庙。
刘化镇等人就这样由乡间能人转型为乡间强人，而联庄会也由乡绅大户领导的地方团练，转型为普通民众为骨干的地方武装组织。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刘化镇事件的发生，联庄会的转型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其实这种转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非实质性的身份转换。从表面上看，乡间能人接过了联庄会的权柄就有成为乡间强人的可能。可现实却并不是这么简单，作为底层权力结构中的博弈三方，无论是普通民众、乡绅大户，还是地方官府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型带来的祸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