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所以作出如是评判，其根据主要是阎锡山在建立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他虽然以“中”的哲学为指导，强调“得中则成，失中则毁”，并依此对共产主义进行攻击，说它是“利用劳动者，发动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共产主义原期适应生产的发展，反因劳享分离而懈怠了劳动”，共产主义将劳动与享有分离，“就高处说是强人作圣人，使不知为谁劳动；就低处说是强人作牛马，使不知为谁劳动，故超乎人情”等等，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其恐慌和动乱进行了揭露，感到“忧郁”、“不安”，对今日社会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种种不平表示“愤懑”，因而他认为“马克思推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对的，共产主义必产生是错的”。似乎阎锡山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显得颇为“公允”。其实，阎锡山正是要在这种“中”的掩护下，要人们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第五种社会形态，“是将人的施为与历史的演变颠倒了，并且它‘超乎人性，背乎人情’”。而只有他的“大同主义”，由于它“超乎世界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之上，能取各种主义之所长，去各种主义之所短，包含了各种主义，代替了各种主义，消灭了各种主义，不与各种主义并立，当然亦不与各种主义对立；且可将国家的范围，化为世界的范围，将部分的矛盾利害，化为整个世界一致的利害，成为四海一家，世界一流”（《大同之路》第165页），因此，它是“划时代的主义”。今日世界，原子弹、氢弹、细菌弹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已到人类“毁灭”的前夕，非实行大同主义不能挽救人类，大同主义如此美好，人们就应当信仰它。图穷匕现，阎锡山写《大同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
至于大同世界的经济和思想文化建设，阎锡山也谈了很多，但是并没有多少新的内容，只不过是对他过去主张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公有及其宣扬的“仁”、“智”、“信”、“和”、“诚”、“明”、“理”、“欲”等东西加以扩充整理，并增添了一些理论色彩罢了。
阎锡山在要用他的大同主义改造世界的同时，对中国的未来也予以了很大的“关心”。他只所以将书名定为《三百年的中国》，是因为在他看来，“……欲变政治为文化，化制度为习俗，非三百年不易成功”。而要建设“长久继续不断的富强文明大同的新中国”，其建设与设计，“须本中的人道，创立中的学、中的教、中的政，以学教政一体的功用，完成中的人、中的习俗、中的文化，继续不断地陶冶中的人，保证新中国永远是不偏左不偏右中的人道国”（阎锡山：《三百年的中国》（上册），第3页）。建设这样一个大同的新中国，“除直接民主政体外，尚 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为按劳分配的生产制度；二为百物本位的货币制度。就任务说，一为基本任务，是巩固直接的民主政体，健全村本政治，培植仁风义俗，二为效用任务，是裕人生、正人行、敦人情，美善人与人的关系、政与民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这些看起来似乎颇为平常的言论，其实饱含了阎锡山的良苦用心。他绝非泛泛空谈，而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即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毛泽东还说过我们就是要“一边倒”。那么，阎锡山所谓的中国应是“永远不偏左不偏右中的人道国”，其所指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在经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后，在劳动与分配制度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而阎锡山则认为，无论是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还是共和的民主政体，“均是有党的民主政体，其中有一党的民主，多党的民主。一党政治其利弊与君主政体同，其善恶则较君主政体更大。多党政治较为稳定，但竞选时互相攻击，当选后行不符言，有党的民主是民主的过程，不是民主的终点，终点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政体，是无政党的民主政体”，并且，要把他所谓的“按劳分配”的生产制度与“物产证券”的货币制度，作为建设“大同的新中国”的两个先决条件，其言下之意显然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制度的。
幸好，阎锡山的《大同世界》和《三百年的中国》这两部书稿，在阎锡山去世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正式出版就送进了台湾历史馆，大陆国人几乎找不到。但由此也可见阎锡山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立场是多么地坚定，其毅力是多么地顽强了。他和国民党在大陆上与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斗争失败后，又要在思想上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继续斗争下去。企图建立起他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和“中的中国”。这既是其“力己不可逮”的无奈之举，又是其“老谋深算”的“高明”之处。他的大同主义、公道主义、民本思想、中的哲学以及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村本政治等，虽然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色彩，但实质上则是浓重的封建复古思想和中国化了的封建社会主义，远远脱离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他诉诸于文字的那些著述，极少有人问津，也无什么影响，就是自然的了。
2、因病不治，终死台北，蒋介石为之举行“国葬”，对其功德备加颂扬
阎锡山平时生活相当规律，即使在战乱期间，也要坚持每天的午休，加上他的如夫人徐兰森和五堂妹阎慧卿对他在饮食起居上的细心照料，甚至连他最爱吃的家乡饭菜想要多贪几口都不让，所以，在他40多岁后，虽然患有轻微的糖尿病，但总的来说，身体还是健康的。
自到台湾后，由于没有了徐兰森和阎慧卿的照料，卸任后心情比较郁闷，而阎锡山又频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准备讲演，应付各报刊记者的采访和约稿，精心构思，撰写各种论著，有时每日埋首书案工作长达12小时，虽医师劝其节劳，然仍不顾，因此积劳成疾。1959年2月入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发现心脏有些问题，已经开始发生脉搏间歇情形，经贾景德偕三军总医院丁农主任来医院晤谈，皆言宜继续住院疗养，遂住院月余。阎锡山出院后为尽快完成《三百年的中国》，又不顾年迈体弱，抓紧时间写作。有时午夜忽醒，略思有得，即起而录下。1959年1月杨爱源去世，7月徐永昌也去世，这俩人的相继去世，对阎锡山的打击很大。他于1960年1月25日对《三百年的中国》初稿复核完毕后，又重新研究二十五史及十三经，想写“读史感想”和“读书选录”。如此忙碌地劳心费神，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不能不使身体受到严重损害。1960年5月2日，阎锡山忽得腹泻，第二天腿部出现浮肿，经服药治疗，不久康复，一切照常。原计划参加20日第三届“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就职典礼，经属下劝阻未去。21日早晨起床后，因昨患感冒，略感不适，但阎锡山仍依约于上午邀宴田耕莘枢机主教，要贾景德作陪，岂料，田主教来时，阎锡山不能站立，舌僵，言语困难，头低垂，衣领未能扣上。田主教临床前劝慰并为之祈祷，贾景德即请三军总医院丁农主任派酆特曾医师疗治，经过服药，病情有所好转，头已不晕，也可以自行转身侧卧，遂决定继续服药。
22日半夜，阎锡山呼吸略显急促，下床稍坐又就寝，随员建议马上请医生来治，阎说：“深夜勿扰医生，俟天明后再看”。但随员仍请酆医师前来，经诊断，知已成气管炎，并可能转为肺炎，尤其阎有心脏动脉硬化情形，应即往医院，作先一步治疗。因中心诊所病房不适宜，决定住台湾大学附设医院。
23日上午8时许，贾景德来到草庐，还与阎锡山叙谈了半个多小时，10时许，台大内科主任蔡锡琴及主治医师王德宏到达。此时，阎的气喘已显急，汗珠如豆，坐卧不宁，状已甚危，病已扩展为肺炎，且已影响心脏，注射后，蔡主任以病况转变甚急，山上治疗困难，往医院途中危险甚大。阎表示希望赴医院，行至福音站附近，情形恶化，经注射并人工呼吸，均无效，时为11时32分。继至医院直接于心注射，仍无反应，中午12时10分，终因不治而死，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历程，当天为农历四月二十八日（《阎锡山年谱》（六），第2547—2548页）。
阎锡山虽然从行政院任上已经退下来10年，但他毕竟是曾叱诧风云的政界名人，何况卸任后还担任过台湾总统府资政、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等名义上很显赫的职务，所以，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当天下午4时，副总统陈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及民意代表、社会友好、部属同乡数百人前往医院致唁。阎的遗体于5时移至极乐殡仪馆。同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集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及阎之生前友好，成立了“阎伯川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李煜瀛、张群、谢冠生、黄国书、顾祝同、张其昀等200余人。推请何应钦为主任委员，贾景德和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唐纵为为副主任委员，郭澄为总干事。治丧委员会于5月27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有莫德惠、王叔铭、余汉谋、白崇禧、胡宗南、刘健群、连震东等200余人，由何应钦主持，通过呈请“国葬”等提案及治丧委员会组织暨各部门人员名单，并决定5月29日大殓。
5月29日（农历端午节），给阎锡山大殓，何应钦代表治丧委员会致祭。之后，举行公葬移灵典礼。从8时开始，先是举行家祭，阎锡山的夫人徐竹青，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惠（分别从美国、日本赶回）堂弟阎锡圻、阎锡埛、阎锡垲、弟媳续淑仙、徐树梅、张毓芳，堂侄阎志洪、阎志恒、阎志昭、阎志政、阎志军、阎志成、堂侄女阎志兰等亲属先后致祭。
陈诚于8时50分致祭，祭文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祭文”。蒋介石于上午9时20分亲临致祭，送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并慰问家属。公祭于9时50分开始，与祭者1500余人。下午2时移灵，由何应钦主祭，读告攒文，启灵，通过遍悬挽联之甬道，在大门外将灵柩扶上灵车，行列由摩托车队导前开道，依次为铭旌车、乐队车、仪仗车、匾额车、遗像车、灵柩车、孝子车、送殡车，执绋护灵宾客千余人。灵车经台北市中山北路园山士林直至阳明山菁山草庐，暂厝种能洞内。
阎锡山去世后，台湾国民党《中央时报》社发表社论，谓阎锡山是“我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人物，卓越的军事统帅，坚强的反共斗士和杰出的政治家，他一生的勋荣，在国民革命的历史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立说、立功、立言，先生实兼而有之”，“先生的勋业与精神，当可不朽”（《阎锡山年谱》（六），第2551页）。《公论报》的社论则称：“其生平，实兼有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反共抗战三个时代，本身经历即不啻一部生动的民国史。其勋名之显赫崇隆，声望之历久不衰，环顾当代名公，殊罕有其匹者”（《公论报》1960年5月26日版），《民族晚报》则发表评论说：“阎氏一生历史，是功，是过，功多，过多，犹待于未来历史家公正客观地裁判，实难以遽下定评”（台北《民族晚报》1960年5月29日版）。何应钦根据治丧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呈请“国葬”的提案，向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递交了《呈请国葬与明令褒扬》的呈文，文中说阎锡山“对反共认识至清，理论至精，有方案，有对策，有行动，有经验，尤为人所称服”（《阎伯川先生纪念集》（台湾），第149页）。蒋介石同意了何应钦的呈文，给阎予“国葬”规格，并于7月29日颁发了“总统褒奖令”，称：“总统府资政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才猷卓越，器识宏通，早年追随国父，著籍同盟，辛亥之役，倡举义旗，光复三晋。民国肇造，即任山西都督、督军及省长，振饬庶政，训齐卒伍，军容吏治，焕然一新。北伐告成，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等职。外赝疆寄，内赞枢衡，硕划敷陈，并昭懋绩。抗战军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政府主席。创行兵农合一之制，促进生产，增强战力，厥效弥彰。故宇既收，赤氛重煽。三十八年出任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受命于危难之际，驰驱蜀粤，载徙台员，遗大投艰，勋勤备著。中兴在望，匡辅方资，遽丧老成，实深轸悼！应予明令褒奖，用示政府笃念勋耆至意”（《阎锡山年谱》（六），第2584——2585页）。
自治丧委员会决定阎锡山之葬地在阳明山菁山草庐地区后，便组织营墓小组，由贾景德主持督导，经历次勘测，选定七星山之阳为墓地。此处正是阎锡山生前散步视察后预计建亭的地方。“此地为斜坡梯田，坐北向南，远眺台北市，历历在目，左右远近峰峦环抱，周围上下茂林修竹，园山为岸，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河左右萦回，新店溪复迤逦于前，山明水秀，气象万千，洵佳城也。墓园计地三百余坪，全地上下依地形成为四阶，最上为冢地约百坪。冢为圆形，高五尺五寸，周五十一尺，以钢筋水泥筑成，冢内中线筑有‘中’字，灵柩置其上，灵柩前置墓志铭，其后左右分列两小屏，上刻感想日记各一段，皆新竹玻璃厂以玻璃质制成，实创始也。冢之前树墓碑，碑高一丈五尺。冢外后壁上砌褒扬令。前阶分左右两级，便人上下，两阶之中间，筑一‘中’字，字大一丈一尺。第二阶前坪筑‘种能’二字，字大八尺。第三阶前坪中筑地球模型，直径六尺。左右分筑‘世界大同’四字，字大五尺”（《阎伯川先生纪念集》第147页）。此种设计，是治丧委员会的决定，还是贾景德的安排，不得而知，但它却表达了阎锡山的意愿和追求。
阎的墓地，7月底即破土动工，但因受台风影响，到10月下旬方告竣工。施工期间，正值夏炎，已81岁的贾景德不顾年迈曾几度上山察看指点，不料墓地将近完成之时，未及将阎安葬，他却于10月20日随之作古，对阎之情感，可见一斑。
对于阎锡山的安葬日期，贾景德生前与阎之家属初定为10月5日（农历中秋节），后因天气关系，又改定为12月6日。12月6日，对阎锡山进行安葬。当日上午8时30分，由徐竹青率家属举行家祭，9时30分启灵，由陈诚主祭，读告攒文。出殡行列由军乐队导前，仪仗队肃立两旁，依次是铭旌、遗像、褒扬令、匾额、执绋行列、灵柩。11时整进入墓园，举行告窆，由何应钦主祭，读告窆文，然后行军礼、奏哀乐，鸣炮、封穴。安葬时，“白云悠悠，细雨茫茫”，千余送殡者均被雨浸。
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对于阎锡山的去世深表悲哀，对阎锡山的后事也料理得相当圆满。能给予“国葬”规格安葬，并由总统亲颁褒奖令者，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阎锡山死后能享如此待遇和殊荣，其在天之灵，也确实应当感到安慰了。蒋介石的“总统褒奖令”，言简意赅，庄重严谨，基本上概括了阎锡山一生的经历和功绩，给了阎锡山一个圆满的交代。无论他们之间过去有多少恩恩怨怨，但在反共上却始终是一致的，并且阎锡山在反共的诸多方面，“尤为人所称服”，对党国的确“功不可殁”，所以蒋介石也就一笔勾销，并表示了“实深轸悼”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