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制度的式微或旧秩序的瓦解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止。随之而来的运动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更为微观的“残渣余孽”。例如，至少在六十年代前期，大川及附近村庄的巫医卜算之辈依然在暗中活动，但“文革”突然降临后，即便此类活动也被禁止。有的学者认为，“文革”对农村的波及程度并不很大。但我在大川的观察使我相信，“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打击面比“文革”前的各类运动还要宽泛，而且相当细微。此前反传统运动的指向可以从宗教场所的拆除或焚毁事件中看得很清楚。但到“文革”期间，村干部在告密者的协助下将人们私藏的皇历、经书、风水罗盘、算卦竹签、香炉等器物通通变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到1974年，大川依稀可辨的传统文化遗迹只有那座空空荡荡、泡在水中的孔庙。但即使它的日子也屈指可数。
1973年3月，毛泽东提出批林批孔。林彪曾是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后因故仓皇逃往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死。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始于1974年，但将孔子也作为批判对象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认为，批孔是因为孔子曾经倡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目的在于恢复周朝礼乐制度，重振业已衰微的贵族之家。虽然转弯抹角，批林与批孔的结合在那些对历史问题或历史典故非常敏感的人们心中，却明白无误地意味着毛泽东不满意总理启用旧部的意图。在边远的永靖县，由于孔氏家族的老祖宗正在受批判，大川也因此倒霉。
1974年2月，干部们在永靖县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准备组织群众批林批孔。根据永靖县档案中保存的“批林批孔简报”，县人民武装部派出了14名干部组成的工作队，驻进大川所在的公社。随后，一百多名民兵备以步枪，时刻准备粉碎孔家人的抵抗。
公社总部在中庄。这是一个毗邻大川的孔姓村。在这个村里，工作队和民兵在民宅墙上贴出了150幅标语，在黑板上画出26幅漫画，发出34条运动通知。这些举措被记录在一本厚厚的官方文件中，旁边还有一份补充报告，其中提到运动受挫，动员群众批判孔子很难。
所谓运动受挫的说法指标语被撕毁或黑板被打掉的反抗举动。虽然公社干部立即怀疑到孔家人，但无法判定何人所为。不过，运动就是运动，不能因此终止。所以，工作队和公社干部商议执行一个既定计划：夷平大川孔庙，将本地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物质标志铲除，让它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既定计划还包括利用民兵将拆下来的建筑材料运到公社修建仓库。
大川人得知消息后，一群老人要求村干部先把孔庙拆掉，这样至少可以保住建筑材料。公社领导派民兵出动前，大川人悄悄地拆掉孔庙，将抢救下来的建筑材料保存在木匠坊。当公社要求上缴这部分建筑材料时，大川村干部表示既不知道谁拆了孔庙，也不知道剩下的庙宇建筑材料落入何人之手。
工作队本来想以戏剧般的手段拆掉孔庙，以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满腔热情。失去机会的工作组成员恼羞成怒，进而图谋报复，带着一群中学生来到孔庙废墟，将残砖烂瓦堆成一个形似坟墓的瓦砾堆，带着孩子们大喊口号，攻击着一个临时性的敌对象征。当然，这不是愚蠢做法，其目的在于羞辱一个敢于犯上的村落。毕竟，很多喊口号的娃娃们自己就姓孔，而且大川村干部也被要求参加这次离奇的批林批孔大会。再者，周边围观的人多为大川人。
我在大川的田野工作中进行访谈时，被访者告诉我，大川没人敢公然反抗这种侮辱。作为工作队的后盾，一百名多全副武装的民兵就安排在不到一里远的公社总部。所以，对工作组处心积虑组织的批判会，被访谈者解释为故意找碴，以便用武力手段处理敢于犯上的人们。
