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张，历史地来看，不能说它就一无是处。阎锡山在清楚地意识到了现存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与方案。这说明，阎锡山也是想解决土地问题的，是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他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主要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统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如果真能做到，它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即使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主张未能实现，但在引起人们对土地方面问题的关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社会各界对他的主张的种种评论即可说明这一点。特别是对于在30年代中国社会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的运动中，阎锡山的土地主张，可以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阎锡山提出以“土地村公有”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堵塞因土地私有而给共产党留下“造乱”的“大空隙”的，是为了“防共”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共产党“造乱”的原因仅仅只是“土地私有”，而非现存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所致，似乎只要实行了他的“土地村公有”，便可以抵制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就会使国家“长治久安”。这不能不说是阎锡山对事物因果关系的本末倒置，起码是轻重倒置。而这并非是阎锡山无知所为，而是其明知故为，因为从他以往的许多言论中，也已经谈到了国家的“政治不良”、“吏治腐败”等。他只所以如此故意颠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一直坚持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如果他承认了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那就等于承认了现存制度是应当否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合法的。正因为他不敢也不能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却又不愿意看到他这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再溃乱下去，甚至一旦让共产党的取而代之，所以，他只好在不从根本上损害本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提出了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改良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以挽救这个正在走向没落的阶级。即使如此，阎锡山也还是遭到了他的阶级中的一些顽固势力的种种非议和责难，这不能不说是阎锡山的悲哀，也是这个阶级的悲哀。
5、“华北事变”中，婉拒日本利诱，表现非凡
1935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进一步蒙羞的多事之秋，对阎锡山来说，是其经受考验的一个严峻关头。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之后，又侵占了热河省全境。日帝欲壑难填，5月，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6、7月间，先后逼迫国民政府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紧接着，日帝便策动亲日汉奸加紧了“华北五省自治”的活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华北五省联合自治的政府，脱离中央政府，从而成为第二个满州国。
山西地处华北腹地，因其为一山地型高原，被称为“华北屋脊”，它东控冀察，西扼陕甘，境内山岳纵横绵延，险关要隘遍布，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并且，山西物产丰富，特别是煤、铁等矿产资源尤为雄厚，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山西垂涎已久，在“华北事变”中，把山西作为了首选目标。因为它一旦占领山西，不仅可以在战略上控制整个华北，甚至进而向中原和西北扩张，而且能够攫取更多的物资，以保证侵华战争的需要。如1935年9月20日日本提出的“侵略华北之计划”就明确提出“拟由正太线之石家庄与津蒲线之沧州相接，再由沧州接至大沽港，目的在将山西之煤炭输出，送至津沽，再将日本之货物，输送至山西”（《阎锡山评传》第255页）。
除此之外，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将山西视为其“华北事变”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环，就是他们看中了阎锡山。因为在以下几个方面，阎锡山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其一，阎锡山是辛亥元老，在北伐中功勋卓著，后来倒蒋的中原大战，又是他组织发动的，因而有着很深的资历和较高的威望。同时，阎锡山不仅在治理山西上颇有一套办法，而且能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局势，应付裕如，有很强的政治领导能力，将来的“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正需要这样的人物出面“挂帅”，如此，既可提高这个政府的威信，又能更好地“领导”起这个政府；其二，阎锡山有相当的实力，在政治上，以阎锡山为核心的山西统治集团，比较团结一致，因而能够对山西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阎锡山掌握着20几万军队，而他多年苦心经营起的军事工业又颇具规模，能够解决其军队的枪弹供给问题。在经济上，阎锡山开办的“四银行号”也很有实力。至于商业贸易和农业经济，在阎锡山的治理下，也呈现出良好势头。这对于增强“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的实力，使之更好地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显然都是十分有利的；其三，阎锡山曾留学过日本，他与当时的教官或同学后来在日本陆军部、关东军中担任要职的冈村宁茨、土肥原贤二等人，关系都较好。在日本方面看来，出于这层关系，阎锡山是会与他们合作的，况且用自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比较放心；其四，阎锡山于北伐结束后，因“编遣”问题，就与蒋介石闹得不可开交，终于导致了倒蒋的中原大战。此后，虽然由于形势的变化，阎、蒋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实际上这种矛盾在新的形式下仍在继续着。“阎锡山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但他一直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蒋介石力图将其嫡系分子打入山西各种机构的内部，同时千方百计从阎锡山的内部收买一些人为其所用。阎锡山则千方百计地控制其属下的军政机构，只用忠于他的人员，歧视、监视和打击蒋介石的嫡系分子和与蒋暗中勾搭的人，并且借“12·18” 穆光政事件，赶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使国民党省党部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停业”，连个挂招牌的地方都没有，而阎则另外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诸如“青年救国团”（简称青年团）、“建设救国社”等，“实行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牺盟会和决死队编写组：《牺盟会和决死队》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5页）。因此，日本方面认为阎锡山“是旧时代的军阀”，并在1928年“全国统一之后，曾有背离中央的经历，故而对之颇为看重”（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页）。
正因为如此，所以“华北事变”一开始，阎锡山就成为日本方面最寄予厚望的担纲人物。为使阎锡山就范，日本方面对阎积极争取，频频拉拢。1935年6、7月间，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首先来到太原，访晤阎锡山，拉拢他出任“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其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以及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陆续来太原对阎进行工作。直至1936年1月中旬，日本驻天津参谋中井还偕新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飞赴太原，会见阎锡山。这些人对阎锡山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一方面吹捧阎如何如何的英雄，说只有他才能胜此重任，一方面则威胁阎，如不答应，就要采取必要措施。日本华北军驻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就曾公开声称要“迫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退到汾河以南”（《蒋总统秘录》（十），第100页）。与此同时，日本在其他方面也加紧了“华北自治”的步伐。“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即由山海关外调集军队威胁平津，并组织汉奸配合日军及日本浪人，在平津两地到处挑衅，制造事端。1935年6月底，由汉奸白坚武任总司令的“正义自治军”在武装抢占丰台车站后，就劫持两辆铁甲车开向北平永定门，准备炮轰北平，接收北平各机关。此外，还勾结汉奸拼凑伪组织，企图加速华北政权的特殊化，在冀东和察北，就酝酿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蒙疆自治政府”。对于绥远，日本也伸出了黑手。日本关东军以“为了中国和平与安全”，“共同合作”完成反共任务为由，1935年秋在强迫绥远当局于归绥设立特务机关后，又要求绥远当局“驱逐国民党绥远党部，赶走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人员，取消归绥市一切抗日标志，布置沈阳—天津—归绥的日本航空班机”。布置日航班机一事未经应允，乃籍口借用欧亚航空公司（绥新线）机场降落日机。此后，日机在归绥可以自由降落，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军人以及满铁会社调查团，满蒙开发会社人员，新闻记者便不断来绥，非法进行摄影绘图，为所欲为。
阎锡山对于日本得陇望蜀的侵略野心，早有警觉，并主张进行抵制。1932年初，他复出后不久，鉴于“9·18”事变带来的民族危机，就向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提交了《请政府捡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提案指出，日本以武力占我东北三省，藐视我国家之主权与国际间之正义，至此而极，“今者日本野心未死，节节进逼，其处心积虑，势必亡我东省全土，吞我东蒙全部而后快意，当此危机存亡之秋，苟措置不当，华北数省，覆亡堪虑”，“日本既以武力占我领土，我即不愿轻与宣战，亦宜以铁血主义，坚抗死守，不使日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得寸进尺，而后乃可以徐图自存也。锦州为东省之要口，北方之屏障，其覆亡之祸，势必迫于华北全部，锡山等兴念及此，良用心悸。夫国家兴衰存亡，固政府之责，国民牺牲奋斗，实乃民族之光。……处此艰穷危急之时，图国家民族继存之道，政府宜速捡拨十万劲旅，增防锦州”（《阎锡山言论类编》卷三，上）。可见，阎锡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痛恨的，也是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进行抵抗的。而他对日本扩张野心的预料，也是被眼前的事实所证实了的。
正是基于对日本的这种立场和认识，所以，阎锡山对于日本对他的争取拉拢，没有表现出动摇。据《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中所载，“六月，日军对于华北五省当政者的政治工作，也还是进行的颇为起劲，日方所寄予期待的是山西的阎锡山。二十四年六月下旬，日本陆军省当局满蒙工作的负责人 前往太原访问。其后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以及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干部，曾陆续到晋，不仅阎先生没有为他们动摇，反而在报端发表公开信，将日本阴谋揭穿，并更致函孔祥熙，道出：‘看到来太原访问的日本军官所持军事地图，显示日本最初只想利用黄河以北，作为日、苏交战时的补给基地，但现扩大及长江以北地区’，呼吁中央，提高警觉”。这里所说的阎锡山“没有为他们动摇”，应该是事实。对此，徐永昌在与宋哲元谈论“华北自治”时所说的“日人华北五省特殊化阴谋，其心目中之领导人物首为阎主任锡山，惟阎公绝不走离开中央之途径”，也可印证。但是，从徐永昌接着所说的阎锡山“主张对日极力忍耐敷衍，但不出头负责”（《阎锡山年谱》（五），第1857页）这句话上，则说明阎锡山对于频频而至的日本说客，并没有断然拒绝，而是采取了“极力忍耐敷衍”的态度。阎锡山如此做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因为日本既然决意搞“华北自治”，那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如果断然拒绝，很可能激化矛盾，使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届时局势更难预料。关于阎锡山的“不出头负责”，也并非吾不为之，尔等可为之，而是从保存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如若由他出头负责，不仅早就声明要北上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便会以他降日为由，名正言顺地率领与山西一河之隔的中央工农红军进攻山西，而且，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也会视其为汉奸卖国贼对他大张挞伐。如此，他对山西的统治就将岌岌可危了。正是出于对全局和个人利益的考虑，阎锡山在此处境下，才对日本采取了“婉拒”的态度。并且为了照顾日本人的面子，还应允了日本可派人来山西参观考察的要求，这也许是阎锡山“忍耐敷衍”的办法之一吧。而日本人见缝就钻，1936年1月，日本增派特务机关进驻太原、大同，加紧了对山西的特务活动。其后不久，一批批的日本人又以各种名义前来山西考察。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山西各地游览时，进行各种调查、勘测活动，把山西的山川形胜，关隘要塞，交通线路均予详细考察，并绘制成图，甚至有些村庄里有几口井，也都标进图内。“7·7事变”后，日军进攻山西时所以对地形那样熟悉，并选择他们认为可行的进军路线，都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阎锡山在“华北自治”问题上与日本进行周旋的同时，为防患于未然，还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在省内加强了救亡自强的教育。1935年7月15日，在太原绥署、山西省政府联合纪念周上，他就强调“救亡对症有效方剂在自强，自强于未自亡之前易，自强于已自亡之后难。自强于人未亡之前易，自强于人已亡我之后难。……故今日欲图救亡，当先自强。” 在9月18日他发表的“告山西农民书”中，又指出，“日本今日之国力，尚不足侵吞中国，今后十年、二十年势力即强，现应隐忍以待时机，我们应在此十年之间，决心自强”。为此，“极应，一、加速度以缩短年限，二、加强度以增进效率”。（《阎锡山年谱》（五），第1838、1852页）。另一方面，吁请中央决定30年防守国策，以自强救国。9月28日，阎锡山在给蒋介石的电函中即指出，现在国家“外侮憑凌，匪乱未定”，“深长计虑拟请决定三十年防守国策，以图‘自强救国’之计”。并且对现在国力羸弱的情况下，如何增加生产以保证民众之生活，保证一定数量的军队的供给，进行了一些具体设想。因此，10月26日，阎锡山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时，受命参与拟定“三十年防守国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对“华北自治”事态的变化一直予以了密切关注。他虽然表示了“不出头负责”，但却并没有置身事外，而是时刻关注着日本的动向以及国内其他军政要员的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阎锡山“不出头负责”，有其前述的原因，然而，他很清楚，自己不出头负责，并不等于其他人也不愿意出头负责。因为，只要日本“华北自治”之心不死，它总要寻觅一些愿意“出头负责”之人的，而在中国错综复杂的政坛上，因政见不合、党派之争或一些利益冲突，总会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置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于不顾而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这些人无论是谁，只要他“出头负责”，就会对华北乃至整个中国造成严重危害。而事实也证明了阎锡山的这种顾虑并非多余。据徐永昌说，在“华北自治”问题上，因阎锡山的“婉拒”，“日人绝望于阎，乃转而寄望于商（河北省主席商震）、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今则责望于宋（哲元）”（《阎锡山年谱》（五），第18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