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和商业贸易方面，这一时期也成就斐然。山西省银行经过改组整理后，虽然重新确立了它在山西金融中的统治地位，但却也为保持银行信誉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大量发行省钞了。在当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正欲付诸实施，各方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这无疑使资金的筹措受到了限制。然而，阎锡山自有其“生财之道”，由于人们对省银行仍心存疑惧，省行不便再大量发行纸币，阎锡山即认为，只要再成立几个银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1932年8月，他以开发西北，实行绥西屯垦的名义，以“活动金融，扶助绥西垦业”为宗旨，在包头开设了“绥西垦业银号”。同蒲铁路动工后，1934年7月又成立了“晋绥地方铁路银号”。1935年1月又成立了“晋北盐业银号”。这三个银号与山西省银行统称“四银行号”。垦业、铁路、盐业三银号开办之初的资本分别为30万元、200万元和24万元，均属于“山西省公营事业董事会”管理。它们的业务主要为资助实业，存放款项，汇兑抵押，发行期票和兑换券。由于它们都被授予了发行纸币——“兑换券”的特权，所以，实际上成了阎锡山的“筹款”机关，与省银行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金融体系。1932年前，山西省银行的资本只有120万元，到1936年，“四银行号”的资本便增至3300万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国民党中央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这4家银行资本总数17000万元的18.28%。其中，山西省银行之资本为2000万元，与中国交通银行之资本相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资本为1000万元，同中国农业银行之资本一样。作为地方“公营”的金融企业，在国内能达到如此水平者，并没有几家。
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中央银行发行之货币为法币，并作出法币不兑现，限制各省银行发行纸币的规定后，阎锡山宣布四银行号发行的纸币也停止兑现。但他随即却以“为开辟造产途径，救济农工困难，并维持货币信用，保障人民生活基础起见”为由，令“四银行号”共同设置“实物十足准备库”。可是，实物准备库并没有“十足”的实物，而是由阎锡山指示山西省政府和晋绥财政整理处，以空文给“四银行号”增拨资本3000万元，其中省行、铁路、垦业和盐业分别为2000万元、500万元、250万元、250万元。然后，令实物准备库从四银行号借纸币向民间购买实物，等收回物资，即是“四银行号”的准备金。并且规定了“四银行号”负责供给实物准备库购买物资和设备等费的比例，省行、铁路、垦业、盐业分别为40%、30%、20%、10%。这些用款，不出利息，只按2%付纸币印刷费。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的机会，派员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和其他农副产品，因而，“四银行号”的纸币在市面上大量出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实物准备库的物资及不动产达到1000万元以上（《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中国社会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113页）。正由于有了这个实物准备库，才使阎锡山又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实物准备库设立之前，山西省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仅283万余元。垦业、铁路、盐业三银号也分别仅为47万元、110余万元和32万元，但实物准备库设立后，到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时，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新省币即达2500多万元，铁路、垦业、盐业三银行也分别发行了1000万元、500万元、500余万元，“四种纸币达4500余万元”（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文史资料》第16辑，第22—23页）。阎锡山的四银行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在收购农民的农副产品以及其他金融活动中对民众的剥削是显而易见的。从时人将同蒲铁路戏称为“纸糊的铁路”，把“垦业银号”叫做“坑人银号”，将实物准备库比作“赤腿穿套裤（套裤系时人所穿，套在裤子外面，只有两个腿，没有裤裆）”，即可说明这一点，但它在活跃当时市场，尤其是在支撑同蒲铁路和西北实业公司的建设与发展上，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阎锡山对于促进发展山西的商业和外贸，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9·18事变”后，以日货为主的洋货在山西大量倾销，当时在市场上出售的日货 牌号就达664种之多，而国货仅有91种。这不仅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败，而且也使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外棉的倾销，致使山西的棉花价格一跌再跌，棉农们不堪亏损，只好弃种棉花而改种其他，因而棉田面积骤减，1932年全省的棉田面积和棉花产量仅及1927年的23.7和10.6%。工业上也因洋货的倾销，使许多工厂亏赔累累，不得不减产或停产，如火柴企业，到1933年就有5家工厂停工。大同的煤矿，因日煤在山西的倾销，致使“各厂囤积山积”，不得不“力图缩减以渡难关”。英美烟公司的卷烟对山西市场的垄断，就使山西每年流失现银达1000万元之巨（《北平晨报》1932年7月24日）。凡此种种，都不能不极大地影响着《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实施。为了克服这种现象，阎锡山不仅提出了“保护生产”的主张，即“一为利用政治权力，不用外货进来，一为甘地做法，不准买外国货”，并且决定把“实施贸易之统制”，作为“计划案”的一项重要内容。1934年又制定了《晋绥实施经济统制方案》，决定“斟酌供给需要关系，对于输出入货物加以奖励或限制”，规定“全省主要物产价格，以免奸商乘机抬高物价，阻碍省货之推销”，在重要城市和各村镇组成以“国营商店”和“国货消费合作社”为主的商业网络；“奢侈品或全省特种产品，实行政府专卖”，省外设立贸易机关，并规定奖励输出办法（全国经济委员会：《山西考察报告书》1936年）。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具体措施，这主要是，一、建立并扩大外贸机构，使之形成一个覆盖面广且又相互联结的外贸网络，为此，阎锡山督令“山西人民公营事业”、“省县村营业公社”，以及直属的官僚资本这三大系统的每一个系统内都设立专门的外贸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共达30多个。其中“实物十足准备库”在省内一些重要城镇设立的分库、支库就有20余处，从业职员有600多人。二、加大外贸业务的投入。阎锡山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输出业特设优待办法，以策对外贸易之发展”（《公营事业董事会档》第32卷）。他为将大同、阳泉所产煤炭尽量向外运销，特批准由省政府拨给资金10万元，在大同成立晋同银号，专为大同矿业公司筹划周转资金，以使本省煤炭继续向日本等国输出。三、严格产品质量，注重商品信誉。阎锡山认为，以往的出口商品中，由于“我国旧式商人眼光短浅，每多搀杂冒假，促使外商怀疑，因之物价低落”（《中华实业季刊》第32卷），以致影响到外贸出口，因此，他要求把“实行产品检验”作为其出口商品能“厚信用而销售”的一个重要保证。据此，一些企业为“增加外商信仰起见”，注重了对生产工艺的改造和产品的检验。四、重视商业信息。阎锡山在其制定的对外贸易纲要中，明确规定“在国内外各重要商埠派遣经济调查人员调查各地商业状况，作为全省贸易之标准”（《公营事业董事会档》第32卷）。依此，公营的各种企业都在省内主要城镇及国内各大商埠设立了办事机构，并派遣大批人员“调查各大商埠经济商业状况及各国经济大概，按期编订报告，以供本省办理公营或私营者之参考”。如1936年，同蒲铁路管理处在给阎锡山呈报的关于购置机务材料的报告中，有一部分材料拟指定向礼和、禅臣、新民这几家洋行购买。但经采运处了解，这批材料由于洋行报价太高，共预计需洋31万余元。于是采运处遂报告阎锡山“拟请饬知需用机关研究，将前项机车零件尽量改由各厂制造或另设专厂制造以节公帑”，此建议被阎锡山批准，决定计划向国外购买的机车零件经由西北制造厂制造，并拨给该厂5万元，由其与同蒲铁路局、机车厂订立合同（《公营事业董事会档》第44卷），从而使阎锡山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也提高了西北制造厂的生产能力。
这些措施的采取，较好地改变了过去山西外贸基本上处于自流无序、各自为政的状态，增强了政府对全省外贸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使全省商品的出口能力有了一定提高，并且，“公营”的外贸企事业的实力，也得到了加强。如斌记商行1936年通过向洋行购进货物，即获净利26.9万多元，比上年增加了3.5万元。同时，随着创汇能力的增强，也有力地支持了山西的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发展。据统计，到1935年底，西北实业公司因购进所需材料，以及同蒲铁路所需之钢轨、机车零件和铁路材料等，就已对德、日、英、美等国18家洋行负债248.4万美元，1936年又通过外贸单位向各国洋行订购了总额为385万多元的货物（《公营事业董事会档》第23卷）。这说明，山西通过外贸其创汇能力已大为增强，如果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外国洋行是不可能使其负债并提供这么多价值的货物的。此外，山西外贸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洋货大量倾销的势头，保护了山西地方民族工业。由于外贸事业的发展，使山西的农副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被有组织地收购到外贸企业之中，而西北实业公司各厂矿产品的数量、品种、规格和质量也有了相当的增加和提高，这就相对地减少了洋行对山西农副产品的掠夺及洋货在山西的倾销。如西北实业公司所属之晋华卷烟厂生产的香烟，就基本上占领了山西市场，并远销到绥远、宁夏等地，到1933年英美烟除了在太原市面略有销售外，各县已尽绝迹。
总之，从1932年到1937年的这5年，山西的“公营”工矿、铁路、金融、贸易业的发展，相当迅速。1932年时，“公营”的企业资本总数只有1038.4万元，到1937年上半年，企业数量即增至50多个，资本总数扩充到了1060.4万元 。其中金融、商贸、工矿业和铁路业的资本分别为3320万元、3468.2万元、2166. 4万元和1650万元（据山西省委调研市编：《山西经济资料》第四分册，第15—16页有关数字统计），分别占到“公营”企事业资本总数的31. 3%、32.7%、20.4%和15.6%。这5年资本共增加8276.1万元，平均每年的增长量，比1932年前15年的总积累还要多。
在这一期间，全省的农业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据统计，1936年度，全省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总产量是：粮食3367410吨，棉花30000吨，油料45000吨，烟叶5460吨，蚕茧1000吨，干鲜水果1173750吨；家畜家禽的蓄有量是：大牲畜2129000头，羊4596000只，猪602000头，家禽3874000只。按当时全省农业人口10595000人计，每个农业人口的平均量是：粮食317公斤，棉花2.83公斤，油料4.26公斤，蚕茧0.09公斤，干鲜水果11.05公斤，大牲畜0.2头，羊0.43只，猪0.057头，家禽0.34只（《集体经济》1989年第3期，第27页），这个数量是山西历史上所达到的最好水平，其中的粮食总产量，直到1952年，才再次达到。
上述事实说明，抗战爆发前5年，山西经济建设发展的势头是相当强劲的，其成就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山西经济当会在此基础上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战前这5年，山西经济能有这样快的发展，原因很多。在客观上，主要是山西社会局势总的来讲还比较安定。虽然“9·18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但国内的主要矛盾仍是阶级矛盾，而这个矛盾斗争的中心又在南方，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围剿”与“反围剿”的主要战场在湘、鄂、赣等省份。处于北方的山西，相对而言，比较安定。其间，虽曾有1936年春的红军“东征”，同年秋冬又有反击日伪进犯的绥远抗战，但前者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半月，后者的战场又在绥远，对整个山西社会局势并未造成大的破坏和影响。这一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山西经济建设的发展，显然是十分有利的。而山西得天独厚的丰富矿产资源，也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统治集团，对发展经济建设予以了高度重视，不仅在思想上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在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积极措施。阎锡山向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送报的《十年自强计划提案》，他督导制定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及其实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对于科学技术对发展经济建设的意义， 有着明确的认识，他就说过：“科学为发达物质之途径，……。今欲救国裕民，应用非常方法促进科学之进步，以发展物质之文明”（《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9集，第33页），并认为中国的今日落后，就是因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所以如此，主要是我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政治、法律、经济等间的关系的研究，一直相当重视，而对于人与物的关系“即所谓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关系”的研究，则相当缺乏。因此，他不仅要求重视对科学技术的学习，认为“从容学去太慢，从头学去太拙，应该迎头学去， 将今日世界上所有讲人与物的关系的新发明、新著述，搜罗净尽，选拔高才，赶步研究，以补缺陷，并挽救危亡”（《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8集，第4—5页）。同时，建立一些科学技术领导机构，并用各种方式方法培养技术人才，在实际中委以重任，大胆使用，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些技术人员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建设中，在同蒲铁路工程上和金融贸易及农村水利事业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观上的另一方面，就是山西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即以经济建设所需经费的筹措而言，山西省四银号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等，到1937年上半年共达7000万元，而这些都是广大民众认购的，以1936年全省人口1100多万计，人均便在6元以上。除了这种对民众“文明”的筹款方式外，工厂为减低产品成本而要“工人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向农村发放高利贷，增加赋税，铁路征用农民土地时对地价的压低等，这些无形的榨取，又无不充斥着广大工人农民的血汗。除此之外，广大民众对日货的积极抵制，工程技术人员为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而对工程技术的不断改进，铁路建设中技术人员为重新勘测合理线路的不畏艰险劳苦，筑路兵工和广大民工日以继夜地艰苦奋战等等，凡此，都有力地支援了山西的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