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1373年）前后的某一天，刚刚登上帝位不久的朱元璋接见了江南首富沈万三，在这次会面中，国家之主与财富之王有过一次非常精彩的对话。能够得到帝国新主人的召见，沈万三的内心自然有着极大的满足和得意。这时候的沈万三，还无法预见十年后自己的人生结局。在他的观念里，一个拥有财富的男人，和一个拥有权力的男人，就算不是平等的，最起码也是利益伙伴。帝国首富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拥有的财富有一天会被权力血盆大口吞噬，而自己也就此沦陷于万劫不复的泥沼。
中国有句老话“富贵险中求”，也就是说商人是一群风险偏好者，他们的富贵往往伴随着风险。在古代的商业环境中，商人们险中求来的并不是大富贵，只是赚些活命之资罢了，大的富贵只能在权力系统中寻求。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官商这个共同体。官商，一半是权力，另一半是经济势力，是权力与经济的畸形结合。买卖关系是官商结合的基础，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寻租，是权力集团的社会效益，与市场经济的平等契约精神没有多大的关系。官商的出现，使社会商业完全成为一种特权者的游戏，生产经营并没有按照商业定律在运行。古代政治制度放大了这种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行为，这样就等于打破了正常的市场规则。
在秦朝统一之前，商业虽然不是社会结构中的主流，但还是足够发达的，所谓的商业网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商业活动受到了权力集团的抑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代，这一倾向也是反反复复。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抑商政策达到了巅峰，在当时但凡能够盈利的行业基本上都被权力集团所控制。
中国封建时代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权力集团作为国家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手中掌握着对老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为了实现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选择将权力直接兑换成财富。商人地位处于“四民之末”，由于其社会地位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不稳定性，使得自己的利益无从保证。他们既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要承担买卖亏本的风险，另外还有各级官府的盘剥，地方黑势力的敲诈和掠夺。为了乱世求得生存，他们就要在权力集团中寻求庇护。因为只有权力才能超越经济力量。而这种庇护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我出钱你出权，然后谋取利益再共同分割。这样就造成了官商勾结的恶性关系，在商人们看来，要想获取更大的利益，就要奉行“是官当敬”游戏规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那些口袋鼓鼓的富商大贾就有“游诸侯”、“交将相”的光荣传统。一个商人要想立足于规则大于法制的时代，肯定要用手中财富打开权力的通道。
有了权力的保驾护航，商业在盛唐和南宋时期都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到了明正德、嘉靖以后，商人的地位有了明显改观，国家允许商人子弟进入官家的权力系统，这样就打破了长久以来不许商人子弟入仕为官的禁锢。随着商人子弟不断进入官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抬高。而这些进入权力系统的商人子弟，又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反哺商业。这样就使得官商一体化愈演愈烈，权力与财富一起水涨船高。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影响力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沈万三出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州昆山的周庄。他最初投身商海的时候，与很多商人一样，对于政治，他采取的是一种既不远离，也不亲近的态度，只是一门心思地研究“市场调节”。相邻吴江县的巨富陆老先生一句话点醒沈万三：“经商之兴衰与国家之兴衰紧密相连……那些元人，只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风烟四起之际，既为经商设置关卡重重，又平添了许多机遇，是英雄还是枭雄，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沈万三之所以能够成为帝国巨富，是因为他很好地利用了“官商互动”规则或者说是官商博弈之术。沈万三的成功之道很简单，归结起来无非是机遇、时势和个人的投资眼光。
一是粮食生产与土地兼并成为沈万三攫取的第一桶金。史料记载“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资料显示，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在财富的累计与权力的递增之路上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机遇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动荡的乱世里博取生存之资。沈万三在发展的路上，还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
二是依托时势，让沈万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战争是商人快速崛起的一条捷径，沈万三的财富王国也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元朝末年，各地农民军风起云涌。沈万三抓住机会，将苏南的粮食和丝绸非法贩运到苏北地区，提供给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然后再依靠张士诚的武装保护将其提供的私盐倒卖出去（张士诚的队伍大多具备盐民身份）。可以说沈万三发的是战争财，两头赚的都是销路有保证的暴利商品。几单生意做下来，沈万三摇身一变成为百万级（资产超过百万两银子）富翁。他以跳楼价买下大半个苏州的商业，投入数百万两银子很快就翻了几番。起因是，张士诚要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尽快变现以躲避战祸。沈万三和张士诚很熟，凭着他对张的了解，他相信张士诚来苏州不是路过来劫掠的，而是要以苏州为根据地，与他人一争天下。他认为，张士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苏州，他进城后一定不会烧杀抢掠，而是尽快恢复秩序，发展经济。根据这一判断，沈万山在同行们争先恐后将商铺和存货出手之际，用自己手头的500万两银子，加上变卖和抵押所有财产得来的资金，吃进了这些商铺和存货。结果，他赌对了。凭此一战，沈万三一跃成为千万级富商，成为天下首富。
三是借助皇家权力管道实现财富累积。在元朝政府明令禁海的不利条件下，沈万三居然可以打着皇家的龙旗，开着十几条船扬帆出海，到东南亚大肆走私。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张士诚曾经降元，元政府令他从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于是张士诚则将这件事交予沈万三具体操办。沈万三知道，政府长期禁海，出海贸易必定是一场暴利之旅。于是，沈万三在朝廷的船里，一半装上粮食，另一半装上自己的私货，皇船打着龙旗，大摇大摆，一路畅通无阻。出了长江，沈万三便兵分两路，装皇粮的北上复命，而承载私货的船则扬帆南下直接开往东南亚去发财。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货物，卖到东南亚，都是数十数百倍的暴利。沈万三船队随行人员中，有人带了一些成本只有5两银子一筐的桔子，居然漂洋过海到了南洋可以卖到几两银子一个，一筐桔子，卖到了1000两银子。从南洋回来，沈万三的财富已经滚雪球似的达到十几亿两银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首富。
沈万三的财富之路，每一次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政治机遇的准确把握。有勇气和造反者张士诚合伙做走私生意，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其关键所在。这样的生意，做早了风险性太高，随时都会有掉脑袋的可能性，而做晚了就有可能丧失机会。
沈万三敢于在张士诚打苏州前，倾其所有，买下大半个苏州商业，靠的是他的政治敏锐性。他在社会的恶风大浪中，准确判断了形势的走向。至于走私南洋大发洋财，则更是直接利用了政府资源，特别是皇船和出海通行证这样的政策资源。财富和政治资源给沈万三的人生带来了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可是最后也让他输的很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