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伐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审时度势，拥蒋易帜
1925年“五卅”运动后，随着全国大革命风暴的掀起，以及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的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这就极大地威胁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北洋直系、奉系军阀又开始联合起来，他们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与支持下，准备在北方进攻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在南方进攻广东革命政府。根据这一形势，广东革命政府遂着手进行北伐战争的准备。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除留守部队外，分西路、中路和东路三路，向北进军。北伐军由广东出师不到半年时间，即打跨了直系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全省和安徽、江苏等地约半个中国，将革命迅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受北伐胜利的影响与共产党的帮助，原在绥远一带的冯玉祥国民军，也于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12月占领陕西全省，并沿陇海路向河南进攻（郝国兴等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面对北伐革命军的凌厉攻势，奉系军阀首脑张作霖在“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拥戴下，于1926年12月1日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正式把持了北京政权，并任命孙、张二人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企图凭借各系军阀总计约75万的优势兵力，（盘踞湘鄂豫及直隶南部的吴佩孚集团20万人，拥有苏浙皖赣五省的孙传芳集团20万人，占据东三省及直鲁热察的张作霖集团35万人），与北伐军决一雌雄。
在南北对峙、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双方都想把踞有山西这一战略要地，且拥有近10万兵力的阎锡山争取到自己一边。但阎锡山却不急于表态，还想观察一段，然后再见机行事。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虽然不满于直奉军阀对自己的利用甚至控制，并且从北伐开始后的战局上，他也看出了北洋集团即将败亡的趋势。然而，控制着北方的北洋集团毕竟还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表态支持北伐革命，万一北伐失利，张作霖得势，那么自己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自己在北方还势单力孤，虽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响应北伐，但自己与冯的关系还不融洽，再则，一旦卷入这场战争，自己正在着力进行的山西省建设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正如他在1926年10月13日在山西第四次村政会议上所说的：“山西向来绝对服从中央，例应报解之款项，山西无不如期运解惟谨。山西仰藉政府威力，保护地方得以平安无事。可是，比年以来，中央政府之力量日绌，而非中央政府之力量，反日见膨胀。欲山西一省于此风雨飘摇中存站得住，非变更宗旨另想办法不可。方法安在？简言之，即俗所谓‘拉朋友’而已”。山西实行保境安民，“原为不肯多事与民休息而定，时至今日，则非有充分之自卫能力，绝不能贯彻‘保境安民’之宗旨。……此次战费，约略大数一千五百余万，地方供应车骡粮秣物料，尚未算入；……作战耶，则耗费滋甚；不作战耶，则蒙巨大之损失；两方顾虑，均属可怕之事。此犹言胜利之战争，倘再为失败之一方设想，其惊心动魄，又如何耶？”（《阎锡山年谱》（二），第699—700页）。
考虑到山西地位的重要，所以，北伐军于1926年10月攻占武汉后，武汉政府派胡宾为代表赴晋见阎，联络山西参与北伐事宜时，阎当即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以代表山西教育会赴沪出席全国教育会议为名，偕胡宾前往武汉与北伐军取得联络。赵临行前，阎再三嘱咐于他说：“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是我的事”。因为阎有一批枪械，须在3个月以后，才能由日本运到山西，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赵随胡到汉，首先与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会晤，又见了陈公博，陈引赵赴南昌与蒋介石见面，蒋说“阎是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阎能早举事”。之后，赵折回武汉，会见了苏联顾问鲍罗廷。不久，他接到阎锡山的电报，表示次年5月5日可以举事，当时军事委员会正在开会，遂批准授予阎锡山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赵丕廉即携军事计划回到了太原。但阎仍不愿马上表态，因而没有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20—121页）。对此，蒋介石似也理解，11月28日赵丕廉在给阎的密电中称“先生（指蒋介石—引者注）以就地理言，山西实为北方革命基地。但被军阀包围、环伺，非到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露。现定：出师须俟两种关键时机，一为山西出师革命即能成功之时，一为山西不出师革命即将失败之时”（《阎锡山年谱》（二），第718页）。但是，阎锡山从武汉的被攻克中，已经看到了北伐大局正向着有利于革命军的方面发展，因而向主持中共北方工作并且是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组织部负责人的李大钊发去密电，要求派教官到太原军官学校，引入“黄埔军校经验”。赵戴文也召集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山西中共党员谈话，暗示山西有与国民革命军，国民军行动一致的可能。见阎锡山等态度如此，武汉政府与李大钊遂不失时机地加紧了对阎的争取工作，以便在北方形成阎锡山冯玉祥合作，一致对奉的局面，改变革命军和北洋军阀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于是，李大钊一方面写信给阎锡山，一方面则在北京会见阎锡山的代表孔繁蔚。同意由阎组成“北方国民革命军”，并要求阎政治态度明朗化，迅即与武汉政府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也相继派翦伯赞等特派员赴晋，策动阎锡山、商震等响应北伐。
阎锡山听取李大钊、翦伯赞等的意见，一方面加紧了与武汉政府的联络，一方面加快了与冯玉祥捐弃前嫌、重修旧好的步伐。他于1926年9月20日电告驻归化的第六旅旅长孙楚，要他厚待被收编的韩复榘、石友三、徐永昌三部，不久，又几次电示绥远代理督统商震，要对冯军加以保全，“为国家备力”。冯军“如欲归绥，可让之，晋军即相继撤回晋境”（《阎锡山年谱》（二），第697页）。同时，他还“发给总司令（即冯玉祥—引者注）20万元”。11月22日，阎又电告其驻北京的温寿泉，说“绥远已定由奉方担任，晋军大部撤回”（《阎锡山年谱》（二），第711页）。1927年2月，冯玉祥刚刚移驻潼关，阎锡山即派河东盐运使崔廷献前往拜谒慰问，其时，冯玉祥正处在军费无着，粮饷两缺之困难境地。阎能派遣使节来慰问，自然十分感动。加上阎锡山以往对他的一些恩惠，遂决计与阎携手。在与崔廷献长谈中，他不但对阎“遣使厚意”表示感谢，钦佩阎的“保境安民”，说是“如有侵犯山西者，就是民党之罪人”，并感激阎成全接济国民一军之苦心，对他出国后“晋北误会”表示抱歉，而且说“我帅（指阎锡山—引者注）为革命元勋”，“国家大事，非我帅合作不能成功”。“但山西环境不同，我帅苦心应付，自有因时因地之机宜，革命是曲线的，未便直进，只好渐进”，同时，还详细介绍了陕、甘国民军的实力及其部署等，最后还题诗四句：“铁链捆缚全地球，重层压迫世人愁，列宁主义行天下，解放人类得自由”，“赠我帅作纪念”（《阎锡山年谱》（二），第729页）。
对于阎、冯关系的弥合，李大钊作了很大努力。他先向冯玉祥提出“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的方针，及至冯五原誓师后，又为其提出“固甘联陕，联晋图豫”的方针。这样，既为冯的国民军解决了出路问题，又打消了阎锡山对冯的顾虑，从另一方面增强了阎加入国民革命的决心。
与此相反，北伐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却对张作霖逐渐疏远，双方关系日趋冷淡，甚至不断恶化。冯玉祥回国后，张作霖要阎锡山派军入陕对冯军作战，阎却以“此间办有困难情形，当请筹济”为由，加以搪塞，对此，张颇为不满，谓晋军“既不能攻过武胜关，又不能阻止冯军入陕，尚不准奉方出兵，一任大局破坏，至不堪收拾，殊属令人急煞”（《阎锡山年谱》（二），第709页）。此后，张在11月20日举行的直鲁将领会议上，他在要人们拥戴其为北京政府执政的问题上征求阎的意见时，阎未予以同意（吴佩孚亦未同意）。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为拉拢阎锡山，20日又发表阎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阎锡山亦未就任。对此，张作霖甚为不快，借机发难，先是对阎密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进行质问，继而又对山西取“保境安民”一策予以责备，“均疑山西、冯、吴早有预约”（《阎锡山年谱》（二），第730页）。而阎锡山也对张作霖对晋省的种种无理要求，以及奉方据有绥远之心，甚为不满，双方矛盾继续发展。1927年1月下旬，当吴佩孚在湖南、湖北的军队遭到惨败，孙传芳在长江中下游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北伐革命军将进攻的矛头集中于进犯河南的奉军，奉方派代表赴晋，想要阎锡山与其合作时，阎又婉言谢绝。于是，奉方代表返回后即劝张作霖“阎锡山与蒋介石、冯玉祥、靳云鹗共通一气，请以重兵驻石家庄，防晋军由娘子关冲出，并在绥远、察哈尔作相当之准备”（《阎锡山年谱》（二），第734页）。阎奉双方矛盾加剧，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兵戎相见的地步。
而在此期间，阎锡山却在与奉虚继续周旋的同时，则加紧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的联络，以及同冯玉祥的修好工作。根据他与蒋介石“次年5月5日可以举事”的约定，1927年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同时将所属山西、绥远各部队改称“晋绥军”，自任总司令。4月5日，阎锡山电告其驻武汉的代表赵丕廉，即日起颁动员令，“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4月16日又下令其南路各军向娘子关进发。对此，张作霖“甚为不满”，“颇为惶恐”（《阎锡山年谱》（二），第744页）。看来，阎奉关系已经恶化，双方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阎锡山与奉系军阀已分道扬镳，加入武汉政府，易帜北伐讨奉似乎已成定局。
可是阎锡山直至1927年6月3日才通令全省易帜，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所部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在易帜之后，却又按兵不动。直至9月才率部誓师，兴兵讨奉，参加北伐。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其实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由于吴佩孚的下野以及孙传芳主力的瓦解，北伐形势形成了北伐军与奉军南北对峙的局面。奉军虽然不得不收缩战场，退居河南、安徽一线，但其元气并未大伤，北方局势仍由其左右。在此局势下，阎锡山尽管与张作霖关系紧张，冯玉祥也表示了要“与阎督办商督统合作，由热察出兵制奉军后路”（《阎锡山年谱》（二），第762页）。北伐军方面，4月份蒋介石去安庆督战后，对战局表现出乐观态度，认为“长江中下游不日肃清，战事方紧”，晋绥军“发动时机已到”，要阎锡山“及早进攻”。但阎锡山仍然不敢贸然行事，一方面向蒋复电称“刻下我军对于两路（指正太、京绥路—引者注）军事业已准备就绪，一俟唐（生智）军北上，冯总司令率大部由潼关经洛阳东进，即可同时进攻，使敌对前后不能相顾”，一方面与张作霖继续周旋。5月18日，张作霖约阎在石家庄会晤，阎却“以病婉却”，直到5月下旬，奉军在河南、安徽等地军事上连连失利，张作霖决定放弃郑州，退守河北、山东，晋绥军与河南之冯玉祥国民军无形中在军事上成为犄角之势，北伐革命军已对奉军大军压境时，阎锡山才于6月3日易帜。
阎锡山迟迟易帜和出兵伐奉，除了对军事形势的考虑之外，在政治上更有着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北伐革命性质的改变以及阎锡山一直坚持的反共立场。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以及随之而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革命，以维护其在华利益，一方面调遣军队，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另一方面，则极力拉拢国民党新右派，分化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阴谋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由于北伐战争是一个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的战争，参加北伐战争的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对战争有着不同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广大工农群众是要这一战争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国民党新右派、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却力图把这场战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地盘。蒋介石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初稿）第一卷，第276页）。他为了通过北伐扩张自己的势力，加紧了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勾结，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新工具。1927年1月，当广州革命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蒋介石却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设于南昌，同武汉的革命中心相对抗。不久，他又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同武汉政府相对立，宁汉之间纠纷顿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