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实施“开展”、“三自传训”等暴行对广大民众及其军政人员的残酷迫害，确实令人发指。但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空前。大凡一个王朝或一个统治集团行将覆灭之前，总是疑神疑鬼，感到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为了作垂死挣扎，也总是要对其内部大加“整肃”，采用种种残暴手段杀戮与敌勾结者和有异心二志者。阎锡山也不例外。他所以厉行“三自传训”，大开杀戒，就是因为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在与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中，屡屡受挫，连连失利，在经济上又趋于崩溃，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他感到处处都有共产党，自己的统治已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就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清理内部，以“净白阵营”。然而，其结果，也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现象一样，只能适得其反，进一步加剧自己的灭亡。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正成不可阻挡之势，广大民众包括阎锡山部属中一些有识之士，也早就希望结束这种专制黑暗的统治。阎锡山对他们的迫害，只能激起他们对阎锡山更强烈的仇恨和反抗。虽然经过血腥的“三自传训”，但太原的地下共产党不但未被“一网打尽”，反而在群众的掩护下，仍坚持斗争。“到1948年冬天，太原城内的地下共产党员仍有488人”，此外，“还有内线关系859人”，他们深入到阎锡山的党政军各部门，以及工业交通、财经贸易、文教卫生等各个系统，采用各种灵活策略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料》第204页）。与此同时，西北实业公司所属的不少工厂中，工人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也采取破坏机器设备，停电停水，故意制造停产事故等方式进行着反抗。还有的成了地下党的通讯联络人员，冒着风险前往太原西山解放区传递各种情报。太原被解放军包围后，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一批批的工人去了解放区，守城阵地上的阎军，也成班、成排、成营，甚至成团地弃守阵地，向解放军投诚。凡此种种，都是对阎锡山白色恐怖统治的无情嘲弄和有力回击。
6、解放军展开反攻，运城、临汾、晋中战役后，阎锡山政权大势已去
1947年7月，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后，在山西的人民解放军也开始了向阎锡山、胡宗南军队的反攻。反攻作战首先从攻打运城展开，之后，由南向北，继攻克运城后，又解放临汾，紧接着又进行晋中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阎锡山屡战屡败。晋中战役后，阎锡山仅剩下太原一座孤城及周围的几个县份。
早在1947年4月26日，即晋南战役取得第二阶段的作战胜利时，毛泽东即指示晋南前线部队应乘胜相机夺取运城，彻底解放晋南三角地带，并以一部向吕梁地区扩大战果，协同吕梁部队解放吕梁南部广大地区，继续威胁进攻陕北之敌的侧翼。据此，晋南前线部队决定由王新亭率第22、23旅及太岳第二军分区部队西出吕梁，由陈赓率第10、11、13、24旅围攻运城。5月3日，运城战役开始，但经过三打，直到12月27日，才攻克运城。
在5月3日至12日的一打运城作战中，尽管晋南前线部队曾攻入国民党山西空军基地运城机场（即羊驮寺飞机场），歼灭驻守机场之“青年军”206师的1个团（欠1个营），并在对运城进行合围后，攻城部队相继占领了运城北关、西关、天神庙以及城西南马家窑等据点。战斗中各部共歼敌1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9日还收复了绛县县城。但由于守敌顽强抵抗，再加上12日胡宗南又调兵从陕西韩城东渡，驰援运城。因此，晋南前线部队为执行新的战斗任务，遂停止围攻运城，分别撤至曲沃、翼城等地休整。
此后不久，6月13日，原来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徐向前（因病未到职，由副书记郑位三代理）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但他到任不久，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又率12万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到敌纵深内开辟新的根据地。晋冀鲁豫军区军事实力大减。在此情况下，徐向前为了配合打到外线去的解放军主力部队作战，决定“在内线打，拔‘钉子’，把山西从阎锡山手里解放出来”，为此，他郑重地向薄一波说：“一波，各纵队都出去了，剩下的部队没有多少了，你看能不能再组织点部队”。薄一波当即表示同意，说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报经中央批准，他们迅速地重建和充实了第8纵队，辖3个旅：太岳军区独立旅为第23旅；太岳军区19、20、21军分区部队合遍为第24旅；调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为第22旅。随后，将太行军区及原新4军5师的一些部队编为太行纵队（后改称第13纵），辖第37、38、39三个旅；将太岳军区余下的地方部队编为太岳纵队（后改称第15纵），辖第43、44、45三个旅，另外还组建了3个独立旅。以上部队均由徐向前统率。不久又组建了14纵队（后来为70军）。朱德总司令（在西柏坡，任中央工委副书记）积极支持向前率军解放山西（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在迅速组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同时，徐向前等还指挥所部在晋南积极展开反攻。7月12日，第8纵队第24旅旅长王墉率太岳第三军分区两个团，在平陆西北之张村、庙底一线，将掩护从安邑、运城地区撤出，企图突围南窜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的第83旅248两个营包围歼灭，毙伤敌人118人，俘获营长3人，以下官兵1403人，王墉部仅伤亡30人，创建了解放军伤亡1﹕15的歼敌记录。14日，太岳纵队第23旅解放夏县。30日，太岳第二军分区地方武装又攻克被临汾之敌于12日抢占的襄陵县城。此战，又创造了解放军与敌损失0﹕180的歼敌新记录，并恢复了汾河以西广大地区。8月7日，太岳第三军分区部队再度收复了5月27日被敌占领的解县城。从而使困守安邑、运城之敌更加孤立。9月上旬，太岳部队再克被敌占领的临晋、猗氏、襄陵三城。反攻作战的一系列胜利，为解放运城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8月上旬，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太行部队组成的9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太岳部队组成的陈（赓）谢（富治）兵团，也由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地区，但徐向前仍决定再打运城。9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徐的建议。
经过紧张的准备，1947年10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发起了第二次运城战役。军区于15日曾电示第8纵队王新亭等：“只要有把握攻下运城，支付一千人乃至更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打下运城不仅解决我区财经问题，尤可夺取大量武器装备自己”。10月30日，攻城部队已基本扫除城外据点。11月3日，第8纵队正准备攻城之际，胡宗南拟南调增援陇海路之钟松第36师4个旅1.5万余兵力北渡黄河增援运城。晋冀鲁豫军区遂上报中央军委：“如敌北援，我决以三至四个团坚守运城外围阵地，以主力八至九个团歼灭援军一部或大部”。12日，钟松率部从平陆县矛津渡过河驰援运城，其先头部队已突破运城前线阻援部队阵地。有鉴于此，15日第8纵队撤离运城外围，准备到平陆地区打援。于是钟松部与运城守军汇合，准备南逃。17日，第8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和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在王新亭、王震指挥下，采取两翼夹击战术，将钟松部包围在平陆县七里坡、杜村、马村地区，经数日激战，至20日歼敌2700余人。因地形对8纵队等部不利，未能将敌全歼。战后，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在临晋、猗氏地区休整。第8纵队在运城附近夏县等地休整，并监视运城之敌，总结二打运城和平陆打援的经验教训，展开练兵运动，为最终解放运城进行准备。
1947年12月1日，王新亭、王震从晋南前线到达河北武安县冶陶镇（晋冀鲁豫军区驻地），与徐向前商讨最后攻取运城的战略方案。方案上报中央批准后，12月5日，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了运城前方指挥所（以下简称“前指”），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任政委。参加此役的部队有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晋绥独3旅，晋冀鲁豫军区炮1团及太岳第二、三军分区4个基干团，共4万余人。27日，围城部队向运城发起总攻。经彻夜激战，终于攻克运城。此役共歼灭胡宗南正规军及阎锡山的保安团队共1.5万余人，于围攻运城的同时，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教导旅，在安邑、夏县等5县游击队的配合下，也发起了对安邑县城的进攻。28日，守敌2000余人弃城北逃时，被全部歼灭，安邑宣告解放。
运城战役的胜利，隔断了胡宗南、阎锡山的联系，有力地支援了太岳兵团和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同时，缴获了大批枪械物资，并且由于控制了广大农区和潞村盐地，从而使运城地区成为在经济上支援解放军向西北和豫鄂进军的坚强后方。运城解放后，就把缴获的武器弹药、粮油、汽车、军需品等很快运到豫西，支援了正在豫西作战的陈谢兵团，还给他们补充了一批“解放战士”。
运城失守后，阎锡山认为，解放军下一个进攻的目标一定是临汾。因为在1947年9月二打运城之前，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第23旅和太岳第二军分区部队，曾向临汾外围出击，一度攻入距临汾机场200米的茹村，歼灭胡宗南1个营。而运城失守后，胡宗南为策应西北战场作战，陆续将残留运城地区的部队调往陕北，同时还准备把驻守临汾的第30军两个团运至西安。有鉴于此，阎锡山遂调驻介休一带的第66师徐其昌部前往临汾，配合驻临汾的梁培璜第61军和胡宗南部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加强对临汾的防守，守城部队共约2.5万人。阎锡山企图保住临汾这一据点，并进而“收复晋南”。
临汾向有“尧都”之称，是晋南的军事战略要地，四周城墙又高又厚，护城河又宽又深，城内地势高，城外四周地势低，形似一头卧牛，易守难攻。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就曾因几攻临汾不下，反被射瞎一只眼睛，只得忿然而去。驻守临汾的总指挥梁培璜是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61军军长。他为加强防守，在原日伪城防工事的基础上，又劳民伤财，构筑了城外据点、环城据点，城壕工事、城墙火力网，城关和城内地道工事等多层防御工事，并在城内修筑了飞机场。
为了粉碎胡宗南空运临汾城内第30军至西安的计划， 配合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作战，并彻底铲除胡、阎在晋南的这个毒瘤。1948年2月上旬，“前指”司令员徐向前在阳城召开有关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准备发动临汾战役。会上，不仅部署了临汾战役的后勤事宜，徐向前强调指出，前线的后勤工作要一直到打下太原，彻底摧毁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为止。而且调遣兵力，对战役进行了部署。2月20日，徐向前率“前指”到达翼城，统一指挥第8、13纵队，太岳军区第41、42、44、45、46、47、48、49团8个团，以及吕梁部队独3旅、独7旅。21日至23日，“前指”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徐向前在进行动员报告的同时，还部署了临汾攻坚作战，决定以吕梁军区部队于洪洞、赵城汾河以西地区担任打援，以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8、13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由东、南、西三面攻城。战役决定于3月10日发起，但由于胡宗南的第30军开始空运西安，遂决定提前在3月7日发起临汾战役。
临汾之敌已被团团包围后，按照“前指”新的作战部署，太岳军区部队先从临汾城北关发起攻击，守敌经一番抵抗后，纷纷溃退，遁入城内。与此同时，第8纵队第23、24旅和第13纵队，向东关守军发起攻击。东关地居要冲，是临汾的主要屏障，虽然阎军第66师师长徐其昌亲带执法队督战，还亲手杀了1名团长，进行顽强抵抗，但在攻关部队的奋勇冲杀下，终于在4月11日晨攻占东关，守军66师大部被歼，徐其昌率少数残部逃入城内。此时，解放军已毙伤守军近万人，而自己也伤亡4300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残酷。中共中央曾来电祝贺攻取临汾东关的胜利。
临汾东关失守，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在正召开的国大上宣布：“要决心保卫临汾”。梁培璜则屡电阎锡山请求派兵支援。阎当时也无兵可派，即使有怕也难以抵达，只好一面打电报给梁，要他“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一面派出61军副军长娄福生乘飞机前往临汾，传达他的旨意，要梁“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梁见援军无望，遂进行拼死抵抗。不仅向被解放军攻占之阵地反攻时，施放毒气，投掷燃烧弹，而且千方百计破坏解放军向城内挖掘之通道，或以炸药炸毁，或向坑道内施放毒气。蒋介石、阎锡山还分别从西安、太原、天津派轻、重轰炸机前来助战，轮流轰炸，形成了地面、地下、空中三位一体的“立体战”，双方胶着在一起，战斗异常激烈。其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未有。
解放军战斗至5月10日，已伤亡9000至10000万人。第24旅旅长王墉也在战斗中牺牲。但部队情绪仍极高涨，徐向前更认为“不打下临汾，对不起人民”。他的决心，得到了军委和朱德总司令的支持。军委给徐总电示：“你坚决近迫作业，坑道爆破，并控制主力，决心长时间夺取临汾的计划是正确的……，为能有把握地攻下临汾，如必要可照预定日期再拖延若干时间”。朱德则写信给薄一波、滕代远：“应大力支持徐向前攻临汾，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撑他腰。鼓励攻临汾战士，一定能打下来，时间不限，再伤亡几千人，也在所不惜”（中共临汾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印：《解放临汾各县纪实》第200页）。
5月15日，经过指战员们的奋勇拼搏，流血牺牲，在城东挖的两条各长100余米的破城大坑道，终于越过外壕，挖至又高又厚的古城墙底下。5月17日10时30分，开始总攻临汾，届时，一声巨响，东城墙被炸开了宽37米和39米的两个大豁口。攻城部队冒着浓烟飞尘，冲入城内，进行巷战。梁培璜见大势已去，急忙下令部队突围，然后随溃军连夜逃出西门，渡过汾河，第二天在姑射山吴家坡沟被吕梁部队捕获。徐其昌不久也在西山枕头垣一带被汾西大队查获。30军代军长谢锡昌 率130多人逃到乡宁牛王庙西南沟村，亦被解放军堵截部队打垮，全部被擒。此外，还生俘阎、胡所部将校军官1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