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阎锡山还要农民服“义务劳动”，每人每日4小时，全年以百日为限，就连无领份地权的适龄妇女，也不例外。
广大农民在要丁、要粮、要义务劳动这三者夹攻之下，因缺衣少食，已经无法生活，有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份地，携家带口到外边谋生。以至不少村庄出现村无男丁，土地荒芜的凄凉景象。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聚来聚去没有人。种地的人少了，地荒了；打仗的人少了，跑光了”。“兵农合一实行了，茅厕满了没人陶；十亩地里九亩草，留下一亩长黄藁，老百姓受死吃不饱，就是给阎锡山闹个好”（《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329页）等，正是对阎锡山“兵农合一”制度的尖锐嘲讽和愤怒控诉，这也许是“兵农合一”比较实际的一面。
对于阎锡山所采取的这些经济措施，从其实施的效果来看，受益最大的当然是阎锡山统治集团。正是靠着“新经济政策”对晋西南的“经济统制”，靠着“兵农合一”制度，强制人民当兵，并从他们那里巧取豪夺，才养活了阎锡山的20万军队干部和眷属，才一次次地渡过“经济难关”，维持了他对晋西南地区的统治，也才积蓄了尔后反共反人民的实力。在当时日本对阎锡山采取经济攻势，而晋西南经济又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阎锡山大量印行省钞，推行“新经济政策”和“兵农合一”制度，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推行“新经济政策”，也有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机，然而，由于他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这些措施，来解决其政权的生存问题的，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克服其兵丁、粮食来源的困难问题，以保持其军队的稳定和政权的运转的，因此，就不顾或很少顾及广大农民的利益了。而他的“新经济政策”，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只不过是在战时条件下实行的一种更为专制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政策，它对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严格“统制”，及其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举措，不仅没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反而成了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严重桎梏。至于他的“兵农合一”，更是搞得怨声载道。它虽然暂时地解决了阎锡山的一些困难，但对阎锡山政权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它所留下的创伤更是令人永远难忘。
6、对内强化政治控制，向外进行“政权开展”
被阎锡山更名为克难坡的南村坡，位于黄河东岸，它东距吉县城60华里，西面紧临黄河。坡下有一渡口叫小船窝。乘船摆渡即可过河入陕。黄河由此南下10余里，便是有名的黄河壶口大瀑布。这里为丘陵地形，坡南高山连绵，重峦迭峰。阎锡山所以要选择这个地方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的驻地，一来是渡河西去方便，二来有利于防空。
南村坡原来只有两三户人家，自从阎锡山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很快就发展起来，到1940年夏天，这里的机关干部及其眷属以及各种类型的培训人员，已有1万多人。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新挖了许多土窑洞。这些窑洞分布于约20平方公里的5条沟中，依山坡而挖，高低参差，错落有致，一到晚上，那窑洞中透出的灯光，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令人似乎置身于夜景中的山城重庆。
阎锡山为了克服困难，要人们节衣缩食，一切由自己动手，争取做到“自给自足”，并且还提出“卑宫室，恶衣服，菲饮食”的口号。为此，包括阎锡山自己，无论何人，不分官兵，均穿粗布料军装，每人每年棉衣一套，单衣两套。吃的方面，一日两餐，大部由食堂供给，有眷属者，自己在家开灶。所住窑洞，也均由各部门自行解决，即挖即住。他还要求官兵和干部家属一律参加生产劳动，种菜、种地、养鸡、做鞋、纺织。即使长官部公务员，也要每天劳动8小时。这虽然是阎锡山在抗战环境中的迫不得已之举，但从中却也反映出阎锡山对眼下存在的困难是有充分认识，并在努力加以克服的。
如果说经济上的困难正在困扰着阎锡山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存在的问题，更令他焦虑。“12月”事变虽然过去了，事后经过与中共的反复谈判，也明确了自己的活动区域，并且，阎锡山为推卸在事变中的责任，还把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33军军长郭宗汾撤职留任；将第33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将梁化之送往重庆受训。但是，事变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并未消除，其部属对他过去过于扶植新军，以及在事变中对新军下手不够坚决的怨声，依旧不断。不仅如此，在他的统治集团内部，过去一直存在的“文人与军人”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两派内部嫡系与非嫡系间的权力之争，仍在继续。另外，一些不利于阎锡山的舆论，也悄然兴起。因而， 如何加强对内部的政治控制，就成了阎锡山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阎锡山首先加强了同志会的组织建设和领导力量，以使其真正成为第二战区统一领导组织、政治、军事、经济的，具有总裁一切权力的政治组织。
阎锡山于1938年2月在临汾就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将新旧两派势力统一于一个组织之内，以便协调矛盾，并从组织上扶旧抑新。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他所愿望的方向发展。新旧两派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12月”事变。但事变后，阎锡山不仅没有对这个组织失望，反而更予以了厚望。因为，在事变前和事变中，同志会中的骨干，绝大多数是服从他、追随他，并与他一道积极扶旧抑新的，是其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所以，在他1940年5月8日还未返回吉县克难坡时，2月份就在秋林对同志会执行部实行了改组。以李江为总书记，席尚谦为副总书记，并加紧训练干部，规定“同志会”区县分会的干部，必须由干部训练所毕业，方可分派工作。阎锡山返回吉县后，又选择一些优秀者，将其发展为“同志会先锋军”（简称“同干”），还由他指定或让人介绍，从高、中级干部中积极发展同志会的“基干”。同时，在山西省军政、经济、教育各部门中，普遍而系统地建立了“同志会”的分会、支部、特分会、特支部。这样，就将山西省的军政、经济、教育等部门的权力完全集中在了“同志会”手中。9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同志会”执行部，由原精建会办公室主任裴琛任执行部总书记，并将执行部由秋林移克难坡办公。
1941年5月初， 阎锡山又对“同志会”的组织机构进行改组，将执行部总书记制改为高干驻会制，取消正副总书记，设驻会高干7人，由赵承绶、王靖国、梁化之、薄毓相、孟际丰、杨澄源、裴琛为第一届驻会高干。高干驻委会下，设立了由其直接领导的9个委员会，即干部管理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军队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理论委员会、敌工委员会、基干委员会、秘书处。这时，地方组织共建立了10个区分会、54个县分会。各军队、各区县、各机关学校，共计发展了同志会员80000余人，“同干”5000余人，“基干”400多人。
1943年秋，阎锡山将“同志会”执行部各委员会合并或取消，在驻会高干领导下设立了秘书处、组织组、军事进步保证组、行政进步保证组、干部管理组。并指定赵承绶、王靖国、梁化之为执行驻会常务委员，集中领导“同志会”的基干组织，以及“铁军”、“政工”、“敌工”、“青红帮”等政工组织。但是，此后不久，梁化之便实际上掌握了“同志会”的大权。“12月”事变后，梁化之因消灭新军的阴谋失败而被送往重庆受训期间，“军人组织”的领头人王靖国便乘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把持了“同志会”，引起了“文人组织”的极大不满。1940年梁化之从重庆受训回来后，“文人组织”即推举他出面，与“军人组织”相抗衡。1942年夏，乘“洪炉训练”之机，文人组织酝酿反对王靖国的大联合，要从王手中把权夺过来交给梁化之。加上阎锡山对王的做法也甚为不满，因而在这场文武较量中，王靖国的势力逐渐削弱，而梁化之的势力则大为增强。梁化之得势后，骄横傲慢，加上他用特务做法，监视打击了不少干部，因而，也像王靖国那样，引起了阎锡山基干内部普遍的不满，可是由于他在阎锡山同意下所成立的“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真理辨证处”等特务组织，在1943年至1944年间，通过派往各县的“流工队”，对县、村、各学校进行的“净白阵营”活动中，对各县参加过“牺盟会”的青年和民众大批扣捕起来，作了一次彻底的过滤，以此发现共产党在阎统区内的工作和组织线索，而后加以破坏，并且，对于政治嫌疑人员，经过所谓“真理辨证”，使其将自己的地下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坦白交代出来，再通过他们，去追寻地下组织的活动，以此来净化阎统区的政治和阎锡山统治集团的阵营。这些活动，恰恰正是阎锡山与日伪加紧勾结，并对共产党进行打击所需要的，因此，阎锡山不仅对于那些对梁化之不利的种种舆论，不予理睬，反而对他重用有加，因为他认为，在二战区只有梁化之了解共产党最深，也只有梁化之才能和共产党斗。正因为如此，所以， 阎锡山一直鼓励梁化之。
按惯例，一年一次的同志会全体基干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45年2月16日在吉县召开。阎锡山这次一反常态，一改过去完全由他指名决定的办法，而要在会上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阎锡山本希望将梁化之选到同志会工作委员会，但他却没有想到有三分之二的与会者，把梁化之选成了“开展”高干，即到县上进行“开展政权”工作，这实际上是要把梁化之挤出“同志会”首脑机关，而把李江选为组织高干，负责同志会工委会之责。阎锡山闻讯大怒，马上叫来李江、王靖国严加斥责：“我以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们造反，不料我活着，你们就反了！我教你们组织起来革我的命，我阎某不是妇人……”，继之声泪俱下。王靖国等恐惧万分，当即下跪求情：“我们有甚不到之处，会长教训好了。如此言重，实甚惶恐”（杨怀丰：《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纪述》，《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80页）。接着，仍由阎锡山提出侯选人名单，交各小组讨论。与会代表那敢还有异议，只好照单通过。“选举”结果，同志会执行部责任会议的成员是：杨爱源为首席高干，孙楚、王怀明为责任高干，李江为行政高干，薄毓相为兵农高干，王靖国为军事高干，梁化之为组织高干，谢濂、裴琛为审议高干，王尊光为经济高干，赵承绶、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翟全晋、杨澄源为开展高干。另外，还有席尚谦、白志沂、邓励豪、孟际丰、温怀光、刘杰、杨贻达、李培德、严廷飏、续如楫、刘涵森、李崇才、孟祥祉、孙福麟、刘效增、刘逢洲、高倬之、于镇河等18名候补高干。
在加强“同志会”工作的过程中，阎锡山为统一其党政军民各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还以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这一理论作指导，从1941年暑期开始，通过举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训练。阎锡山把这种训练称之为“洪炉训练”，意即训练班就像是冶炼钢铁的洪炉，通过在洪炉中的冶炼，使受训的“每一个同志去掉自身上的必须得割除的杂渣，把好的成分锻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从而使受训者既成为“警觉、迅速、负责、自动、深入、彻底的革命干部”，又能够“熔化成齐一的整体，加强整体的内力，推进整体的发展，不允许有一个不健全的细胞，破坏整体存在与发展”（《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4辑，第284页、282页），使各级干部一切唯阎锡山之命是从，“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以便形成“在集中领导下，精密的分工，有机的配合，表现齐一进步的团力”。这显然是阎锡山对内加强政治思想控制的另一个重要举措。
参加“洪炉训练”的人员，是军队连级以上、行政小区级（县属区）以上干部，以及政工、政卫、理论宣传、经济、兵役、学校等全体干部。他们被分批召集到克难坡进行轮训。
阎锡山对“洪炉训练”十分重视，不仅兴建了“洪炉台”，作为集训场所，还亲自制定了“会训”即“警觉、迅速、负责、自动、深入、彻底”，撰写了“洪炉训练歌”，而且每天早晨六点，他都要在洪炉台前，对受训人员训话，同时，为配合训练，还创办了专门刊物《革命洪炉》，编印了《洪炉训练集》。
“洪炉训练”从1941年夏至1945年7月的4年中，在克难坡、吉县、隰县共举办了61期，轮训干部2万余人。其中第1至第4期，共受训中高级干部2600余人。在二战区的干部中，可以说很少有没经过洪炉训练的。阎锡山对于在训练中表现好的，称之为“钢铁干部”，加以提拔重用，对于表现不好的，则称之为“炉渣子”，予以清除。
阎锡山在加强对内控制的同时，为了扩大其统治区域，还提出了“巩固晋西革命根据地与开展政权”的口号，竭力向其政权管辖范围之内而又未能控制的所谓“敌叛区”渗透、蚕食，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实际上他“开展政权”的对象却主要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维持和扩大其统治范围，若向日军占领的地区扩展，就会影响他与日本正在加紧的勾结活动。
阎锡山为了“开展政权”，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12月”事变后，阎锡山的管辖范围仅限于晋西南地区，它西临黄河与陕西为界，其东与南两面，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则是八路军、新军活动的区域，因此，阎锡山把汾东即汾河以东的安泽、浮山、翼城、襄陵、临汾、曲沃等地，以及汾南即汾河以南，东至稷山，西至黄河的猗氏、万泉、荣河、临晋一带地区，作为了“开展政权”的主要对象。他曾说过：“汾东为我战区政治经济之重要地区，也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基地，所以我们对汾东绝不放弃，一定要以最大的努力奋斗来巩固汾东，开辟汾东”（《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6辑，第71页）。并且把汾南也视为他的二战区的“政治经济重要地区”，“对汾南也绝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