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编遣”会议前后各方明争暗斗，阎锡山不动声色暗中筹谋
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基本上结束了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这对中国社会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然而，由于受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改变了北伐的革命性质，把北伐当作了扩充自己势力，进而对全国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手段，所以，北伐的胜利，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相反，由于参加北伐的各派势力为保护或争取到更大的利益而明争暗斗，以至最后大动干戈，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更深重的灾难。
北伐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为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事实力，以实现其对中国的独裁统治，即加紧了“削藩”的步伐。1928年6月12日，国民政府发出对内施政方针通电，声称北伐完成后，将立即施行力行法制、澄清吏治、肃清匪盗、减免苛税、裁减兵额“五要政”。不久，国民党中央又提出因全年军费开支与财政收入相差甚巨，要将军队缩编为80个师120万人，军费减至财政收入的60%。7月5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力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7月11日至13日，蒋介石又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吴稚辉、李烈钧、戴传贤等人，在北平小汤山举行会议，研究议定北伐善后事宜。会上划定了各集团军的辖区范围：第一集团军为广东及华东沿海富庶地区；第二集团军为山东、河南及原有的陕甘宁青4省；第三集团军为冀察2省、平津两市和原有的晋绥两省；第四集团军为湖南、湖北及原有的广西省。对于这样的划分，蒋介石、阎锡山得益最多，当然没有意见。而冯玉祥则因济南和胶东半岛为日本占领，山东是一个残缺省份，原有4省又相当贫瘠，况且自己在北伐中又出力最多，所以，颇为不满。李宗仁则嫌地盘太小，又无出海口，也表示不满，会场气氛顿形紧张。会议最后，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在改组中央政府的同时，举行“编遣会议”，整理军事的议案，建议取消各种“总司令”、“总指挥”名义及相应的集团军和军一级编制机构，由编遣委员会负责在全国军队中择优编成国防军50至60个师，其余军队一律遣散，以集中财力进行国家建设，并要求会议原则通过其提出的《军事整理案》。当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共同签署《军事整理案》后，蒋介石还当面邀请与会的各集团军主要负责人和他一块去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小汤山会议后，蒋、冯、李相继离开北平，而阎锡山却借口身负平津卫戍之责，难以即刻南下，回到了山西。8月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裁撤各政治分会，设立政府五院八部、《军事整理案》等重要决议。但因阎锡山的缺席，最为关键和敏感的军事整理问题，不能正式开会。由于阎锡山受到蒋介石的照顾，在北伐中受益最大，所以从有关裁军问题一开始，就唯蒋介石马首是瞻，言听计从。而冯玉祥、李宗仁对蒋介石于上半年底前裁撤政治分会的决议却予以激烈抵制，致使决议流产，故尔蒋介石亟待阎锡山来给他从中斡旋，以应付冯、李等人在军事整理问题上对他的联合进攻。冯、李等人则以为，裁撤军队也势必伤害阎锡山的利益，阎与他们都是受蒋之害者，也盼阎锡山来“加盟”，共同对付蒋介石，于是乎，蒋介石与冯、李对阎寄予厚望，使阎锡山身价百倍，似乎阎锡山不来参加会议，编遣就进行不下去。而阎锡山却稳坐太原，静观南京各方军事首领的动态，以“疗疾”、“侍父疾”、“侍疾劳顿致病”等等为托词，迟迟没有前去，直到12月12日，才在各方频频电邀下，行抵南京。
阎锡山到南京后，不仅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而且就任了“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并且应国民党中央党部之邀，于12月20日在中央无线电台发表 与蒋介石口径相一致的题为《裁兵为建设之先务》的广播讲话，一时声誉雀起。12月29日，张学良等奉军将领通电宣布东北方面“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在“国家统一”这一背景下，“编遣会议”终于在元旦时开幕。在此之前，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一职的冯玉祥，曾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编遣四原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具体方案是“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共编8个师”。冯玉祥的目的，本来是想把第一、二集团军拉齐，把第三、四集团军和其他杂牌军压低，以蒋、冯团结为核心，借此控制其他方面。然而，他却忘了蒋介石裁军的目的正是要削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切地方，况且冯玉祥的兵力仅次于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又怎么能让他与自己平起平坐呢，因此，冯的这个提案自然不为蒋介石所喜，也未得到李宗仁的支持，还遭到了阎锡山的不满，结果使自己孤立起来，并成了众矢之的。
与此相反，阎锡山到南京后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提出的“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6到8个师由中央处理的提案，倒在编遣会议的正式会议上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阎锡山这个提案，在各集团军编制的数量上，基本上与冯玉祥所提相同，为何冯案却遭到各方反对，而阎案则得到大家赞同？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提案中增加了“由中央处理6到8个师”一条。而中央又是谁，明眼人一看便知，阎锡山更是清楚，但他不仅未予反对，反而按蒋的意见，自己把它写进了提案。阎锡山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讨好蒋介石，以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把冯玉祥进一步推到不利的处境。果然，蒋介石很快就对阎锡山予以了回报，委派阎出任编遣委员会下设的一个管理编遣经费的经理组组长。而冯玉祥虽然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同意了阎锡山提出的方案，但对蒋、阎的配合极端不满，提出战事刚毕，还不到裁撤军队的时候，以抵制阎案。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得同意先把编遣办事机构建立起来，下半年再召开编遣会议，着手裁军。这次编遣会议历时25天，于1929年1月25日草草收场，虽然只是通过了编遣方案，还未进入裁军的实施阶段，但从中却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最大的赢家是蒋介石，因为，他不但在编的军队最多，连上“中央区”的6到8个师，在编的军队就要16至18个师，占到了整个在编军队总数的40%多，而且，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他又增加了东北编遣区，获得了张学良的好感，而冯玉祥则是这次会议的大输家，他的提案不仅遭到了各方的反对，本想拉拢蒋压阎、李，却没想到蒋不肯买帐，阎、李也对他产生不满，而且蒋阎关系更趋密切，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于是，编遣会议不久，他便以养病为由，于2月5日避居豫北辉县万泉村，其军政部长一职也交由他的将领鹿钟麟（时任军政部常务次长）署理。
这次编遣会议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阎锡山却对蒋介石急于“削藩”的用心已了然于胸，也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但他仍不露声色，继续观察中央和各实力集团的动向，并依自己历来未雨绸缪的做法，在暗中进行着防患于未然的各种准备。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并未在南京留任“经理组长”，而是径自返回太原，一面整理辖区军政事务，以巩固新控制的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一面加强了与张学良的联络。他纵观全局清楚地知道，要对付蒋介石的“削藩”，仅靠一己之力，断然难以成行。尽管眼下蒋介石对自己相当器重，但绝难保证他以后就不会对自己不动手，为防备起见，先得找到自己可依靠的力量，以引为奥援。冯玉祥军事实力不谓不强，可是他与冯之间过去产生的芥蒂还未消除，李宗仁的第四方面军又与自己缺少历史渊源，难以密切呼应。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了关外“故旧”张学良身上。阎锡山只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北伐中曾对奉军有所回护，这次编遣会议在编遣区划分上又对东北予以了关注，再则，张学良虽然易帜受到蒋介石的欢迎，但他远在东北，也须要有人在中原互为依托。而张学良则认为阎锡山资历深、又“老成持重”，在国民党内声望正隆，正可做为他之依托。因此，张对阎锡山表示了相当的尊重，在致阎的电报中谓“此后事件如承指导，无不愿效步趋”，“嗣后关于时局重要事宜，尚祈遇事关垂，风雨同舟”，阎锡山也表示“属在旧交，幸接邻光，既深竭其绵薄，以副雅命也”。晋奉关系一时修好如初。1929年三、四月间，张学良还派曾任奉军参谋长的鲍文樾为首的代表团到并见阎，通报了东北解决常荫槐、杨宇霆的内情。鲍称“张学良说，他年轻无知，对关内事不知如何应付，说阎是他的父执，请求阎指导他”（梁航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6页）。
就在阎锡山与张学良加紧修好，关系日密时，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本来，蒋介石是准备先向冯玉祥发动战争的，因为冯反对他的编遣主张，并称病抵制编遣会议，但蒋考虑到冯的第二集团军实力雄厚，为确保讨冯军事的胜利，他想拉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与之共同讨冯，但李宗仁却以“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为由，予以婉拒。于是，蒋便把打击目标放在了实力较弱，又近在肘腋的第四集团军身上，以肃清湖北、武汉，先真正“统一”江南流域，然后再安定北方。蒋桂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为孤立桂系，一方面连电阎锡山，要其赴宁商讨国是，阎虽然知道蒋的用心，但考虑到眼下的形势，不得不以“和事佬”自居，致电白崇禧，请桂系诸将“礼让为国”，并遵照蒋介石的通电命令，于3月16日将原“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改为“第三编遣区办事处”，3月29日又通电响应讨伐桂军。另一方面，蒋介石则特派邵力子等人到冯玉祥的驻节地华阴见冯，劝冯与蒋合作，为使冯也通电声讨桂系，还答应让冯任行政院院长，孙良诚回山东担任主席，若有不便，亦可派西北军将领石敬亭任该省主席，青岛特别市归西北军接收；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蒋的这些允诺不谓不慷慨，但冯玉祥却未作正面答复，想拖延时间，以观事态的发展，因而派出韩复榘为总指挥，率兵出武胜关，作壁上观。岂料，由于桂系将领李明瑞被蒋介石收买，突然倒戈，桂系一败涂地，这时，冯玉祥才赶忙发了个声讨桂系的通电，但却成了“马后炮”。蒋介石见讨桂战事已成定局，竟把当初答应冯的三个条件收了回去，同时，蒋在武汉行营约见韩复榘，盛情款待后，又送给韩10万元，并通过韩给冯的另一员大将石友三送款30万元，使韩、石萌生了投蒋之意。
蒋介石打败桂系，南方基本平定后，即将冯玉祥作为了下一个打击对象。为此，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其特务，散布种种谣言，说什么冯玉祥与苏俄勾结，苏俄将支持冯玉祥向天津、浦口发展，进攻蒋介石；向山西发展，打倒阎锡山，将中国西北部与苏俄连成一片，以造成反苏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更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以及加剧阎、冯间矛盾的局面；另一方面，为逼迫冯玉祥，又在背后阻止日军撤出山东，使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受济南和胶济路发生困难，只得于4月25日称病辞职，率军返回河南。随后，5月3日，蒋即派陈调元为接受胶济路特派员、代理山东省主席，接管了路、省大权。5月7日，蒋介石又发布题为《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的文告，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接着又令唐生智从河南进攻冯军。
冯玉祥对于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也不甘示弱，先是在政治上予以反击，其部将孙良诚、刘郁芬等就通电指责蒋介石在外交上卖国，党务上非法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行政上用人不当等，促其下野。并公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正式向蒋发难。接着，在军事上将西北军主力集中于豫西、潼关一带，并炸毁桥梁。蒋、冯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就在关键时刻，原来依附冯玉祥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中央。冯的心腹爱将韩复榘、石友三亦背冯投蒋，于5月22日通电“拥护中央”。在此情况下，冯玉祥在精神上已难支撑，更不敢贸然应战，而是采取了避战自保的防御策略，于5月27日发表下野通电，谓“洁身引退，以谢国人”，“入山读书，遂我初衷”，之后，即上华山隐居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