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徐怀义，就想起那个初夏，湿漉漉的，黏糊糊的，像长舌妇卷曲的舌头。在那个初夏，我听见了长舌的蝉儿躁动不安的叫声，而徐怀义脸上的粉刺疯一样地长满了整个脸部。回想起那个初夏，我便认定，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那两个戏子的血液，让我有了与生俱来的卑贱，尽管我多么不在乎这种卑贱。但是，有时我会这样想，如果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高贵或平庸的血液，也许那个初夏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那么我找到的坐标一定是另一种样子的。不过，我从不感到这种卑贱是什么耻辱，相反，这种卑贱让我感到很骄傲。
想起那个初夏的很多时候，我常常会忘记了徐怀义这个名字，在脑海里翻腾的是另一个名词--臭虫，然后就闻见了从粪坑里传来的气味。在我的思维里，徐怀义和臭虫这两个词是割裂的，而那个夏天，这个两词是一体的。我与徐怀义住一个宿舍。我们都叫他臭虫，是因为他每次大便之前总要在宿舍里放个很响的屁，随着响声的结束，房间的空气就被他的屁同化了，我们得立即打开窗子。那个湿漉漉、黏糊糊的初夏，徐怀义的屁已臭得让人不能忍受了，而他的脸上开始长满了骚痘痘，一喝酒，那些痘痘就亮晶晶的，仿佛脸上爬满了油油的光头，那是一种可爱的象征。不知道徐怀义的臭屁和他脸上的骚痘痘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但这两者同时出现，那是千真万确的事。臭虫对自己脸上可爱的骚痘痘怀有深仇大恨，时不时就对着镜子去挤弄它们，一边喊疼一边更用力地挤，挤得每个痘痘都冒出了血。我们都知道，徐怀义在那个初夏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他是为了那个女孩而忍受那种痛苦的。女为悦己者容，其实男人也是如此，特别在这样的时代，绝然相反的性别逐步向着中性变异，雄性的女人和雌性的男人越来越多。但那个女孩的确很有女人味，她有着两条罗圈腿，一部日本录像上说，这种腿是手淫型的，特闷骚的那种，是最有女人味的。当然，我们不敢当着臭虫的面说这些，我们只是跟他开玩笑说：“臭虫，我们有一个去痘子的好法子。”臭虫立即睁大了眼睛：“真的？快告诉我。”爱情已让他变得迫不及待了。我们一本正经地说：“你一天放它三次，包你不长痘子。”我们哄堂大笑，臭虫脸红了。可是，不久我们就奇怪地发现，臭虫脸上的小痘子不知道怎么消失了，他的脸已变得光洁如玉。我跟另外两个同宿舍的同学心照不宣地建立起攻守同盟，做起了私家侦探。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臭虫的秘密，原来他在悄悄服用避孕药。这无疑是个惊人发现。要是换了别人，没准就把这个秘密彻底地烂在肚子里了，可是我不同，当着臭虫和另外两个室友的面把臭虫的秘密给抖了出来。结果是，另外两个室友首先哈哈大笑，随后臭虫号啕大哭。我这时才感觉到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弱者。我很内疚，给臭虫倒了杯水来表达我的歉意，并提议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让第五个人知道。另外两个同学也都附和了。我们四位室友击掌盟誓，只差喝鸡血了。原以为这件事就此过去，不想，没过几天全班竟都知道了这件事，那些性欲极强，又只能靠手淫解决问题的大学生们，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当然，徐怀义的那个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我知道，准是那两个小子传出去的。我想跟他们决斗，可是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就是他们干的。那么，我也只有哑巴吃黄连的份了。现在我明白，这个世界上充满着那两个室友那样的人种，诺言对于他们不过是放了一个屁，用诺言这个美丽的外表，包裹着恶臭的本质。他们是真正的臭虫！最可怕的臭虫！可是，我当时对他们无计可施。
有一天晚上，学校放映了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整个放映过程中，特别安静，一直到放映结束，这种静还持续着。那天，我有一种预感，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到了住宿区的时候，那里已是另一番景象了。几乎每一幢楼的学生都在向下扔空的啤酒瓶，满耳都是噼里啪啦的响声，里面还夹杂着国歌的歌声。看样子，晚上的电影激起了大学生的民族之恨。先前的安静只是为了这一刻的爆发。在这种情境中，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我的爱国热情也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冲进宿舍，把空啤酒瓶和水瓶一古脑儿往楼下扔。一个小时以后所有的热情都平息了，宿舍区里只剩下一片狼藉，这里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抗日战争。我们宿舍里一场关于美国人与日本人的争论由此开始了。我的观点是美国人比日本人可爱。理由是：这个国家没有强占过我们的一寸土地。要不是美国人扔下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不定要延续几年呢。我们为什么要恨美国呢？另外几个同学认为，美国人与日本人一样可恶，甚至比日本人更可恶，他们总以世界老大自居，恃强凌弱，不可一世，如果没有美国，这个世界将平静得多。我们争论了很久，双方都僵持不下。在我们的争论中，唯独臭虫没有参与，他一直躲在帐子里，也许失恋对他的打击太大，他还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之中。当时我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臭虫的姐姐嫁给了日本人。万万没想到，这一疏忽，成了我和臭虫之间开展恩怨决斗的导火线，更没想到，它会把我送进监狱。
记得我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日本人是撒出的一泡骚尿，汉奸则是一泡臭屎，与日本人联姻的中国人则是骚尿加臭屎，是最下三烂的人种。我这话刚说完，臭虫突然动如脱兔般冲出帐子，抓起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向我砸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已是血流满面，到现在我的额头上还留有一块伤疤。要知道，这种打架的场合对我是一种兴奋剂，肉搏给我带来的是通体舒畅的快感。我在流血，却感觉不到疼痛，我抓起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向臭虫砸去。臭虫一闪，杯子没有砸到他的头，只是砸到了他的身上，他叫了一声，玻璃杯“啪”地掉到地上，碎了。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秒钟。几秒钟过后，几位同学上来把我们拉开了，并送我到校医院包扎了一下伤口，臭虫也跟着过去了。从医院出来，臭虫掏钱请我们到校旁的小酒店喝啤酒。我们拿着啤酒瓶一边走一边喝，到了宿舍区，我们把啤酒瓶狠命向地上扔去，试图再引发一场爱国主义行动。然而爱国主义热情早已平息下来的大学生，都睡去了，此时的宿舍区已静得如坟墓一般。一切都是那么无聊，无聊得让人疯狂，让人疯狂得要窒息。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有同学传话过来，说是系里找我。我的超感能力总是愚钝的，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跟我与臭虫的打架有关。按理说，在整个打架的过程中，我是受伤害的一方，因为我流血了，我是弱者，人们应该同情弱者。然而我错了，在特殊的情况下，任何的事情都违反常规的。我忘了告诉你，那个初夏也在“刮台风”。我一进系办公室，就看见办公室里有四个公安，然后就感觉到头被什么电了一下，后来就失去了知觉。接下去就是提审。警察让我交代罪行，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开始诱导我，他们没有让我跪下问话，而是让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并替我摘下了手铐。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肥肥的蒜头鼻子上，毛孔清晰可见，每个毛孔都在向外渗着油，因此他的鼻子永远都是亮晶晶的。第一个审问我的就是他。一开始他就对我讲了一通大道理，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他的声音就像他的那张脸那样慈善。说完了大道理，就问我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我说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于是他问我某年某月某天的晚上干了些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他就提醒那天晚上学校放了《南京1937》那部电影，并问我是不是与一个同学打架了。我这才回忆起来，把那天的情况说了一遍。我一边说他一边记。后来他让我在他的记录材料上按了手印，就把我带到外边的一间房间里。那里面有一条没有上漆的长凳子，上面已坐了五六个人，都戴着手铐。看见我进来了，都很漠然地望着我，然后都去看正在播放的电视。电视里孙悦正在唱《祝你平安》。有两个警察也在看，其中的一个给我重新戴上了手铐。此刻我的脑袋处在真空的状态之中，拼命地想，可什么也想不起来。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一点也感觉不到饿，只是很困，睡意像潮水一样倾泻而来，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女人牵引着，女人的手充满着母性的温暖，可是我不能看清她的脸。女人牵着我走在一片汪洋之中，她的手仿佛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让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我昂着头勇敢地走着，尽管并不知道前头会是什么。后来，这个有着母性温暖的手的女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想，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我的母亲。这个梦还在持续着，可是我被人唤醒了，审讯又开始了。这回审讯我的是看电视的其中的一个警察，他的开场白与慈眉善目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表情很严厉。被提审的时候，我还处在半睡眠状态之中，他问我什么，我总说不知道。他火了，骂了我几句，还用电棍打我，我“哇”地一下吐了，吐出来的全是酸水，差点就背过气去，这下我全醒了。于是我又把那天晚上与臭虫打架的事复述了一遍，之后，又在供词上按了手印。这样的审讯后来又经历了四次，每次都是在我刚进入睡眠状态之时提审我，在没有看清这些人的脸的情况下，又开始重复那个已经经历过的程序。我在想，这些人大概都有一些虐待倾向，否则，怎么总是在我最瞌睡的时候提审我呢。
其实从他们的诱供中，我已基本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那天晚上我的玻璃杯砸到了臭虫身上的某根神经，他的性功能受到了损害，实际上是臭虫已失去了性功能。在审讯我的那些日子里，我想的只是同一问题：我砸出去的杯子怎么就让臭虫失去了性功能？难道臭虫的性功能是他妈的豆腐渣工程？我甚至想到了臭虫今后的命运，性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他那个象征着生命的东西再也抬不起头，意味着他不可能再有女人，意味着他只能像太监一样活着。我仿佛看见他坐在墙角的太阳底下，口口声声呼唤着他的命根子，那声音像个女人似的，又细又尖。我想到了臭虫，我内疚得恨不得要拿自己那个伟岸的东西和他交换，内疚得想死了。我把臭虫的未来想得很远，唯独没有想自己。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如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徐怀义比我过得快活得多，理由是他有大把大把的钱。这年头，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管他是性欲狂还是性无能，在金钱面前什么都成了不平等的。我的思绪一直很紊乱，直到宣布我被判劳教两年，才清醒过来。我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了被社会唾弃的人。当我坐在囚车里，透过铁栅栏的窗子，看见了灿烂的阳光，拥挤的人群，绚丽的广告牌，我哭了，记得我叫了“妈妈”。我听见押送我的“小察子”说：“你干嚎什么？现在知道后悔了，迟了！你们这些人渣，活着有什么用！”他的话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看见身边的几个人都剃成了鸡蛋样的光头，有一个是癞痢头，还有一个油光可鉴。我的头也一定成了鸡蛋，不知道自己的头颅成了鸡蛋会是什么样的。我终于想起有一位教师也曾这样骂过我，那是因为我在他的茶叶里放了烟丝。现在我正向牢房走过去，成了人们眼里真正意义上的人渣。我又哭了，哭声一路伴随着我，可是哭得那么悲伤，却没有流出眼泪。在无泪的哭泣中，我看到囚车变成了母亲的子宫，我睡在里面，那么安全和温暖，我愿意永远永远地睡在里面。
这是那个湿漉漉、黏糊糊的初夏发生的事情。每当我想到它，就用燃着的烟头烫自己的身体，然后用温湿的舌头舔这些伤口，我便安然入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