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清楚蒋介石此时对自己大加笼络的用意，但他一想起第二次编遣会议上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又不免有些犹豫。更重要的是，南方的改组派中一些中央委员虽然被通缉，但在北方，西北军将领仍将阎、冯视为反蒋的旗帜，而东北军的张学良正在全力应付中苏边境冲突，无意卷入关内各方政争，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的举手投足，直接关系到拥蒋和反蒋两派势力的胜负成败。阎锡山如果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那么，势必为西北军将领和各方反蒋势力所不齿，其在军阀中的地位和声望将会一落千丈，而拒绝蒋介石的条件，又将失去一次进入中枢的良机，并且会得罪蒋介石，使蒋把进攻的矛头直接对准于他。在这种既不愿出力拥蒋，却又想借机向中央索取一二的矛盾心态下，就有关“就任海陆空军副司令”一事，于10月21日复电赵戴文称“此事绝不可发表，我之拥护中央是为党国，若发表此事，反有拥护中央是为自己权利的嫌疑，我之为人，你深知，使我站在理不长的地位，就将我的能力没有了。千万速见介公，切实说明，我将来只要个新县县长，一个月与予我30万元经费，将三集团的闲员带去，为党去做实验主义的建设，是我十分的希望”。22日，又再次致赵一电，强调不能就任副司令，说“是时万不可发表副司令之职。若就职则我的步骤大受打击，战祸反恐延长，不就则有损中央威信，大局必受影响。……然介公盛意，不宜重违，拟俟时机到时，我再电知执事，即请介公发表。如无此种必要，则待事定后发表，我必即就职，决不推诿，此时则万万不可，此非谦抑，实为大局计也”（《阎锡山年谱》（三），第1303—1304页）。
尽管阎锡山一再推诿，但蒋介石却不放弃，因为他太清楚阎锡山此时对他的重要性了，只要把阎争取过来，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所以，他继续让赵戴文做阎锡山的工作，10月24日，赵在致阎电中，劝阎“钧座如能最后扶助党国完成革命，亦一大快事也”，并且把他知道的时下局势向阎报告，谓广西事完全解决，张发奎在湖南亦快解决；中央此回用兵，最小限度要将陕西、宁夏两省拿回来。中央望钧座快表示者，一半是在分化西北军，一半是在坚固中央军队的心。同时，还转告前日吴稚晖向赵说的一段话，吴云“此回不将改组派打下去，中国全境没有一个能安全者，百川治晋十八年来，成绩甚好，但这回事，如能用从前‘保境安民’的法子，转眼恐山西亦成了大乱的省份，请将此意切告百川知”（《阎锡山年谱》（三），第1305页）。
赵戴文的这个电报，对阎锡山震动极大。阎锡山从中不仅知道南方的反蒋战事，蒋介石已完全处于了主动地位，并且胜利在握，而且看到了蒋介石对西北军用兵的决心甚大，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尤其让他感到恐慌的是，若不与蒋合作，山西也将大乱，无有宁日，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那么他还有什么立足之地可言？因此，接到赵戴文电报的当天，阎即回电，除解释因中央部队与西北军“尚未大接触”，而从陕西、宁夏开拔的西北军尚须时日，所以，他暂不能就任副司令之外，还对冯玉祥故意向各处发电表示了不满，谓“其用意在急求煽惑”。但是，阎锡山在回电中却原则上答应了就任副司令一职，说是“时机一到，我即有所表示，彼时中央再为发表，于国于省均有莫大好处”。不久，11月5日，阎锡山就通电同意出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
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恩威兼使，及其权力欲望的支配下，终于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立场上的这一变化，自然对蒋介石十分有利，因为，阎锡山手握重兵且在地方实力派中可谓领军人物。他倒向蒋介石，无疑使反蒋与拥蒋双方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明显有利于拥蒋一方的变化，从而大大强化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控制能力，而对于反蒋势力来说，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阎锡山的等待观望，并为挤进中枢而终于倒向蒋介石，这就使得西北军处于了内外无助的境地。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不得不退守陕西。也使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护党救国军”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反蒋活动，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后盾。对于阎锡山而言，他虽然挤进中枢，就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但是却使自己在地方实力派和反蒋势力中的威望大大削弱。而他对蒋介石的帮忙，则也为自己最终被蒋介石“削藩”种下了苦果。
蒋介石在这次反蒋浪潮中对反蒋势力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取得了成功，又一次化险为夷，渡过危机。阎锡山的出尔反尔，患得患失，使绵延一年的反蒋运动功亏一篑，陷于失败。但是，反蒋与拥蒋两种势力的争斗并没有结束，他们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并夺取更大的权势，正在进行着力量上的重新整合，准备着更大的争斗。
3、在蒋的逼迫下，阎锡山组织反蒋队伍，一番“电报论战”后，终于决定诉诸武力
阎锡山同意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之前，此起彼伏的反蒋浪潮可以说几乎已把蒋介石逼上了绝境。这时，只要阎锡山当机立断，登高一呼，极有可能一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然而，阎锡山非但没有如此，反而为虎作伥，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这其中，固然有其向中央索取一二的考虑，但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阎锡山认为他所掌握的军事实力，不仅根本无力问鼎中央，就是在反蒋诸方中也难以占到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倒蒋如果成功，善后如何处理的忧虑。据阎的部属交际处暨行营办公处处长梁汝舟的回忆说，1929年秋，蒋介石消灭异己愈急，各方纷纷派代表入晋劝阎领导国人共同倒蒋，“而阎则一再以时机尚不成熟为词，往后拖延。尤其是冯玉祥，大哭大闹，不可终日，其实，他所谓不成熟的含义，不是指倒蒋，而是指倒蒋后的善后问题。他估计他掌握二三两集团军，再加上总数为二十万人的杂牌军队，就可以把蒋介石打到长江以南，而东北军一再表示愿意参加反蒋，蒋之内部亦有人来接头，所以，他认为倒蒋的问题不大，但倒蒋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前途真不堪设想，夜以继日地研究这些问题，直到冬季，仍无妥善办法”（梁航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8页）。
阎锡山虽然因各种因素终于就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但其反蒋的初衷并未改变，只是形势尚未迫使他走这一步而已。这从他对唐生智反蒋的支持上，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曾参加讨袁护法，又是北伐宿将的唐生智，因其政治上倾向于汪精卫，而汪精卫、陈公博又是“国民党政组派”的中心人物，所以一贯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唐早有反蒋之意，曾派代表与阎锡山联系，意图联阎反蒋。当时，唐已受蒋介石之命，率领其第五路军万余人及河南境内的杂牌军十数万人，在河南讨伐西北军。阎锡山派赵丕廉去南阳了解唐的底细时，唐又表示愿乘蒋不备，腹心开花，在河南通电反蒋，并在通电中拥阎为首，一举逼蒋下野。于是阎遂答应与唐共同反蒋，并同意接济唐生智军费60万元，支持军需若干。只是由于唐生智、宋哲元、孙连仲等75名将领在12月1日发表的反蒋通电中称只受汪精卫任命的“护党救国军”职务，3日又响应石友三发表拥汪（精卫）张（发奎）通电，而未按原先与阎锡山的协议发表通电，这使阎锡山颇为不豫。唐生智等人发表通电后，蒋系内部颇为慌乱，何应钦首先沉着观变，态度不明。其时，各方认为只要阎、冯通电响应，蒋介石只有下野一途了。而此时，蒋介石也认为，事已至此，进退只好取决于阎，乃致电请教，意谓“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梁航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7页）。由于唐生智违背前约，并且通电之前也未与阎取得联系，而唐等在通电中拥汪为首，也为西北军诸将所不喜，因此，本就不愿自己出钱出力，为汪精卫打天下的阎锡山，遂听从赵戴文的意见，于12月20日，与张学良、刘振华、陈调元、韩复榘、孙殿英等联名通电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派人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得此通电，精神大振，马上电阎锡山部署北伐，何应钦见势也主张用兵。唐军本身力量就弱，加之未能得到山西方面原定的接济和响应，所以唐生智的反蒋活动很快失败，唐本人只好通电下野。阎锡山又帮助蒋介石渡过了一次危机。
然而，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并未动摇，尽管阎锡山在蒋介石几次处于危难之时，都为蒋介石出了大力，但他对阎锡山权势的限制也一直没有放松。就在阎锡山11月5日同意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后不久，11月26日，蒋介石即宣布“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苗建寅：《中国国民党史》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2页）。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经济上加紧了对阎锡山的逼迫。阎锡山自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后，就把平津两市税款留用，可是就在当年11月，宋子文到北平，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阎尽管答应了这样办，把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同时向宋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饷项由财政部拨发，宋子文也答应了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止拨付了。阎至此始知受骗，他便借口北伐时期山西银行曾垫付3000万元作军费，申请发行省公债3000万元以资弥补。但蒋不准发行。阎为这两件事对蒋恨极了。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期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咱们没有错，他不敢用兵来打咱们，只有在经济上来困死咱们”（刘骥：《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31页）。蒋介石对阎锡山在政治经济上的扼制，可说是阎当初支持唐生智反蒋及其后来倒蒋的重要原因。其后，蒋介石又对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施加压力。讨唐之战刚一结束，1930年1月16日，吴铁城就受蒋介石之命到太原，代表中央监视阎锡山补行“陆海空军副司令就职典礼”，要阎“宣誓”服从中央。2月10日，国民政府五院更秉蒋介石意旨，发表《告全国军人书》，咄咄逼人地说什么“历观叛逆军阀之末路，即可知反抗党国以破坏和平统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趋于覆灭”（王俯民：《蒋介石评传》（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393页）。2月18日，改组派中委王乐平又在上海法租界被刺陨命。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表面上一直表示“拥护中央”的阎锡山，感到再难与蒋介石和平共处下去了。因而，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得日益强硬起来。为了争取时间，以联络冯玉祥等反蒋力量，阎锡山首先在一些政见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与蒋介石展开了论战，开始对蒋介石发难。1月22日阎锡山在就职典礼上就发表了主旨为“尚治不尚兵”的演说，提出反战观点，反对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争取舆论支持。中原大战之前蒋阎双方间长达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就此拉开了序幕。2月9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催促赵戴文回南京，平息谣传，以示蒋、阎“团结始终”。2月10日，阎锡山即给蒋复电，在“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党人治党，国人治国”还是独裁统治；以及国民党“三全大会”统绪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上与蒋展开论战，表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切不宜用之于民主党党治之下”，不仅他自己“决意下野，以遂初衷，……且礼让为国，为黄种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负责，为今日救国唯一之途径”，并且还劝蒋介石“以仁让风全国，岂特树党国亿万太平之基，亦可导全国亿万人礼让之路”（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对于阎锡山的发难，蒋介石岂肯退让，但鉴于阎锡山的实力与号召力，蒋介石还是希望阎锡山缓冲一时，在2月12日给阎锡山的电报中，先是大谈所谓“义务”，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接着坚持认为“惟对于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裁判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并表示，只要“我辈能一德一心，共谋匡济，消弭反侧，实非甚难……务望采纳愚诚，勿稍消极，取消下野之意，同竞救国之功”。但是，阎锡山从北伐结束后蒋介石对二、四集团军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武力围剿的作法上，从蒋介石日前的态度上，已经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蒋介石的顽固，如果认同蒋介石的“共谋匡济”，他势必在地方实力派面前更降威信，为了给即将建立的反蒋联盟在政治上争得权利，他继续采取了强硬的态度，2月13日给蒋的电报中不仅把国民党内部分裂、国家财政困难，各派势力争战不已的责任归之于蒋介石，而且继续要蒋下台。2月18日，又向蒋去电，表明其政争非为个人利益，实“纯系为党国”而谋。蒋介石对于阎锡山公然对他的挑战，已忍无可忍。2月19日致电阎锡山，在指出阎“已决定对中央作战，所有总指挥、各路司令，均已委派，且又强二集团军以主力由郑洛直取武汉，以大部进犯襄樊；对平汉路局与北平电局之中央机关，皆派队监视，……在河北各县征发车骡，急如星火”等准备发动战争的事实后，警告阎锡山说，如果他仍旧这样闹下去，“兄虽矢言服从（中央）命令，恐兄动员令完毕之日，即兄通电辞职之时”，并且要阎“今日宜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