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完了”后解放说，没结婚那阵儿，你猜政治队长咋说？你媳妇裆里能过火车，不信你试试。这龟孙子，诓我上当受骗。我媳妇可是货真价实的黄花闺女。我最有权利证明。
啥叫过火车？你上啥当了？我莫名其妙。
后来我才知道，“过火车”是啥意思。只有养过孩子和不正经的女人，才被人那样形容。就像城里人问不正经的女人叫“公共汽车”一样。解放是说露了嘴。他哪里知道，这句话就是一把刀，戳在我心头，那血，不是染红了太平洋床单的处女红，而是，一滴一滴，滴在后来的，每一个夜晚。
可解放那时是“子弟”，他只能在政治队长一次次问他时，装做没听见，低头走开。他真想上去扇他一个耳光，可他不能。政治队长尤其不敢得罪，他会改变他的身份，让他这“子弟”变成“分子”，然后去担茅粪，去踩着冰碴割苇子，去开批斗会。解放他爹是“分子”，脖子上挂一块大木板，铁丝把后颈勒成深深一道沟，跪在批判会上认罪。后来就跳井，成了畏罪自杀。解放当然不想把“子弟”变成“分子”。
有一次我俩拌嘴，我一遍遍问解放，你也认为我能过火车吗？你就这么不信任我？你是不会把报纸拿颠倒了念的人，你懂得道理。如果我在学校，跳高，跳远，还有后来，骑自行车带着你去买结婚东西，把我自己弄不“完整”了，你会咋办，离婚吗？你就这么在乎，我是不是黄花闺女？你是爱我的心，爱我的人，还是爱，黄花闺女？幸亏我用太平洋床单，证明了自己。可我心里别扭。因为你，曾经，不信任过我。你在新婚第一天夜里，是在，验证。
解放装出一脸茫然，忘顾左右，但我知道那天夜里，他是心怀鬼胎的，是要验证政治队长的话的。结果当然让他欣喜万分，事后我想起他当初的情绪，确实如此。我不是人们说的，跟原来退婚的对象，有过“关系”。我是把一个完整的宋梅影，献给他，使他一辈子在人前，理直气壮昂头挺胸，做男人。
后来我终于知道，其实这种疑惑，从领结婚证那晚回来，从我拒绝他开始，就存下了。存在他心里，纠成一个结，让他整整十天，恍恍惚惚。他那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失过身，要不为啥不让他碰？是怕被他发觉会取消婚礼，才拒绝他？
新婚之夜，我用一窍不通，用床单上鲜艳的“梅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所以，只要跟他吵架，我认为说什么都不过分。解放不吭声，不还嘴，不接招，我就没有了办法。像一拳头狠狠打出，砸在棉花包上，再有脾气，哪儿发去？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为什么那么在乎，解放这种思想。我只庆幸自己意志坚定，无论第一个对象说得天花乱坠，无论他对爹怎么殷勤，对娘怎么巴结，对我怎么真心实意，竟然连手也没让他碰过。也许，冥冥之中，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无论这个人我喜不喜欢，都不能把自己随便交出去。一定要等真正当了新娘子，才可以做“那事”。
果然，对象要去当兵，他的理由只是：宋梅影是个“子弟”，将来有了孩子，不能参军不能考大学。可是当初，他不是明明白白，知道我是个“子弟”么？只是那时候他还是个猪场饲养员。尽管我曾经是那么，那么想嫁一个穿军装的，到部队去举行婚礼。但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我是“子弟”。所以，在他提出退婚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幸亏我没有把自己，给他。
3、戏台人生如戏，还是戏如人生？
多少年后我仍然想不明白，就像上帝早就编排好的密码，缘分是那么不可抗拒。为什么我苦苦地恋着那个人，最后却与潘解放走到一起？反省自己，并非只为了婚姻，而是确实爱过。
——摘自《宋梅影日记》
那时侯，我们桑柔涧公社宣传队非常有名，与城关宣传队、机械厂宣传队成“三足鼎立”，各有绝招，支撑起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我们从街上走过，人们常常会指着其中一人喊：看，那就是演李铁梅的，辫子是真的。那是唱小常宝的，嗓子那个亮哇，不要扩音器。还是机械厂的牛嘛，那洋鼓洋号就是气派，一只鼓就顶你一个王八班子呢。
每年春节一过，紧锣密鼓了一冬天的各家宣传队，要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这是比赛，更是一种政治任务，没有哪个领导会不重视。从正月初十开始，就在体育场，搭下戏台，海报三天前就贴出去。各家演出剧目，却秘而不宣。这一年的汇演，更是空前隆重，据说请了地区专家做评委，就是要现场评比，现场发奖。这汇演，就吊起人们胃口，从海报贴出那天起，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
眨眼就到了正月十五。从中午起，体育场门口，人流就可着没有门的口子往里涌。戏台下摆满凳子。民兵早就把一捆捆竹竿，靠在戏台前，晚上用来维持秩序。他们还吼着那些老头老婆婆：趁早回家去，不怕死的就坐着，明早叫你儿子抬着棺材来装你！因为他们早就见惯不惊。每年元宵节汇演，仿佛全县人民都来看戏，真正的人海人山，如流如潮。竹竿在人们头顶挥舞，仍然不能把站起的人群压下去。几捆竹竿，到最后总是成了一缕缕竹丝。那还是一个戏台，一个宣传队接一个宣传队，彻夜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今年，是并排三个戏台，让三家最有名最旗鼓相当的宣传队，同时敲起锣鼓拉响丝弦，明明就是打擂台么，想想这是啥阵势？怎么不叫人眼珠子发亮，腿脚抽疯呢？
天终于黑了，场子也早满得水泄不通。一排穿黑棉制服袄的人被民兵护着，分别从后台登上戏台，坐在侧幕边。指挥部在大喇叭里一声喊，三个戏台，几乎同时开始“吵台”，大锣咣咣敲，战鼓咚咚响，那声响，会把十里外的人都吵了来看戏。蓝色布幕还没有拉开，我听到第一论人潮，就在台下开始了“拉锯”。民兵们紧握竹竿，却没有举起，他们知道，这时候，需要给人们一个选择机会。这时候，不能阻止这些观众。让他们去犹豫，观望，定主意，到底选择哪家宣传队，他们自然就会去哪个台下，看戏。
几乎就在开场锣鼓停止那一瞬，大幕刷地拉开，拉幕的两个男人，还没有跑回戏台一侧，鼓板响起来，哒哒哒哒一阵，然后，是锣，是钹，是文场乐队一起。不过，这不再是吵台，而是正式开戏，是演出开始，是比赛开始。也几乎是同时，台下安静了，人流稳定了，我悄悄掀开底幕一角，稳稳神，朝旁边评委们嫣然一笑，摇身一变，不再是自己了。
那晚，我们桑柔涧公社宣传队，演的是《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我演李奶奶，军子演李玉和，兰子演李铁梅，老贺演鸠山，而潘解放，演卖木梳的——一个冒充地下党联络员来接头的——敌人。潘解放说，这是他宣传队生涯中最不忍目睹的一幕。
我们抓阄抓到东台，最里面的台子，先从地理上就输了一筹。而城关宣传队在中间，最佳位置。机械厂宣传队在西台，观众一进场就看戏，也算优势。不过，如果他们的节目压不住台，观众就如同流水，哗啦啦涌向中间，或者，我们东边。
也不知谁，想下那个绝招。也许，是太想拿奖的公社武装部长暗中指挥？那时候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各公社都是武装部长管宣传。戏开演不久，就有一群人从西台下，呼啦啦往东而去。接着，中台下观众，也随着人群，呼啦啦往东而去。根本就没人知道为什么要，呼啦啦而去。而后，刚到西台下的观众，当然也不会放过看好戏的机会，索性随着人流，站也不站一下，就涌过去。台上评委，诧异地望着台下。那些正在演出的演员乐队，也眼睁睁看着，观众如潮水般，从自己台子下跑掉。但他们，没有一点儿办法。他们总不能，让那些拿竹竿的民兵们，拦住观众说，回去，不准跑。那就失去了，打擂台的意义。
那一刻，解放，不，是解放扮演的角色，正举着一把木梳对我说，老奶奶，桃木的，要现钱。
这是《红灯记》第五场中的一个重要场面，潘解放说的是接头暗号。这戏演了不知多少遍，观众都能记住台词了，往往我们还没说出口，台下就叫喊起来，没有经验的演员，就会乱了阵脚，不是忘记台词，就是跟着台下的人们笑，砸了戏。但是此刻人们仍然担心，李奶奶会上当，会拿起那盏信号灯，对暗号。然后，就会有一批地下党员，人头落地。可是，大家看到，我，不，是李奶奶稳稳地，拿起那盏煤油罩子灯，擦起来。特务果然上当，他接着问李奶奶，密电码在哪里，他是奉命来取的。他不知道，此刻，明察秋毫的李奶奶，已经识破了，他是一个特务。而且，李奶奶知道，出事了。她要赶紧把这消息通知她的儿子，李玉和。
卸妆时，解放悄悄把一杯热水递给我说，你没听见，我一喊你老奶奶，台下就起哄？
起哄啥，说错了吗？我没听懂。我一出鬼门道，就是戏中人了，台下观众根本影响不了我。
说她男人，她男人喊她老奶奶。那是两口子。解放把“两口子”几个字咬得像啃生红薯，又脆又甜。
我扑哧一声，梳子掉在地上。好啊，以后结了婚，你也得喊我老奶奶。
行啊，反正又没人听见，喊你皇后娘娘，太后老佛爷，咋样？可说好了是结婚后啊。你说，啥时候喊？
呸，我又中你圈套了。哎，这是县城，又不是在公社台子上，他们怎么就认得咱们？我疑惑了，看着解放。
还不是武装部长的计谋嘛，咱们公社的民兵把观众从西台、中台拉过来，一人喊就都跟着喊，咱俩比《红灯记》还好看。后来，我才知道，武装部长就拿一个理由——台下观众多少，跟那些评委争来那个惟一的，一等奖。
反正，只要在台上，我都要受你压迫。解放似乎委屈，又很得意。
解放没有说错，我演游击队长，腰里别两把木头锯的手枪，用墨汁染了，系着大红绸穗子。而解放演叛徒。要命的是，我还要在最后，一枪崩了叛徒。那出戏可是演遍了全县各个公社，演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媳妇把男人一枪崩了。最倒霉的是，在桑柔涧公社演，演一场砸一场，观众在台下喊着，她男人，她男人，她崩的是她男人。还有更要命的，往往走在街上，都能感到脊背被戳得血窟窿般，那些娃儿们，撵着我脚后跟喊，她崩了她男人。她崩了她男人！然后把手伸成手枪样，冲我脊背“叭叭叭”地叫。
其实那时侯，解放还不是我男人，只能叫做对象。后来，婆婆让解放传过话来，宣传队工分高，咱也不挣了，我这张老脸，丢不起这个人。
娘也说，回来吧，该嫁的闺女老在台上晃，招人笑话。
可婆婆的话，没有人听。娘的话，也没有人理。一个公社宣传队，几十号人，就解放和我两个“子弟”，何况，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多大的荣誉？我们才不管别人说啥呢，跟政治思想相比，一切都不值一提。何况，这是演戏，是假的，人们这样做，除了没文化，还是没文化，能把我们咋样？我们仍然，天天在台上，一个喊老奶奶，或者大娘。一个扮演着另一个的，丈母娘，或者上级。
细想起来，解放从一开始，就在人们心中，一点点，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自己，却浑然不觉。人们认定他，天生怕老婆的种。一辈子，要受媳妇管制。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暗暗想，结婚后，一定要让解放真正“翻身得解放”，我要用实际行为，使解放改变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人们哪里知道，解放的聪明？解放的作文贴在教室后面时，全班五个女生就有四个喜欢他，我那时正在暗恋一位老师，不然，也是解放的追求者。人们哪里懂得，解放的大智若愚？解放一句话，一句平淡的不能平淡的话，就让我心甘情愿把自己托付出去。从此认定，非潘解放不嫁，让爹和娘，伤透脑筋。
4、宣传队
我与潘解放的恋爱，准确地说，是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我们奇怪，同学一场，他没有娶到在学校就悄悄追的胡玲，我也没有嫁给，任何人。
宣传队在黄河滩割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放悄悄跟在身后，悄悄地，把他自己割的草，归拢到我的草堆里。我不怵力气活，比如出圈，比如担粪，比如，拉架子车，最怵割草。我左手指上，一道道疤痕，记录着割草的经历和耻辱。别人家孩子，5岁就拿镰刀，而我，12岁拿起镰刀，只会砍肉而让那些草，在自己眼皮下跑到别人筐里。我把这种笨拙，归结为自己从小生长在城里，没有练下“奶功”，如同一个武旦，在骨骼未发硬之前，没有练下扎靠的功，就一辈子扎不了靠，那花木兰穆桂英扈三娘之类的角色，就这辈子跟她无缘。
那一刻，其他人都在远处，滩地里，没有树，也没有一丝风。下午的太阳把草晒蔫，也把人晒得像草。河水在远处流淌，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只是今年，河滩里多了我们几十个青年男女，农忙时不再排练节目，而是在河滩上，割草。这些草要晒干运回去，支援一些大队，然后这些大队，给我们出工分。
那天的一个时刻，解放说，你说话要算话，你要是不算话了，我就没命了。
解放说这话时，没有抬头，看着地上，左手捻着一只爬过脚背的蚂蚁，右手中镰刀，在眼前一棵蒿苗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斫。解放的脸，让太阳晒成一块红布。汗珠从额头上流下，把脸分割成一绺一绺，然后滴在土里，砸下一个个小坑。
我毫不犹豫地说：你放心，就是你说话不算话了，我也不会说话不算话。
后来，我细细品味，细细掂量，自己，原来在解放心里，如此重要。原来一句话，可以担负起一个人的，生命。原来默不做声的解放，把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子，一个刚被别人抛弃了的女子，放在那么，那么重要的位置。我想，如果真是这样，自己刚才那句话，是否发自心底？是否说得太，太轻率了？
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就这样，脱口而出，出得措手不及，出得让解放抬起头来，眼泪汪汪。出得让自己，愣在那里，想不起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解放分明把我那句话看做誓言，看做承诺。我没有想到，自己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没有来得及细想的承诺，从此，使自己迈上一条遥远而又漫长的路途。这路途，没有浪漫。不是梦幻。这路途，将要穿越人间俗世，让我经历，幸福与磨难并存的，日日夜夜。这路途，对我而言，是检验。是考验。是验证。我是否具有穿越它抵达，那个境界的——坚韧而又充满爱意的精神实践的——能力与，自信？那会儿的我，当然不知道。
太阳落山后，我们望着那条沟里，飘起的炊烟，把已晒干的草捆成捆背上，一前一后拉开距离，一步一步，朝炊烟的方向移动。炊烟渐渐淡了，消失在晚霞里，我们坐在窑门前，端起大碗喝汤。呼噜呼噜的声音，响成一片。没有人看到，今天与往日，有什么异样。没有人看到，解放喝汤时，不时悄悄抬头，迅速掠过我的眉眼。也没有人看到，我撞上解放目光时，那瞬间的一丝慌乱。
该进窑睡觉了，人们打着哈欠，陆续回窑。窑是低低的，原来放羊人掏的，没来得及砌窑畔，也没有门。军子那个子，伸展脖子就会碰头。男生一孔，女生一孔，我们也像在学校里一样，喊自己男生女生。这样一喊，仿佛娶了媳妇的，有了男人的，就又退回去几年。男生那孔窑，队长老贺把边，把那些小伙子，褥子边压着褥子边，在厚厚的麦秸上，挨着排过去。女生这孔窑，彩霞把边。把我们，也挨个儿排过去。彩霞儿子，刚断奶留给婆婆，夜里总要偷偷起来，挤一挤，不然疼得睡不着。两孔窑挨着，夜里谁放个屁，都能惊醒人。可我们，觉得有滋有味。因为，不是宣传队，我们能暂时脱离开家里的人和那些鸡们猪们，与同伴夜里睡一铺，白天一锅汤里搅稠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